定制行业在较长的可见时间内不会爆发深度价格战,还是基于对定制行业深度的分析:(1)定制家居竞争格局较为清晰,初步形成行业分级圈层。目前,定制家居行业仍处高速增长期,渗透率较欧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随着消费升级的深化,我国定制家居渗透率将持续提高,未来市场增量空间广阔,行业尚未出现大量产能过剩;市场参与者以民营企业为主,实力雄厚的企业较少,市场集中度低;经过前期高速发展,部分企业脱颖而出,并开始全国布局。定制家居行业已形成初步行业分级圈层,龙头企业品牌定位较强,以中高端市场为主,大力塑造品牌形象,竞争较为理性,激烈厮杀意愿不强。(2)产品标准化程度低,无库存压力。定制家居企业为客户提供个性化设计,降低了产品标准化程度,提高了对企业前端设计、后端安装维护能力的要求。龙头企业可通过出众的设计能力及售后服务获得溢价,降低了价格战风险。同时,由于定制家居企业实行按单生产,无库存滞销,以及不存在产品更新换代压力,缺乏价格战导火索。(3)消费者品牌认知度增强,品牌成为企业竞争焦点。随着人均收入增长及消费升级加速,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日益增强,定制家居企业纷纷塑造品牌形象,追求“品牌溢价”。在这种背景下,主动发起价格战将对企业品牌形象造成致命影响,得不偿失。即使我们对标家居建材行业内发展了30年的地板行业,它已经非常标准化、非常成熟的,也曾经多次爆发价格战,但地板行业仍然没有出现多寡头垄断的局面。地板行业部分具备生产制造能力的企业开启了细分定位,例如世友地板发挥在实木地板方面的传统优势,开始进行品牌全面建设,进而延展到三层实木、强化等。生活家地板,以巴洛克风格作为定位细分点,重点做实木、三层实木类地板。书香门第地板,定义为美学地板,以三层实木、实木为核心,精耕上海市场,成为区域内同领域的销售强势品牌。肯帝亚坚持走高性价比的中高端为主的策略,推出SPP石岩粉打造的创新产品,进军家用、商用铺装材料等新领域。未来地板行业将出现一批准确定位于自己细分市场的品牌,形成小而美的品牌群。地板行业会不会在未来只剩下规模性的大品牌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超高端、高端、中高端及实木、多层实木、三层实木、竹木地板等不同维度下,依旧有通过精准的细分人群定位获得独特竞争优势的品牌。例如,近年来“得高”“卢森”“必美”等进口地板也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增长,在高端人群拥有较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获得部分人的追捧。“书香门第”以美学主义作为切入点,赢得了部分忠实的客户,并获得了部分区域市场的营销优势。“北美枫情”主打北美风格,主力推动木家居战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类品牌切忌跟随大品牌打价格战,而是要寻求自己独特的渠道和营销方式,通过精准的人群定位及优质服务获得高溢价,未来还可以围绕客群进一步延伸相关家居品类来获得新的溢价优势。所以,对于定制行业,在可预见的未来,爆发深度价格战的可能性不大。一线定制品牌发动的所谓价格战,主要是起到引流和品牌曝光、消费者普及教育等三大作用。一线品牌的套餐式营销能在终端市场获得巨大成功,是针对定制消费的固有痛点推出了务实高效的解决方案。伴随着消费升级,以往单品或单品组合类营销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对全屋定制的潜在需求。而套餐模式解决了定制消费“价格虚高”和“价格不确定”两大消费痛点,不仅受到了消费者的高度认可,而且在定制行业刮起了“套餐式”营销的新风尚。不足之处是,套餐依靠“低价”让用户形成了中低端的产品形象认知。现有套餐模式的用户大多是中端,在一线城市甚至可能是低端用户,虽然能挤压竞争对手,提升部分市场占有率,但对整个市场洗牌起不到太大颠覆作用。虽然说,二三线品牌不会在短期内闻到死亡的味道,但并不意味着二三线品牌可以高枕无忧。搞死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而不是竞争对手!所有的二三线品牌应该牢记的是:品牌集中度提高是大势所趋,差异化经营永远是取胜之道,经营企业永远应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句话总结定制行业的未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木前头万木春!”
《大学》八目,前面我们已经讲了第六章,“盖释格物致知”。接下来请看第七章“释诚意”: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大学》第七章,“释诚意”诚意,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毋自欺”,自己心里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不自以为是,这就是诚意。话虽这么简单,但如果我们真正扪心自问,反观自照,哪一个人真正做到了“毋自欺”这三个字?我看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以前有一个古董商人,在与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到,干我们古董收藏这一行的,一辈子就是七个字全概括了:“自欺,欺人,被人欺”。对这个我的体会也比较深,因为我周围搞古玩收藏的朋友也比较多。最近有一个朋友搞收藏正在“发烧”,每周都要到罗马假日广场的古玩市场去,高高兴兴地收罗一大堆旧东西回来。但大家都知道这古董市场的东西,真假不好说,价格也说不清楚。这个朋友刚刚迷上这个,结果收一大堆东西回来,到处找明眼人帮着鉴定,结果行家一看,没对,这些东西也就是前两年才做的,只不过在粪水里浸泡过,仿真做旧了而已。但这个朋友明明上当了却还嘴硬,跟人说:没什么嘛,我看着很好嘛,我就当是工艺品,放在家里做装饰也很好。这就是“自欺”啊!明明买了假古董上了当,自己还给自己打圆场,掩饰自己心中的不平衡。这样的人我见得不少啊!前两年我还看到一个报道,也是一个搞古董的,花了几百万元,买了一个元代的“青花盘”,然后到处给朋友说,这回是拣了一个大便宜,运气算是来大了!为什么?搞收藏的都知道,“元青花”是非常珍贵的,全世界现存的元代青花瓷器也就一两百件,香港前一段时间拍卖的一个相似的元青花瓷器,拍价是两亿元。所以,他认为自己拣了个大便宜。但结果很不幸,最终的权威鉴定出来,仍然是假古董。这人从此一蹶不振好多年。后来,大家在一起再问到那个“元青花”时,他才说老实话,确实是自欺欺人啊!当时自己也有一闪念:凭什么这么稀罕的东西会这么便宜被我淘到手?运气真的就从天而降落在自己头上?尽管是别人编了一个很奇特的故事,但故事也有漏洞,如果不是自己利欲熏心,存在侥幸心理,又怎么会上当呢?所以,凡是不能诚意而自欺,都是因为中间有贪欲在作怪,中间的利益让你失去正确的判断。要做到“毋自欺”有一个前提,就是“格物致知”。你有能力把这些善恶是非、七情六欲都放下了,让“知善知恶”的良知之光充分发挥出来了,这个时候,你自然就会很清楚、很明了,既不会自欺,更不会受人之欺。当然,致知在格物,你在格物致知上把功夫下够了,自然就能够在“诚意”上显现出来。
IE,(IE的全称为IndustrialEngineering,中文为工业工程)俗称“改善效率”。它本身即是一门应用性的学术领域,称为工程是表示不能只做分析,而必须做实务设计。凡“四大工程科系(电机、化工、机械、土木)外的”且和产业现场相关者应属IE领域。也就是说,IE工业工程包括制造现场,机器与生产线设计,作业员的动作经济与工具设计,使制造效率化等。因此,对于工业工程的定义,可以描述为:工厂中要使用到的工程技术(电机/化工/土木/机械除外)。 学习IE管理的目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IE可应用于任何方面的企业单位不论制造业或服务业,都必须对现代化流程设计有正确的知识与认识。首先就是要明确IE可应用的范围,它可应用于任何方面的企业单位(如行政、财务、采购、制造、研究等),并使这些单位的工作做到“多、快、好、省、精、美、准”的七大标准。(2)学习并精通新旧IE的技术制造单位的各级人员只有学习并精通新旧IE的技术,才能做好现场改善。(3)提倡“节能降耗”口号的企业,离不开IE新工业工程的学习提倡“节能降耗”口号的企业,更应该去学习IE新工业工程中的调配与节省成本模式。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才能达到企业的目标——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1940年代,大野耐一抱着发展丰田汽车事业的决心前往美国学习,取得工业工程经书回到日本。后来反复奔波于日美航线,历时近三十年创造丰田生产方式(TPS),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率领日本团队首次战胜美国同行。美国为寻究竟派出专家赴日考察,反过来当日本的学生,经研究写出著名的《改变世界的机器》一书。在这本书里,美国人把丰田生产方式叫作LeanProduction。LP即中国大陆翻译的精益生产和中国台湾翻译的精实生产。而中山清孝则说过,丰田生产方式就是美国工业工程在日本的应用。
“物尽其用”可能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就是要让每一样物品的功用发挥到极致,实现利益最大化,这种思想朴素、实际,却也忽视了风险的防范。将“够用就好”的理念挪用到对产品的价值判断以后,就会生产出大量“够用却不好用”的产品,这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泛滥,也成为中国特色之一。我们总去抱怨一些国人到日本采购电饭煲、马桶盖。“难道我们中国自己没有这种产品吗?”笔者却相信这种漂洋过海用脚投票的行为一定是理智的。且不论中国品牌智能马桶盖两位数的返修率是否合理,扫货客在海外购买同样的产品是需要面对电压差异和可能无保修风险的,再加上国外产品的人性化设计和便利性,不仅仅是一句“同样可以清洗和保暖”可以画等号的,这就是好用和够用的差异。笔者自己在前几年装修的时候,隐约记得住过的国外家庭旅馆的厨房墙面刷的是涂料,而不是通常使用的瓷砖。经过细细的信息查询以后,笔者花三百多元购买了一桶芬兰生产的厨房涂料,粉刷其中的一间厨房和两个阳台。这种涂料含有陶瓷成分,本身防水、防污、放油,现在七八年过去了,任何油污只需要用湿抹布和洗洁精一擦即可,比起费钱、费工、费力的传统瓷砖,简直便宜又好用。给自己的产品一点点功能的余量,使消费者使用起来放心、舒心、省心,变够用为好用,应该是商家们在产品功能上努力的方向。
 汤用彤说:“大凡世界圣教演进,如至于繁琐失真,则常生复古之要求。耶稣新教,倡言反求《圣经》(returntotheBible)。佛教经量部称以庆喜(阿难)为师。均斥后世经师失教祖之原旨。而重寻求其最初之根据也。”23这一思想的回归的逻辑对于中国哲学史来说尤为凸显。这不仅是由于“笔头去取千万端,后世遭它恣意瞒”,中国哲学的原典经由后人的不断的解读而日益真伪难辨,而且更由于中国哲学史作为身体的生命史而非思想的演进史,其流与源之间存在着一种更为有机的张力而始终首尾相衔。故中国哲人心中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复古之梦,中国哲学史中其今与古、现代与传统之间是那样如影随形般地难舍难分。这意味着在中国哲学史上思想的每一次大的突飞猛进,其结果必然是重新向历史的原点的回归。这一点在中国的明清之际表现的尤为明显,也就是说,明清哲学乃中国哲学史上心识哲学发展的物极必反,其代表了新时期再次复兴先秦身体哲学的历史运动。梁启超在谈及明末以来的思想史时所谓“道学的反动时期”、所谓“中国文艺复兴”云云,当对此有照明作用。  而追溯这种身体复兴运动的思想轨迹,就不能不使我们再次回到王阳明。王阳明的哲学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极其矛盾的复合体,以至于一方面其代表了宋明心识哲学的进一步的深化,并把这种心识哲学推向了极致;另一方面,其“切己自返”的思想路线不仅为一种通向“此心”、“本心”的哲学敞开了大门,同时必然也为一种更为彻底的直抵“此身”、“本身”的哲学提供了契机,因为“亲己之切,无重于身”,唯有“身”而非“心”才是真正的“当下”和“自己”,才是经过现象学还原的真正的“此在”本身。故在王学中,其超越一切的“心”其实并不外于血肉形躯的“身”,其对“心者身之主宰”(《传习录下》)的强调并不妨碍其同时明确提出“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同上)这一身心不二的理论。因此,我们看到,也正是从这种身心不二的理论出发,才使王阳明既强调“良知”的“心知”,又强调“致良知”的“身行”,既反对“不能精察明觉”的“冥行”,又反对“不能真切笃实”的“妄想”。同时,也正是从这种身心不二的理论出发,才使王阳明比先前宋明诸儒更多注重“事上磨炼”的功夫,并对之身体力行而使自己的人生更多的体现为一场“行动的人生”而非“静思的人生”。故王阳明的哲学无疑具有鲜明双重性格,其既是宋明心识哲学的集大成者,又创榛辟莽地开出了后来的身体哲学之先河。就此而言,王阳明与其说是中国的费希特不如说是中国的胡塞尔:其像胡塞尔一样,既是哲学史上所谓的“最后的先验唯心主义者”,又同时为哲学史上率先向经验的生活世界的回归的先知先觉。  一旦我们将王阳明的哲学如此定位,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作为王学左翼的泰州学派旋即异军突起之必然,以及为什么一如黄宗羲所言,该学派的出现既使王学“风行天下”,又使王学“渐失其传”。这是因为,正是由于泰州学派的出现,才使王学中所隐而未彰的身体哲学的思想发扬光大,从而最终在明清之际为我们率先发起了对心学的蹈空取向的批判,并从中开始实现了中国哲学从“心”的哲学向“身”的哲学这一历史性转变。所谓“赤身担当”,所谓“赤手搏龙蛇”,所谓“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这些见之于《明儒学案》中的话语不正使我们对泰州学派的度越前代的精神可见一端。  “若能握其要,何必窥陈编”。泰州学派的为学之要,乃是作为心学的切己路线的继续,其并非是从历史的故籍中求学问道,而是诚如王阳明“学者能时时当下,即是善学”(《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五》)所说,从我之“直下承当”的所谓“当下”入手提纲挈要。故罗汝芳谓“当下即是工夫”(《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三》),杨起元谓“当下者,学之捷法”(同上),周汝登谓“当下自身受用得着,便是有下落”(《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五》)。然而,其名虽同,其指却异,此“当下”已不同于彼“当下”:其间不容不有辨的是,如果说王阳明所谓的“当下”是我之“心”的“当下”的话,那么作为王学弟子泰州学派诸儒的“当下”则移形换步为我之“身”的“当下”。因此,这一不同的“当下”观表明,同为“切己之学”,泰州学派所切入的“己”,已不是“心”之“己”而是“身”之“己”;同为“切己自反”,泰州学派所诉诸的“反”,已不是“反思”之“反”而是“反身”之“反”。这样,随着泰州学派之于我之“当下”的重新解读,沉睡了千年业已退隐的中国古代的此在之身又一次重新朗现在明儒的视域,“身在是而学即在是”(《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三》),不是“明道见心”而是“明哲保身”成为泰州学派的中心主题。  也许,在先秦后的中国哲学中没有任何人像泰州学派那样,使身体的哲学意义得以如此明确的揭橥和提撕。这一点除了可见之于王艮所先发其覆的《明哲保身论》外,还可见之于王艮和其他泰州学派学者的众多论述中。所谓“诚明之至,无物不复,反求诸身,把柄在手”(《语录上》),所谓“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同上),所谓“身与道原是一件。圣人以道济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宏道,是至尊者身也。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同上),所谓“都道苍苍者是天,岂知天只在身边”(《咏天下江山一览增友》),所谓“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三》),所谓“大人通天下为一身”(同上),如此等等无一不为之于身道的推明。对于泰州学派来说,正如王艮“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敬身,则不敢不敬人”(《明哲保身论》)这一观点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本己的身体既是宇宙万化之源,同时亦为社会人伦之本。而这种对伦理学的身体性的肯定必然导致对伦理学的生理意义的肯定,从而使伦理与生理融为一体,并最终意味着理学中伦理唯心主义、伦理超验主义的行将寿终正寝。故不仅“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这一王阳明的思想被奉为正统,而且在泰州学派中所谓“是制欲,非体仁也”(《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三》)、所谓“只是率性而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所谓“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适,性也”(《何心隐集》),所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王艮《语录上》),所谓“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王艮《乐学歌》)等等观点业已解缆放船地纷纷推出,使泰州学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黄宗羲语)。于是,随着有别于心识伦理的这种  “生命伦理”的推出,在泰州学派中,其不仅提出“孔门《学》、《庸》,全从周易‘生生’一语化得出来”(《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三》),也即从大易之生生中追寻伦理的源头,而且最终将万物的“化生”落实到人物的“形生”,长期被理学家所忽视的“民生”问题由此而得以高度的肯定,而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推出即为其明证。故泰州学派的出现,标志着长期占统治地位并留连于玄虚光景的“心性之学”的行将衰敝,和一种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实学”思潮在明清之际业已初现端倪。  人们看到,这种从“心”向“身”的“实学”转向,随着明亡这一“天崩地析”的时代到来而陡然崛起,并呈万牛莫挽之势。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三大巨儒的学说的横空出世即为其显征。无论这三者的学说之间如何不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对当时风靡的“心性之学”起而矫之,并激于时弊从对其的理论辨难走向对其的历史批判,故顾炎武下述议论以其痛定思痛乃代表了历史之深刻辨证,其谓“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同时,也正是基于这种历史之深刻辨证,使他们在从“心”走向“身”的同时,从宋明理学的“内圣”走向中国传统的“外王”,从思想的批判走向现实政治的批判,复兴“修己治人之实学”和重建更为合理的政治制度成为其不约而同的共同纲领。而无论是黄宗羲之于古之“原君”、“原法”的推崇,还是顾炎武之于“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分以及王夫之之于“虚君共和”理念的发明都无不表明了这一深衷。然而,在这一身体哲学转向之中,真正使古之身学光而大之并集其大成的则非王夫之莫属。梁任公在其《清代学术概论》弓I谭嗣同的话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章太炎在其《船山遗书》序中亦云:“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儒,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此诚为不虚之语。  一旦我们把王夫之学说视为集古之身学之大成,一旦我们从身体视域出发进入王夫之的理论,我们就会发现,既不是横渠之学,又非《论》、《孟》、《学》、《庸》,而是作为中国古代身体哲学之真正原典的《尚书》,当为王夫之以资借鉴的最重要的也最具奠基性的思想资源,而在其真正转入学术生涯时所完成的对《尚书》重新阐释的《尚书引义》一书,应被视为是其可以等身的著作中的最具原创性思想的一部。我们之所以坚持如是说,乃在于在其《尚书引义》一书中,王夫之以史为鉴,从独夫殷纣“罔顾天显民祗”而最终导致其上帝不保、天命殛之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中,为我们别有深意地独揭“天显”这一古老概念的极其深刻的哲学奥义,而把“天有显道”视为其哲学立论的真正理论基石。按王夫之的理解,所谓“天有显道”,即“且夫视而能见,听而能闻,非人之能有之也,天也。‘天有显道’,显之于声色,而视听丽焉”(《尚书引义·泰誓中》),也就是说,宇宙最根本、最绝对的“天之道”即“显之道”,也即不假人为、自然而然地经由视听所显现的有形世界之道。故“天有显道”乃对终极性的“天”给予一种“现象学还原”之道,并经此还原而使“天”从“形上之天”回归于“形下之天”之道。同时,对于王夫之来说,也正是经此“现象学还原”,使道最终与视听之具体的“身”而不是思维之抽象的“心”得以内在勾连,从而使道不再拘泥为所谓宋明之儒的“心性之道”而回归于汤武的“身之之道”,此即“道恶乎察?察于天地。性恶乎著?著于形色。有形斯以谓之身,形无有不善,身无有不善,故汤武身之而以圣”(《尚书引义·洪范三》)这一论点的推出,而该论点最终可醍醐灌顶般地一言以蔽之为一句话,即:“即身而道在”(同上)。  我们看到,在王夫之的学说里,也正是基于这种作为“天显”的“身”,为理学所高标特立的“心”和“性”业已失去了其自在的独立性,形上之“心”、“性”唯有通过形下之“身”才能得以真正体现和发明。故王夫之谓“不发而之于视、听、言、动者,不可谓之心也”(《尚书引义·仲虺之诰》),谓“心者即目之内景,耳之内牖,貌之内镜,言之内钥……非别有独露之灵光”(《尚书引义·洪范三》),谓“性焉安焉者,践其形而已矣。……然则唯有人之形也,则有人之性也”(同上)。进而,也正是基于这一极为自觉的“身以内,身以外,初无畛域”的思想,王夫之对先前种种“一切唯心”、“万法唯识”的唯心主义和超验主义发起了入室操戈、空前彻底的批判。其不仅力辟佛老的“断声见”、“除我相”、“不净观”、“臭皮囊”、“清静法身”等等观点,视“以秉为患,以为为妄,以百姓为刍狗,以父子夫妇为火宅,以游戏为三昧,以空诸所有为正觉”为罔顾天显民祗之“纣道”的再现(《尚书引义·多士》),而且从“父母未生以前,今日是已;太极未发以前,目前是已”这一身的当下出发,对“悬一性于初生之顷,为一成不易之侧”的王阳明“无善无不善”的“心体说”给予了不依不饶的讨伐和清算(《尚书引义·太甲二》)。而这种批判既是对先前佛学、理学的“头脚倒立”的哲学的根本性颠覆,又可被视为是对先秦的身体本体的古典传统的历史性再建。而在王夫之的学说中,其所谓“有形而后有形而上”、“无其器则无其道”、“理在气中”、“能必副所”、“行可兼知”等等命题推出,都无一不为其理论体现,并缘此而尽发其覆地使中国古老的身体本体思想得以空前彰显。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夫之的学说里,这种对身体本体的古典传统的再建,不仅表现为其提出“即身而道在”而重新恢复了身体在中国哲学中的根本的地位和尊严,而且还表现为其进一步追本溯源于“一阴一阳之谓道”,从而使男女两性之感再次凸显为身道的原发之源。王夫之释张载“乾称父,坤称母”曰:“从其大者而言之,则乾坤为父母,人物之胥生。生于天地之德也固然矣;从其切者而言之,则别无所谓乾,父即生我之乾,别无所谓坤,母即成我之坤;……而父之为乾,母之为坤,不能离此以求天地之德,亦昭然矣”(《张子正蒙卷九·乾称上》)。故对于王夫之来说,正如我的身体源自男女一样,同理,那种即身的天地之道实际上亦不过是男女之道的体现。这样,不是理学“以一该万”的“唯一”,而是大易“不有两则无一”的“两一”就成为天地之道的原发机制,而“惟异生感”的两性之“感”就成为宇宙万象得以氤氲化生的最终根源:“阴阳合于太和,而性情不能不异;惟异生感,故交相欣合于既感之后,而法象以著”(《张子正蒙注卷一·太和》),“天下者,万事万物之富有,而皆原天道自然之化,阴阳相感”(《张子正蒙注卷六·有德》)。易言之,在王夫之的学说里,与张载“感者性之神”这一思想一致,终极性的道已并非是理学家的那种超感的“一阴一阳”之“所以”,相反地其本身就太极而太和地为一阴阳互感体。  此乃是宋明以来接续张周而对宇宙之道的性感特质的至为明彻的洞揭。其结果是,一方面使宇宙之道因感而生而成为一种日新又日新的历时性的生成过程,故有王夫之所谓“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思问录外篇》),所谓“江河之水今犹古也,而非今水之即古水;灯烛之光,昨犹今也,而非昨火之即今火”(同上)之论;另一方面又使王夫之一反宋明理学种种“气禀有定”、“一成不易”的先验主义人性论,坚持“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周易外传·无妄》),在其学说中一种与时偕行的历史主义的人性论的推出成为可能。这种人性论既坚持“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这一性的“日生”(《尚书引义·太甲二》),又主张“未成可成,已成可革”这一性的“可革”(同上),并在此基础上使一种迥异于宋明治道的全新的治道理论得以推明。而该治道理论既不失其对“孤秦陋宋”政体批判的锋芒,又不愿躐等于朱子“古是今非”的绝对原教旨主义的理论,而是以“今胜于古”、“势异而理异”为其规定和使命。凡此种种,不仅意味着在中国哲学中“冥思”业已开始让位于“健行”,意味着宋明人的“静思的人生”开始让位于古老的“行动的人生”,而且宣布了久已被遗忘的“时机”、“境遇”以及“历史”重新究不可掩地出现在哲人的视域之中。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王夫之的这一铭句与其说是他人生的自励,不如说更可视为是其哲学的不无酷肖和生动的写照。易言之,王夫之的哲学乃是基于真正的中国古代传统,从我之身体出发开出新的生面和广阔天地的哲学。该哲学既以其包罗宏富集中国古代身体哲学之大成,又以奠基者的身份规定着其身后的中国哲学运行的轨道。虽然整个清季训诂考据的“小学”骤盛一时,然而在义理的“大学”层面,以明经为宗旨的清代思想却具有鲜明的“后王夫之哲学”的特色。从颜元“身实学之,身实习之”这一对学的揭示,到戴震“出于身者,无非道也”这一对道的解读,再到章学诚“六经皆史”这一对经的检讨,其间都有这样一条主线一以贯之,即:他们都主张从宋明理学回到先秦的周孔之道,并坚持这种周孔之道其实质并非“心教”而是“身教”。因此,由泰州学派开其端倪,由王夫之大力发明,并由颜、戴、章诸清儒接其余绪的明清哲学实际上乃为中国哲学之于身体的回归运动,并从中使中国哲学由身到心、再由心到身这一历史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成为可能。而“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这一“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的历史的逻辑再次为我们雄辩地表明,中国哲学的“天地之心”、中国哲学的“事物本身”,最终不是宋明人援佛于儒的理念化的“心体”,而是从先秦古老的六经中所径直开出的活生生的“身体”。  无疑,中国哲学中的这种身体本体的揭示,无论是对于中国哲学还是对于整个人类哲学其都有不容低估的意义。它不仅是对有别于西方传统哲学的中国传统哲学所特有的本质的真正破译,而且从中为我们洞显出一种步出现代主义哲学危机的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视域。它对身体的“此在”的还原乃体现了对生活世界的更为彻底的还原,并代表了对现代主义的种种“以身为殉”价值取向的最早的抗议和批判;它对身体的“性感”关系的发现乃是对宇宙对话关系的至为根本的发现,可为消解现代风靡的“以一驭万”的独白话语提供深刻的镜鉴;它对身体的“历时”的肯定作为对时间的生生不息意义的真正的肯定,从中使我们预感到今人所使用的那种机械化的钟表行将过时,一种更具生动气韵也更具时代感的生命之钟即将钟声长鸣。因此,在这个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无往而不胜地普泛化为全球话语的当代,在这个抽象取代了具体、同一代庖了关系、效率偷换了时间而人类日益远离其原发生命之源的今天,那种以启蒙为其旗号而风光无限的西方传统的意识哲学正在走向其历史的反面,与此同时,时代也正在呼唤着一种面目一新的身体哲学的出现。这种全新的身体哲学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现代人所皈依的知行取向,使我们从抽象的“思想的启蒙”走向更具始源性的具体的“身体的践形”,而且也意味着人们将更多地关注的不是物质生活和生产而是人自身的生活和生产,而对德留兹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赖以成立的“生命学基础”实行釜底抽薪的批判,并缘此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安身立命之基从事历史性重建。而今天所出现的由“无家可归”所催生的“家的回归”的社会运动,基于“克隆”所引发的“生命伦理”的热烈讨论,以及反叛男权独霸而导致的西方女性之于总统宝座的纷纷问鼎,不正是可以看做是这一批判和重建的端倪初现,不正是可以从中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扑面而来的人类身体哲学时代的春天吗?  故而,中国古代的身体哲学不仅是从属于中国的,也是从属于世界的;不仅是从属于历史的,也是从属于今天的。唯有从一种身体件的中国哲学出发,我们才能有力克服要么使中国哲学成为一种“私人话语”,要么使中国哲学成为一种西方哲学的附庸的理论窘境。唯有从一种身体性的中国哲学出发,我们才能真正摆脱要么将中国哲学视为一种业已死亡的过去,要么将中国哲学寄希望于一种遥遥无期的未来的悲惨命运。因此,身之时义大矣,身体既是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桥梁,又是中国哲学步入今天之通途达道。故我们相信,正如当年我们祖先通过“反求诸身”开创出让世人叹为观止的辉煌的中华文明一样,值此后意识哲学即将大行其道的今天,之于中国古老的“身体之书”的重新解读也必将使我们的文明再次引领世界文明的风骚。
C连锁向外扩张之时,也需要“排兵布阵”,每个企业有其自身的企业文化与体系,如果无法有效整合,将会使扩张走上“损耗”之路。这里面,既需要考虑到地理上的布局,又要考虑到组织文化的匹配,还要考虑到所收购药店的潜力。从理论上来说,门店数越多,运营的整体成本就会越小,其品牌效应也会越强,“势”在,所向披靡!但最为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人多了,盘子大了,执行的力道是否还能自上而下一致?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于新技术,大平台,多方资源,能否发挥其最大效能?这是对“大咖”连锁们的一个巨大挑战。影响格局者,还有移动医疗、网上药店、政策等,有些药店,虽是后起之秀,近几年才开的,但是,借助于现代化技术,同样有着“黑马”般的成长速度。未来到底会掌握在谁手中?也许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在这里,我们是否也要提及走出国门?得格局者,得天下,相信那些有梦想的药店经营者们,心可能并不只在眼前,更在远方,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路却在脚下。回到基点,何为格局,格者认知程度,局者所做事情的结果,体现的便是认知的深浅与所执行的程度差别。这里面,可以“纬”出成千万种状态,呈现在世间的药店便有如此“千姿百态”“众彩纷呈”。这种格局之争,又有其宿命,有其变术,也许辉煌的巅峰之势可能仅因为领军者“变化”突入低谷,抑或者因某个机会而扶摇直上,是命也,是运也,是时也,皆不可知。而正是这样的一种“变幻”,充满了魔力,吸引着无数药店人前赴后继。竞争,得益者,是消费者,也是时代所需,药店圈的整体服务水平提升了,专业服务能力强了,越来越多的药店实现了“一站式”购物,对顾客的健康管理是深度的会员维护之举,这在以前,可能只停留在医疗机构与书本中,但如今已然遍地开花。谁将会在中国药店的格局之争中胜出,目前是一个谜。谜底需要所有药店人用自己的心血来揭晓!范月明,笔名,云中月,临床医学、工商管理双学位,国家执业药师、医师。在海王星辰拥有近十年一线实战至中高层管理经历。一药店管理学院高级讲师,多家药店媒体资深撰稿人,中国药店金牌专栏作者,已出版著作《卓越药店人》。迄今为止,已为全国七成以上百强连锁药店授课。课程特色:注重实践与落地技术,贴近员工与运营管理者,帮助药店人增长知识,改变心态,提高技能,让更多药店人更快乐地工作。
绘制成功地图如图6-3所示。图6-3绘制成功地图(图片来自网络)每个团队的工作都不是一个人完成的,需要团队成员共同协作完成。在绘制一张实现目标的甘特图前,管理者需要做三件事:(1)赋予每个人工作的意义。每个人的工作对于实现组织目标都是有价值的,一张甘特图可以表现出每个人的工作在组织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作为一个新生代的管理者,你仍然需要找机会和新生代谈话,除了说明工作本身的意义外,还要让新生代明白在这份工作中他的哪些能力会得到提升,哪些思维会得到改善,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激发新生代在工作中的学习热情,也能够营造出组织中更积极正向的情绪。(2)强调团队的贡献,而非个人的贡献。如果一支球队赢球,功劳不只是属于进球的前锋,同时也属于传球的边锋、组织进攻的中场、化解危机的后卫、守住球门的守门员、运筹帷幄的教练及无数默默付出的辅助人员。因此,作为管理者,你需要在组织中强调团队协作的重要意义,通过帮助大家建立信任,增强大家的换位意识,提升成员之间的沟通能力,学习解决冲突及进行合作的技巧,真正把团队打造成一个整体。只有这样,团队才会拥有积极的协作氛围,胜能举杯相庆,败则会拼死相救。(3)先绘制成功地图,再做防范预案。一个更习惯于成功的组织不会在绘制成功地图的时候存在各种顾虑,这样会让团队成员在纠结中产生负面情绪。运用六顶思考帽的方法,先戴上黄色的帽子考虑最好的情况,绘制出成功地图,再戴上黑色的帽子,从最坏的角度去做好各种防范的预案。在成功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有很多积极心理学技巧可以帮助我们加速成功,并营造更多的积极情绪。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第三步:寻找成功加速点。
战略定位策划是用思想来阐述,设计是用图纸来阐述,这是策划与设计在阐述上的不同。这样项目方在选择策划单位时就会有很多困惑,特别是现在似乎什么人都能策划,网站、媒体、广告公司、营销公司、代理公司都在做策划,其实设计院也在做策划。因此,项目方在选择策划单位时更加无所适从。据观察,设计单位免费做的战略定位策划基本上都是忽悠人的。了解战略定位概念的人很多,但是能正确思考这一概念的人却不多。人们往往是用思考设计的方式来思考战略定位,这样就出现了用设计图纸代替战略的趋势。既然战略定位策划很重要,为什么很多项目没有做战略定位策划依然很成功?其实不是项目方没有做过战略定位策划,只是投资商的想法(也可以称为战略),加上设计院的设计就会形成一个战略定位策划。所以,看上去项目方并没有专门去做战略定位策划。的确,有很多项目是可以用图纸代替战略的,特别是单体建筑,比如建筑国家大剧院就完全没有任何必要请战略定位策划机构来做策划,投资商直接进行设计招标即可(在发达国家也叫咨询或规划咨询)。再有,一些单体的小建筑,哪怕是一般性的城市综合体也可以用设计代替战略定位策划。需要战略定位策划的项目大多是不知如何利用、开发某一块地,或者这块地的内容(业种业态)比较复杂,涉及层面广。与城市相联系的项目,以及涉及对区域经济的贡献的项目应该进行独立的战略定位策划。做战略定位的服务内容往往是没有既定框架的,具有很强的探索意味。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用设计代替战略定位策划就会本末倒置,给投资带来很大的麻烦。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不能用设计代替战略?当并不能明确知道地块用来做什么时,我们就要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可以用设计代替战略的。如果之前就知道地块的用途,那就不用做战略定位了,直接进行设计即可。再有就是这块地已经有建筑物,可能是一栋建筑,也可能是一群建筑,也可能是一条商业街,但我们需要对这些建筑进行改造。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需要战略定位策划。由此可见,在什么情况下对设计和战略进行对接,什么情况下要独立进行战略定位策划,之后再与设计进行对接,要根据项目的具体状态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