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力(LearningAbility)是每个人需终生具备的能力。葆有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与探索,对知识的“舒适区”能够自主自发地向外扩展,永远对认知之外的一切事物充满渴求,是尤其可贵并将受益一生的能力。面试官可采用这样的问题:“能不能告诉我,你最近在看什么书?都给了你什么启发?”“你在实习或工作期间,有没有学习一些与本岗位不相关的其他领域的知识?都是什么方面的知识,能否与我分享一下?”“你认为哪些知识和能力是你求职的工作必须具备的?你都做了哪些准备?两年之内还有其他方面的学习计划吗?”通常,我们可以从回答中听到三种结果,如图2-2所示。图2-2学习力分类图(一)规划进攻型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有很清晰的认知,也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有的会在毕业之前或实习期间,按计划考完本专业的资格证书,如金融学专业会考取证券从业资格证书;财会专业会考取会计上岗证、注册会计师等。还有的会主动涉猎与本专业相关的拓展知识,拓宽学习维度,如人力资源专业的应届生学习心理学的相关知识等。(二)循规蹈矩型有些应届生根据自己所学专业的需要,会在毕业前按部就班的考取相关上岗资格证书。但是,对于今后工作中是否还需要其他知识较为漠然,对自身专业所匹配的行业态势与市场发展也没有太多关注,而是以找到工作为目的,持续学习、终生学习的意愿并不强烈,没有自发的学习动力。此类应届生多安于现状,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与未雨绸缪的预知。他们更适合那些处于稳定期与成熟期的企业,以及体制内的企业与事业单位。(三)特长社交型此类应届生擅长的不是自己的专业,而是人际社交活动,激情满满,劲头十足。一个特长社交型的学生,在校期间往往也是校内各种社团组织与活动的积极分子,投入不少精力与时间,喜欢崭露头角,享受聚光灯下的照耀。比如参加学校的某社团或学生会,参加各类比赛或运动会等。他们一般情商较高,会利用自己的特长结交人脉,打出一片自己的人际圈。综上,针对三类不同的学习力:规划进攻型、循规蹈矩型与特长社交型,企业在招聘时,可结合不同岗位需要的学习力程度,分别做选择。对应届生学习力的招聘建议是:重用规划进攻型,培养特长社交型,使用循规蹈矩型。
经济学阐微:本文提到的粮食统购政策(这里只针对富人),在中国历史上很少实行。不过军队屯田政策却影响深远。新中国成立后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粮食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实施的。据统计,1952年7月至1953年6月粮食年度内,粮食缺口达40亿斤。1953年赶上小麦受灾,减产70亿斤,农民惜售,私商又在市场上大量收购粮食,抬高粮价,一般高出牌价20%~30%,这严重影响了刚刚展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时加强了中共高层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决心。统购统销政策后来延伸到植物油、棉花等产品,该制度一直持续到1985年。历史告诉我们,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于工业化所需资本的积累是重要的,中国的现代化因此没有经历西方血腥的殖民化和野蛮的奴隶制阶段。原文:桓公问于管子曰:“崇弟、蒋弟,丁、惠之功世,吾岁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咸卤、斥泽、山间㙗𡔁不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缘封十五里之原,强耕而自以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则是寡人之国,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也。以是与天子提衡,争秩于诸侯,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唯籍于号令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于对曰:“请以令发师置屯籍农,十钟之家不行,百钟之家不行,千钟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数皆见于上矣。君案囷窌之数,令之曰:‘国贫而用不足,请以平价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损焉。’君直币之轻重以决其数,使无券契之责,则积藏囷窌之粟皆归于君矣。故九州无敌,竟上无患。”令曰:“罢兵归农,无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则积藏之粟足以备其粮;天下无兵,则以赐贫甿,若此则菹菜、咸卤、斥泽、山间㙗𡔁之壤无不发草。此之谓籍于号令。”译文:桓公问管仲说:“祟、蒋、丁、惠等四家功臣的后裔,我全年从他们那里不能征收一斗一升的租税,这项收入要除掉。荒草地、盐碱地、盐碱水泽及高低不平的山地,我也不能征收到一斗一升,这项收入又要除掉。庄稼布满在边境十五里的平原上,但这是一些人强行耕种而自建的村落,对他们我也不能征收到一斗一升。就是说,我的国家五分收入还不能掌握二分,简直是有万乘之国的名,而没有千乘之国的实。以这样的条件同天子并驾齐驱,同诸侯争夺地位,有什么办法吗?”管仲回答:“只有在号令上想办法才行。”桓公说:“怎么办?”管仲回答:“请下令派遣军队去边疆屯田务农,但规定家存十钟粮食的可以不去,家存百钟粮食的可以不去,家存千钟的更可以不去。这样,去的人不会有百分之一,而各家的存粮数字则全部被国家知道了。君上再根据各家的数字发令说:‘朝廷困难财用不足,要按照平价向你们征购粮食。你们要按照粮仓的数字全部售出。’然后,君上按照所值货币的多少来算清钱数付款,使国家不再拖欠购粮单据上的债务。这就使各家粮仓积藏的存粮全部归于国君了。这样,就可以做到九州无敌,国境安全无患。”桓公说:“罢兵归农,这些粮食岂不没有用处了吗?”管仲说:“一旦天下发生战争,则储备的粮食可以作为军粮;天下无事,则用来帮助贫困农民生产,这样,荒草地、盐碱地、盐碱水泽,以及高低不平的山地就没有不开辟耕种的了。这些做法叫作在号令上谋取国家收入。”古今案例分析: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一个显著不同之处就是,前者强调国家重要商品的储备,然后通过商品的“敛散”控制市场,取得财政收入。《管子》的作者认为,粮食是最基本的商品,可以作为价值尺度,充当实物货币,也能根据实际需要“以谷准币”或“以币准谷”,就是按时价将货币折成谷,或将谷折成货币。笔者注意到,在我的河北老家,现在当地政府仍然用“以币准谷”的方法同农民签订土地转让使用合同。合同规定,按市场时价,每年每亩地补偿农民相当于多少斤玉米的钱数。置屯之谋实际上是以边疆屯田的借口,获得农民的实际存粮数,再平价收购这些粮食。《管子·巨乘马第六十八》有一则“虞国策乘马之数”,与置屯之谋相似,更高明的是政府通过金融手段实现粮食的统购。春季放贷给农民,秋天再按时价将贷款钱数折合成粮食要农民偿还,然后再以粮食为实物货币,购买国家需要的其他商品。在商品的“敛散”过程中,取得惊人的财政收入,同时抑制商人利润,防止有产阶级过度膨胀。当代,国家控制粮食变得越来越重要,基本原因是世界粮食市场是由资本控制的,这四家大粮食跨国企业简称“ABCD”,他们是ADM(ArcherDaniels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Dreyfus)。四大粮商控制目前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决定着世界食品的价格。它们除了利润之外没有太多的社会道德责任,这里仅以ADM公司为例:二十世纪初,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里市(Minneapolis)的阿切尔(GeorgeArcher)和丹尼尔(JohnDaniels)两人从事亚麻子油的压榨工业,后来又并购了米德兰亚麻子产物公司(MidlandLinseedProductsCompany),因此就产生了今天声名显赫的ADM。之后,产业扩大到面粉工业、食品加工业、饲料业、特殊食品业、可可业及营养品工业等。后又把基因工程用于农产品的生产,但直到前些年迫于公众压力,才公开它的基因产品业。今天的ADM是个巨大的盘根错节的跨国公司,旗下共有约两百七十家制造工厂,分布世界各地。除此之外,它还进入了农粮储备、运输交通等行业;ADM也是世界第一大的活化燃油乙醇生产者,将大量谷物投入了乙醇生产,加剧了2007年以来世界粮价的暴涨。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新统计,从2007年夏天到2008年4月上旬,全球粮食价格涨了40%,联合国粮农组织成立40年来第一次发布了粮食短缺的警报。非洲的毛里塔里亚、中美洲的海地和墨西哥、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都因粮食涨价而发生了暴乱。民以食为天,“天”不能为资本所控制,粮食市场只能由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控制——这是置屯之谋给我们的最大启迪。
IPD自1998年登陆国内,至今已经20个年头。与很多流行一时的管理概念或模式不同,IPD没有华丽的外表,也缺乏哗众取宠的噱头,但正默默地改变着国内企业的研发管理现状。华为公司是第一家引进和实施IPD,也是受益最大的国内企业。在1999年初IPD项目的启动会议上,咨询方IBM的项目经理说:“IPD将优化华为公司的整体运作!”当时华为人将信将疑,但几年下来,IPD确实帮助华为建立了世界级的研发管理体系,并优化了华为公司的整体运行。除了华为以外,中兴(SZ000063)、方太、许继电气(SZ000400)、金发科技(SH600143)、英威腾(SZ002334)、汇川技术(SZ300124)、金卡智能(SZ300349)、良信电器(SZ002706)等国内企业都实施了完整的IPD解决方案,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咨询公司帮助下实施的,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方太公司2002年引入IPD,截止2004年11月30日,方太同时在线产品开发项目为43个,2003年同期不到15个,而研发人员增加不到20%。2004年项目按时完成率为80%,平均研发周期比2003年缩短了近50%。方太的实践显示了IPD为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由2002年几个亿的年收入到2017年上百亿年收入,并且,2017年开发出的水槽洗碗机原创发明获得国家轻工业技术发明一等奖。我在国内推广IPD的过程中,一些人士经常质疑IPD的适用性,以为IPD只适用于象IBM、华为这种大企业。其实不然!IPD是总结了新产品开发各方面的优秀理论和实践而形成的,是业界最佳产品开发方法的集合。所以,IPD思想和方法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它具有集成性和系统性的优势。中小型企业在引入IPD时,可以先选择一些模块实施,如新产品开发流程,不管企业大小,一个科技创新型企业,总是要做新产品开发。当然,IPD也不是万能的唯一的研发管理系统。研发管理的思想和方法一直在不断发展,IPD也是研发管理发展过程中的管理模式之一,如门径管理系统(SGS,Stage-GateSystem)、集成能力成熟度模型(CMMI)等。我认为,企业在追求研发管理进步的进程中,采用什么样名字的研发管理模式并不重要,因为核心思想与核心方法没有区别,关键在于采用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落地化的解决方案!
一致行动人协议是指公司股东通过协议安排,共同扩大对上市公司的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根据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08年修订)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一致行动人是指通过协议、合作、关联方关系等合法途径扩大其对一个上市公司股份的控制比例,或者巩固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地位,在行使上市公司表决权时采取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相同意思表示。一致行动人应当合并计算其所持有的股份。投资者计算其所持有的股份,应当既包括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也包括登记在其一致行动人名下的股份。一致行动人以“一致行动人协议”为基础,协议规定一致行动人在向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关股东大会、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时保持一致。一般情况下,一致行动人在行使提案权和表决权之前会进行洽商,尽可能达成一致。如果没有达成一致,协议会明确规定以谁的意见为主进行提案或表决。中国拟上市公司在上发审会前,如果大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低于50%,通常会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目的是表明公司有牢固的控制权。同时,经常在发起人股东限售股份解禁时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此时解除协议,通常情况下是为了减持股份。案例:马云是如何控制蚂蚁金服的图3-17蚂蚁金服2020年8月前股权结构马云独资控制杭州云铂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云铂”),而这家公司以GP身份同时获得杭州君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杭州君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所持股权的投票权,成为蚂蚁金服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2020年8月21日,杭州云铂进行股权变更。变更后的股东由马云变成了马云、胡晓明、蒋芳、井贤栋,如表3-7所示。表3-7杭州云铂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股东名称认缴出资实缴出资占股比例备注马云343.4343.434%胡晓明222.2222.222%蒋芳222.2222.222%执行董事井贤栋222.2222.222%图3-18蚂蚁金服2020年8月前股权结构图3-19蚂蚁金服2023年股权结构从图3-18、图3-19的股权结构看,似乎马云放弃了一人控制权。其实不然,杭州云铂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变更的同时,四位股东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其中,核心的两个条款是:①杭州云铂对蚂蚁集团行使股东权力时,由杭州云铂股东会审议,需要经过股东所持表决权2/3以上批准(注:即胡晓明、蒋芳、井贤栋所持股权加总也达不到2/3的标准)。②如果股东会决议达不到票数,无法通过的,其他股东应按马云的决定投票。蚂蚁集团被暂停上市主要是因为在2020年11月3日的晚间,蚂蚁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以及主要管理部门被有关部门就蚂蚁集团存在的不符合发行上市的条件,以及信息披露问题进行了约谈。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暂缓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的决定》,正式宣告蚂蚁集团暂停上市。据蚂蚁集团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蚂蚁集团的微贷科技平台共促成信贷余额2.15万亿元,以花呗、借呗为代表的消费信贷余额总计1.73万亿元,其中大部分贷款余额来自蚂蚁集团旗下两家小贷公司。另自蚂蚁消费金融公司开业起一年过渡期内,两家小贷公司实现平稳有序的市场退出。监管部门要求,在蚂蚁集团整改的过程中要做到“两不加、两不降”,即“不增加消费者成本、不增加金融机构等合作伙伴成本,不降低消费者服务体验、不降低风险防范标准和要求”。具体的整改方案:目前董事会八名董事中包含四名独立董事(达到半数),下设包括风险管理与消费者权益保障委员会、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内的六个专门委员会。在此基础上,计划继续引入第五名独立董事,实现董事会中独立董事过半数。相关管理层成员不再担任阿里巴巴的合伙人,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的透明度和有效性,强化与股东阿里巴巴集团的隔离。从马云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行使股份表决权,到包括蚂蚁集团管理层、员工代表和创始人马云在内的10名自然人分别独立行使股份表决权。2023年1月7日,各方分别相应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终止协议》《关于杭州云铂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杭州君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及退伙协议》《承诺函》等文件。
唐宋以来,官员例有职事官、散官、勋官、爵位之分,到了明代,职、散、勋、爵的名称依然存在,但其实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切随官职而走,散阶、勋称、爵位均与官职相称,成为官职的附属,不再具有叙劳、叙功的本来意义。初授官职,同时授予对品散阶,考满后迁调改除,官职的品秩有所变化,则散阶随之变为对应品秩的初授散阶。惟品秩不变时,散阶具有品内升等作用。初考称职,授予升授散阶,再考功绩显著,授予加授散阶。明代文散官阶称表职事官品级初授散阶升授散阶加授散阶正一品特进荣禄大夫特进光禄大夫从一品荣禄大夫光禄大夫正二品资善大夫资政大夫从二品中奉大夫通奉大夫资德大夫正三品嘉议大夫通议大夫正奉大夫从三品亚中大夫中大夫正议大夫正四品中顺大夫中宪大夫大中大夫从四品朝列大夫朝议大夫中议大夫正五品奉议大夫奉政大夫朝请大夫从五品奉训大夫奉直大夫正六品承直郎承德郎从六品承务郎儒林郎宣德郎正七品承事郎文林郎宣议郎从七品从仕郎徵仕郎正八品迪功郎修职郎从八品迪功佐郎修职佐郎正九品将仕郎登仕郎从九品将仕佐郎登仕佐郎注:宣德郎为从六品吏员升授散阶,宣议郎为正七品吏员升授散阶。洪武十三年(1380年),初定内外文武官员岁给禄米俸钞之制,二十五年(1392年),重定俸禄,遂成定制。其俸禄如附表。明代学官、首领官与杂职吏员另有俸制,不在附表之列。学官俸禄,州学正月米二石五斗,县教谕、府州县训导月米二石。首领官俸禄,凡内外官衙提控、案牍、州吏目、县典史均给月米三石。仓库关场直至河泊闸坝等杂职官,给月米三石至一十五斗不等。吏员按所在衙门品级,给月米二石五斗到六斗不等。宦官月米一石。廪膳生员日米一升,另给鱼肉盐醯*(读音xī)。明代俸禄实给有米有钞,洪武时以米为主,间给钱钞。钱一千、钞一贯折米一石。永乐迁都北京,确定米钞兼支之制。四品以上米钞各半,五品米六钞四,六品米七钞三,七至九品米八钞二,杂职全支米;地方官五品以上皆米二钞八。其后逐渐调整京官米钞比例,到成化年间,米钞比例已变为正一品米三钞七,以下米的比例递增,到从九品米七钞三。从成祖确立官俸米钞兼支制度后,因北京漕运困难,京官俸禄中应给之米并不如数发给,而是只给很少一部分。大体上,流内官及杂职有家小者,实给米月一石,杂职无家小者,实给米月六斗,其馀应给之米均发给俸帖,即领米凭证,让官员自行到南京支取。应给之钞则按米一石折钞一贯计算。后来因钞价大幅度贬值,改为米一石折钞十贯,仁宣以后到正统年间,米一石渐至折钞二十五贯。官员领到俸帖,不可能自行去南京,而只能把俸帖卖与商人,每十石米的俸帖,值银不过一二两。这样,即使官至正一品,每月俸禄除实领米一石外,禄米俸帖折银加上俸钞不过十来两。明代官吏俸禄表(洪武时定制)官品十三年年禄十三年俸钞二十五年月俸米二十五年年俸米正一品1000石300贯87石1044石从一品900石300贯74石838石正二品800石300贯61石732石从二品700石300贯48石576石正三品600石300贯35石420石从三品500石300贯26石312石正四品400石300贯24石288石从四品300石300贯21石252石正五品220石150贯16石192石从五品170石150贯14石168石正六品120石90贯10石120石从六品110石90贯8石96石正七品100石60贯7.5石90石从七品90石60贯7石84石正八品75石45贯6.5石78石从八品70石45贯6石72石正九品65石30贯5.5石66石从九品60石30贯5石60石明代钞价对俸禄也有重大影响。洪武初,钞一贯官价为钱一千或银一两,到洪武末,钞一贯已贱至一百六十文。永乐以后,钞一贯仅值二三文,到成化年间,钞一贯所值已不到一文,几乎成了废纸。朝野流通货币为钱与银,唯有给俸继续用钞,实则一钱不值,有名无实。明代俸禄之薄,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638。有的学者仅从字面数字出发,认为明代俸禄高于唐代和清代,舛误至甚。从永乐到宣德,是明代俸禄最低的时期,问题就出在禄米发俸帖和钞价贬值上。周忱为了稳定官俸,制定了俸帖折银之例,每石米俸帖,固定为折银四钱发放。成化年间,又定折布折钞之例,布一匹折米二十石,折钞二百贯。后又定布一匹,折银三钱,并陆续调整其他折算比例。“于是官员俸给凡二:曰本色,曰折色。其本色有三:曰月米,曰折绢米,曰折银米。月米,不问官大小,皆一石。折绢,绢一匹当银六钱。折银,六钱五分当米一石。其折色有二:曰本色钞,曰绢布折钞。本色钞十贯折米一石,后增至二十贯。绢布折钞,绢每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公侯之禄,或本折中半,或折多于本有差。文武官俸,正一品者,本色仅十之三,递增至从九品,本色乃十之七。武职府卫官,惟本色米折银例,每石二钱五分,与文臣异,馀并同。”①稳定后的俸禄,仍以正一品官为例,月禄米八十七石,按米三钞七比例,本色二十六石一斗,折色六十石九斗。给米除实领米一石外,二十五石为折银米或折绢米,即使全按折银计算,每石六钱五分钱折银十六两;折色每石米折十贯,六十石米折钞六百贯加俸钞三百贯合计九百贯,折银不过二三两。一品官的俸帖折银加上俸钞合计不过十馀两不到二十两,其馀官员俸禄之低可想而知。且明代俸禄不仅以米折钞,以钞折布,有时还折为胡椒苏木等物,每种折算的比例均偏低,七折八扣,官吏实得微乎其微。由于明代俸禄过低,大小官吏均依靠俸禄以外的其他收入过活,且上上下下都司空见惯。正如顾炎武所言:“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639京官的实际收入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吃属下空名和贿赂,二是向地方索取馈赠。书吏杂职的实际收入来源,则主要是敲诈索要办事者。地方官员的实际收入,主要来源于正税之外的额外加派。宣德四年(1429年),有人控告左都御史顾佐受皂隶贿赂,将其放归吃空名。宣宗问杨士奇,顾佐何以受贿?杨士奇答道:“所诉事,诚有非诬。盖朝臣月俸,止给米一石,薪炭、马刍,咸资于皂,不得不遣半归,使备所用。而皂亦皆乐得归耕,实官皂两便。此京师臣僚皆然,臣亦不免。”640当时孔友谅亦上疏道:“国朝制禄之典,视前代为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禄,其馀大小官自折钞外,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仰事俯育,与道路往来,费安所取资?贪者放利行私,廉者终窭*(读音jù)莫诉。请敕户部勘实天下粮储,以岁支之馀,量增官俸。仍令内外风宪官,采访廉洁之吏,重加旌赏。则廉者知劝,贪者知戒。”641正统年间,山西巡按御史陈泰又奏请增禄养廉。“时百官俸薄,折钞又不能即得。泰上章乞量增禄廪,俾足养廉,然后治赃污,则贪风自息。事格不行。”642这些建议,都未能起到作用,终明之世,俸禄过低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明代俸禄制度还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宗室和官员之间、少数民族降兵降将与官员之间,俸禄差别极为悬殊。在宗室和官吏之间,宗室极厚,官吏极薄。宗室之俸,亲王米万石,郡王二千石,以下各有差等。未受封的宗室诸子,均有俸米。就连宗室有罪革为庶人者,亦月支米六石,直到万历时才减至二石。嘉靖时,御史林润上言:“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皆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643在降兵降将和官吏之间,降人极厚,官吏极薄。永乐以后,对北边降人采取笼络政策,待遇优厚,与官吏形成巨大反差。正统初,验封司主事李贤言:“塞外降人居京师者盈万,指挥使月俸三十五石,实支仅一石,降人反实支十七石五斗,是一降人当京官十七员半矣。”644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增加了官吏的不平和不满情绪。明代的低俸制对政治的冲击极大。当时官俸虽低,然而当官却是最便捷的致富之道。盖因当时官吏的俸外收入已成常规,缺乏制度约束,任其恣意横行。永乐以后,虽然朝廷不时惩处个别贪贿之官,但并不是真正要清除贪贿恶习,而只限于把贪贿控制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低俸制使朝野上下,甚至包括皇帝在内,都认为官吏“适当”地贪贿一些无可非议,惩治贪贿的措施,只不过是对那些闹得过了头,实在不成体统的官吏而采取的,是一种“枪打出头鸟”式的惩罚。更有甚者,是对政敌的排斥手段。如天启时诬杨涟、左光斗贪贿,就是典型的例证。因此,只要贪赃不算过分,就是好官。低俸制在明代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上上下下无官不贪的普遍风气。虽然俸禄过低,但在实际上却国困民贫,惟官独富。万历十一年(1583年),左都御史丘橓曾言:“方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既以官而得富,还以富而市官,此馈遗之积弊”645。崇祯元年(1628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说得更明确:“皇上召对平台,有‘文臣不爱钱’之语。然今之世,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臣起县官,居言路。以官言之,则县官行贿之首,而给事为纳贿之魁。今言蠹民者,俱咎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薪俸几何,上司督取,不曰无碍官银,则曰未完纸赎。冲途过客,动有书仪。考满朝觐,不下三四千金。夫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科道号为开市,臣两月来辞金五百。臣寡交犹然,馀可推矣。”646顾炎武曾以治河为例,叙述明代官吏的生财之道说:“天启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侵克金钱,则自总河以至于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其不利者,独业主耳。而今年决口,明年退滩,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读音xǐ),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驯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国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责哉!不独此也,彼都人士,为人说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职事,一差遣,未有不计其获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于公卿大夫,真可谓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义而后利,终不可以致太平。”647既然低俸制有这么多恶果,高俸是否可以养廉?明代虽然有人不断建议增俸以养廉,但一直未能实施。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于,俸禄低不一定等于官吏的实际收入低,俸外收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明代前期,确有一小部分官吏因俸禄过低而无法生活,但到了明代后期,仅靠俸禄生活的官吏实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官吏都依赖于俸外收入“先富起来”。在官富民贫、国库空虚的情况下,对实际收入已经过高的官吏实行高俸制是否恰当,尚有待于研究。清代的品秩制度在明制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调整,除了继承明代职阶一体的做法外,散官阶衔被简化,勋官和爵位合二而一。其阶官称谓如附表。清代散官阶称表品秩文职散阶武职散阶正一品光禄大夫建威将军从一品荣禄大夫振威将军正二品资政大夫武显将军从二品通奉大夫武功将军正三品通议大夫武义都尉从三品中议大夫武翼都尉正四品中宪大夫昭武都尉从四品朝议大夫昭武骑尉正五品奉政大夫武德骑尉从五品奉直大夫武德佐骑尉正六品承德郎武略骑尉从六品儒林郎、宣德郎武略佐骑尉正七品文林郎、宣义郎武信骑尉从七品徵仕郎武信佐骑尉正八品修职郎奋武校尉从八品修职佐郎奋武佐校尉正九品登仕郎修武校尉从九品登仕佐郎修武佐校尉清代俸禄在顺治时分为两个系列,汉官为一个系列,满、蒙、汉军为一个系列。顺治以后,实行满汉一例,统一了官吏俸禄,其京官俸禄标准如附表。地方官吏俸银与京官相同,但不给禄米。与明代宗室俸禄过高不同,清代世爵勋官的俸禄不算过高。最高一等公年俸银七百两,禄米三百五十石,至闲散公年俸银二百五十五两,禄米一百二十七石;最低恩骑尉年俸银四十五两,禄米二十二石五斗。且担任官职者,俸银就高不就低只领一头。乾隆三年规定:“八旗世爵授外省文职者,如世爵之俸浮于外俸,于任所支领外任之俸,所余世爵俸银并世爵禄米仍留京支领,若与外俸相等及外俸浮于世职者,俸银均在任所支领,世爵禄米仍准留京。”次年又规定:“八旗世爵授外省武职者,其世爵禄米照文官例留京支领。”648清代京官俸禄表品秩岁俸银岁禄米正从一品180两90石正从二品155两77.5石正从三品130两65石正从四品105两52.5石正从五品80两40石正从六品60两30石正从七品45两22.5石正从八品40两20石正九品33.114两16.557石从九品31.5两15.75石未入流31.5两15.75石清代俸禄取消了明代的本色折色区分以及折算办法,一律按银两计算,但就其制度实质来说,仍然沿袭了明代的低俸制传统。为了解决俸禄过低的问题,顺治年间,另给京官每月公费一至五两,每年柴薪银十二至一百四十四两,外官则另给柴薪银、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案衣什物银四项补贴。但自俸禄实行满汉一例后,这些补贴逐渐裁革。俸禄过低,影响了官场风气。正如御史赵璟所言:“总督每年支俸一百五十五两,巡抚一百三十两,知州八十两,知县四十五两。(若以知县论之)计每月支俸三两零。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馀日将忍饥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若督抚,势必取之下属。所以禁贪而愈贪也。”649由于俸禄过低,加之官衙还需要相应的办公支出,各州县则在正税之外加收火耗,中央官员则向地方收取冰敬炭敬,各衙门的属官直至吏胥则层层收取陋规。所谓火耗,本意是指散银熔铸为银锭时的损耗,实际上变成了加征。正税解交后,所余火耗就成为州县衙门自己掌握的经费,称为耗羡。京官不能直接向民间征税,便接受地方官员的赠予。各种赠予名堂繁多,夏天谓冰敬,冬天谓炭敬,节庆谓节敬,生日谓祝敬,过年谓年敬,门生拜见谓贽敬,出京辞别谓别敬。赠予关系包括乡梓、同年、亲戚、门生、故吏、同窗等等,不可胜数。陋规也称规费,尤以吏胥长随所收为多,如来访进门所收门包,赴官宴所收押席银,呈诉状所收状纸钱等等。顺治年间,曾经禁征火耗。“钱粮征纳,每两火耗三分,正是贪婪积弊,何云旧例?况正赋尚宜酌蠲,额外岂容多取?著严行禁革,如违即以犯赃论罪。”650但是,火耗禁而不止,凡地方之办公,上司之规费,京官之馈送,无一不是出自耗羡。最后,连下令禁征火耗的圣祖也无可奈何,不得不承认现实,在河南巡抚鹿祐陛辞时说:“巡抚乃地方大吏,不在徒务虚文,宜实心筹画,思有益于民者为之。况清廉不专在一己,必使布按以下,一并为廉吏,始能有益于民。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651乾隆时,钱陈群追忆说:“本朝定鼎后,耗羡一项,尚存其旧。康熙六十馀年,州县官额征钱粮,大州上县,每正赋一两,收耗羡银一钱及一钱五分、二钱不等。其或偏州僻邑,赋额少至一二百两者,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者有之。不特州县官资为日用,自府厅以上,若道若司若督抚,按季收受节礼,所入视今之养廉倍之。其收受节礼之外,别无需索者,上司即为清官。其止征耗羡,不致苛派者,州县即为廉吏。间有操守清廉,如陆陇其之知嘉定,每两止收耗羡银四分,并不馈送节礼,上司亦或容之者。以通省所馈节礼,尽足敷用。是清如陆陇其,亦未闻全去耗羡也。”652明清的低俸制引出了加征火耗,而加征火耗具有如下弊端:首先,征收火耗的数额没有法定限制,只是循例而收,除了少数良知未泯、廉洁自好的官员外,耗羡归己支配,促使官吏尽可能多征,多数官员是用多少就征多少,使火耗的征收比例各地不一。有的每两加征数分,有的加征数钱,还有的高出正税。其次,火耗只有亲民官才能征收,不直接管理民政的官员没有,州县官依赖耗羡,实际收入大大超过其他官员。为了调节这种不平衡,司道府州索之于州县,督抚索之于司道府州,京官索之于外官,佐贰书吏索之于办事者。各级官吏通过索取馈赠、收受贿礼来平衡收入,成为官吏庇护网、关系网的滋生温床。“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州县藉口而肆贪婪,上司瞻徇而为容隐,此从来之积弊所当削除者也。”653再次,火耗的用途有极大差别,循吏将耗羡留作公用,贪官将耗羡归为己有。肃宁知县黄世发以清廉著称,耗羡充公。“旧例,钱粮加一二作耗银,世发亦收之而不自用,杂派亩银三四钱悉除之。县有役事,若修学校、缮城垣,及上官别有摊派,即以耗银应。”但多数官员不是如此,耗羡用于公务者少,私留归己者多。因此,加征火耗成了清代吏治的一个巨大的腐蚀剂。为了解决加征火耗带来的各种问题,清朝从雍正二年(1724年)起,开始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时山西巡抚诺岷建议:“将通省一岁所得耗银,提存司库,以二十万两留补无着亏空,馀分给各官养廉。”世宗也认为:“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③。于是采纳诺岷的建议,以各地征收火耗的实际数额为基数,把征收火耗由非法变为合法,明确稳定征收额度,规定各地应当提解的耗羡数额,再把这一款项分配给各级地方官作为养廉银。世宗自称:这一制度“上不误公,下不累民,无偏多偏少之弊,无苛索横征之扰,实通权达变之善策”654。乾隆时,大学士钱陈群向高宗解释养廉银的由来时说:“议者以康熙间无耗羡,非无耗羡也,特无耗羡之名耳。世宗出自独断,通计外吏大小员数,酌定养廉,而以所入耗羡按季支领,吏治肃清,民亦安业。特以有征报收支之令,不知者或以为加赋。”655较准确地叙述了养廉银制度创立的前因后果。雍正年间规定的各省应提解耗羡数额为四百二十二万两,约为当时正税的百分之十四。这笔款项专用于养廉银开支,不得他用。各种官吏应领养廉银数额,根据各地的贫富、政务的繁简等因素确定,再从所提解的耗羡银中支取。大体上,各省督抚的年养廉银在一万两至二万两左右,布政使为五千至九千两,按察使为三千至八千两,道员为二千至六千两,知府为八百至四千两,知县为五百至二千两,同知为四百至一千六百两,通判为四百至一千二百两,县丞为四十至四百两,主簿为三十至二百两,教官和杂职为数十两。养廉银既用于补充官吏个人收入,又用于延纳幕宾,犒赏兵弁,以及补充办公费用。这一制度,部分地解决了低俸制问题,也使原来漫无成规的加征有了制度约束,限制了征收火耗弊端的扩大。但是,雍正年间的养廉银,只是部分官员才有,京官、武官以及部分地区的佐贰杂职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将各类不同官员收入的不平衡公开化。因此,馈送、陋规等问题依然存在。乾隆年间,对养廉银制度进行了调整,并建立了恩俸制度。例如,规定各省从存公耗羡中拨出适当数额,发给佐杂官吏,以资养廉。将武官过去靠克扣兵丁名粮作为进项,改为照文官例在耗羡项下支取。针对京官无养廉银的问题,乾隆六年(1741年)决定,由各省、各关闲款下每年凑拨京官津贴二十六万两,由户部分给四五品京堂官以及翰詹科道、宗人府、内阁、六部的办事官员。另外,雍正时还发给六部堂官恩俸,即在正俸之外加倍赏给,到乾隆时,则规定京官不论大小,一律加倍给俸,即所谓恩俸。这些措施,使不同官吏之间收入的不平衡有所和缓。京官尽管有恩俸及津贴,但同外官相比,依然偏少,而养廉银使地方官的法定收入高出许多。乾嘉以后,各种亏空以及需求款项,开始由养廉银中摊派“捐献”。道光以后,中外多事,国库空虚,养廉银开始折成发放。咸丰时,定文官三品以上扣发养廉银四成,武官二品以上扣发养廉银二成,以充军饷。其后扣发几成多少不等,完全不扣的情况极少。加上官银票折成兑银的实数日益下降,使养廉银实得大为减少。光绪元年(1875年),盛京将军崇实关于养廉银问题上奏道:“奉省贿赂公行,已非一日。原情而论,出于贪黩者犹少,迫于穷困者实多。查将军养廉虽名八成,而官票每两折银只以二钱五分入算。此外一成停止,一成实折。计廉银额二千两,实数仅五百馀金。推之府尹、府丞,又当四成递折,实数不过二百馀金矣。藉此从公,万难敷衍。不得已设为名目,取给下僚,有节寿之贺仪,有月费之摊款。自兼尹刑部迄于府尹府丞,凡涉词讼之官,地方无不馈送。变本加厉,习为故常。甚至民间讹传,委缺必酬,到任必谢,而营求属托又无论矣。即有清洁自好之员,迫于时势,亦姑择受一二,不敢矫异鸣高。夫上官既资于下僚,下僚必敛于百姓,追呼掊克,激成事端。是以官习为不廉,而极之于纵役分赃;民亦习为不廉,而极之于杀人放火。典章罔顾,教化不兴,此陋规相沿,实奉省第一大弊也。”656四川总督丁宝桢道:“川省臬司道府,向来除养廉外别无津贴。而养廉项下,例有扣平、搭票、折钱,及本省应行摊捐各款。层层减折,所剩无几。从前收受节寿规礼,以办公赡家,二百馀年相沿未改。中外共知,实不得已,然终非正办。”657光绪十八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针对热河的各种陋规变本加厉的情况奏道:“热河近年,政以贿成,婪索相竞。自大府以至牧令,罕能以廉公自持。取之僚属者,节寿有贺仪,到任有规礼,补缺署缺有酬谢。取之商民者,街市铺户有摊派。变本加厉,上下相沿,不以为怪。推原其故,非必贪婪成性,实由缺分太瘠,无以养其廉。”②养廉银制度到了晚清,弊窦无处不生,使其性质发生了变化。“世宗宪皇帝设立各官养廉银,所以保全服官者之操守也。今佐贰等廉尚全给,稍知自爱者,均藉此银以恪守官方。独州县官之廉,上官每扣以为摊捐各项之用,署事者仅领半廉,一经扣存,所得无几,非从前立法之意矣。”658养廉银经扣、捐之后,督抚司道再取之州县,州县再取之小民,各种贿赂馈礼照收不误,大小官吏都以支用不敷为名大肆搜刮,“廉”内损失“廉”外补,官吏的主要收入不再是来自于俸禄和养廉银,而是来自于养廉银之外的贪贿私饱,实际收入并不减少。主修《清朝续文献通考》的刘藻锦,曾对当时的高薪养廉之议提出了不同看法,曰:“自辛丑回銮优予津贴之例起而共习奢风,虽物价昂贵,今昔不同,而踵事增华,靡所底止。入愈丰者累愈重,知有私不知有公。纵倍给薪俸,岁增经费,何补若人之挥霍,空益小民之负担。”659御史谢远涵也抨击借变法新政之名谋取私利之举,说:“借破格之美名,以栽培其亲故;假重禄之正论,以自便其私图。廪入既厚,纵侈随之,酬应则踵事增华,服用则豪奢逾度。津贴不足,继以兼差。至有以丞参而岁得万金,以司员而月得千金者。夫就法理而论,何事非国家之要政,何款非民庶之脂膏?就事实而言,禄薄者固犹是因循,糈厚者亦何尝振作?”④从雍正开始的高薪养廉制度,到清末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全面失败。
在一般制造型企业里,工厂运营的主旋律是生产交付,货期往往是生产计划安排的首要考虑要素,这不一定就是错的。但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在编制生产计划时,通常对完成订单、满足交付期的投入资源缺少必要的经济性权衡,这种情况直接导致完成订单任务的实际成本过高、资源投放效益低,从而影响订单预期利润的实现。以最少的投入、最经济的方式满足客户订单的出货要求,是生产计划必须重点把握的工厂运营宗旨,因此生产计划的编制必须在资源投入管理方面遵守下述原则:1.定线、定区投产原则本原则强调的要点是订单产品讲究在事前规划好的生产线或车间、工段生产,从而在计划层面就规避“乱流生产、浊流生产”。本原则的实施要求企业:​ 在生产方式上起码要实现流程生产,或虚拟流水生产、整流生产,如果实现了单件流或混流生产更佳。​ 明确各生产线或车间、工段的标准资源配置。​ 制定各生产线或车间、工段的标准产能。​ 界定各生产线或车间、工段的生产、加工对象(产品范围)。2.保障重要客户交期原则生产计划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满足销售订单的交期要求,其中以下两类重要客户的订单交期应于生产计划编制时优先考虑:战略类客户,是指为配合企业销售战略实现、营收增长需要而重点开发的客户,或已经呈现出较高增长和营收份额的客户。现金牛类客户,是指购买价格较高、盈利能力较好、回款较快的客户,此类客户是企业利润和现金流的重要来源。3.散单、补单定期投入原则为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非特殊许可情况下,一般禁止插单。而在处理散单、补单等作业时,不仅要考虑最大程度上维持生产秩序,还应核算生产资源的投放收益。因此,一般情况下对散单、补单类的操作应尽可能有计划地定期投入。4.产能利用最大化原则一般而言,当订单量较多、交期较紧急时,工厂正常运营状态下的产能余力就需要释放出来。对于生产计划来讲,产能最大化就是要将用于生产的内、外部的机器设备、人力和出勤工时等产能要素,按单位时间内的订单量做出最大的、必要的投入调整,从而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完成订单任务。表5.16左侧是一般制造型企业产能的正常运用,右侧是一般制造型企业产能的最大化利用,二者不同之处就在于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和资源(人/机/线)的负荷率。表5.16一般生产与最大化生产的区别一般生产最大化生产5.投产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原则(1)生产计划编制要考虑利润最大化,具体操作应用可参考下述案例。WF木制品公司在计划期内要安排生产A1、A2两种刀座,已知:①组装A1刀座需要A型配件5个,B型配件3个。②组装A2刀座需要A型配件2个,B型配件4个。③而在计划期内该工厂只能提供A型配件180个,B型配件135个。④且WF木制公司每生产一个A1刀座可获取利润20元、一个A2刀座可获取利润15元。求:在计划期内A1、A2刀座应该各安排生产多少个,才能使总利润最大?解:第一步,制作决策表。如表5.17所示。表5.17决策表第二步,通过线性规划求解。如表5.18所示。表5.18通过线性规划求解在计划期内,理论安排生产32.14个A1刀座和9.64个A2刀座,可获取最大利润787.50元。(2)总计划成本最低。这包括人工(直接人工/间接人工/加班费/招聘费/培训费/辞退费)、库货成本(资金时间成本/管理费/折损)、缺货成本(罚款/机会成本)及外发费用等应控制在最优范围内。具体操作应用可参考下述案例。WF木制品公司在计划期内要安排组装工序生产A3刀座,已知:①2017年9月—11月组装工序A3刀座的销售需求分别为:45000个、35000个、23000个。②2017年9月—11月工作时间分别为:22天、19天、22天,每天8小时。③可投入A1刀座组装的现有作业人力:2人。④组装标准人工成本=0.5元/个=20元/小时÷(60分钟÷1.5分钟/个)。⑤招聘及培训成本:2000元/人。⑥解聘成本:5000元/人。⑦外发组装成本:1元/个。⑧存货成本:0.6元/个/月。⑨缺货成本:1.2元/个。⑩期初存货、安全存量、组装工序产量任务及期末存货参见表5.19。表5.19期初存货、安全存量、组装工序产量任务及期末存货⑪WF公司拟定了如下三个组装计划方案:●​ 生产计划方案1-产量与订单相同,通过调整投入作业人力数量满足销售需求。●​ 生产计划方案2-投入人力及工时不增加,通过库存及缺货来调节供应。●​ 生产计划方案3-投入人力及工时不增加,通过外发加工满足销售需求。问:哪种生产计划方案总成本最低?解:生产计划方案1-产量与订单相同,通过调整投入作业人力数量满足销售需求,成本见表5.20核算结果。表5.20生产计划方案1成本核算结果生产计划方案2-投入人力及工时不增加,通过库存及缺货来调节供应,成本见表5.21核算结果。表5.21生产计划方案2成本核算结果生产计划方案3-投入人力及工时不增加,通过外发加工满足销售需求,成本见表5.22核算结果。表5.22生产计划方案3成本核算结果比较上述三个生产计划方案,方案1通过调整投入作业人力数量满足销售需求所需支付的成本最低。关于本原则于实际中的应用可能远较上述案例复杂,但其核心都是围绕实现企业资源整体收益最大化的理念展开的。在生产计划的编制过程中,为追求订单投产的利润最大化、耗用成本最低化,通常用到的技术工具有线性规划求解法、整数规划求解法、反复试验法、综合策略法等。这些方法均需要将各个订单的产品、价格、数量、交期与企业的标准工时、人力、设备、生产模式、物流、作息时间、物料供给、库存及其相应的成本水平等变量进行综合评价,其数据量处理工作量是极其庞大的,一般需要结合专用编程软件计算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