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聘组织建立后,需要考虑招聘团队的管理工作,招聘团队管理者(如招聘总监、招聘项目经理、招聘经理、招聘主管等)应该如何做好招聘团队的管理工作,为本团队取得良好的招聘绩效奠定基础呢?首先,招聘管理者要考虑建立团队目标,就是招聘团队应该成为什么样的队伍,给内外部客户(业务部门、应聘者)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建立什么样的内外部形象。比如,要成为能够规范化管理运作、具备职业化风格、提供高效服务的团队,成为企业的一张名片;或者成为具备行业分析能力与较强猎挖能力的团队,并培养出多个能够端到端地运作招聘项目的项目组等。有了团队建设的目标,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就能有的放矢。其次,要考虑招聘团队成员的招聘补充、职责分工与绩效评价。招聘团队的招聘补充,应围绕团队的目标,寻找具备相应特质与经验的人才。一般的企业注重经验,忽视了特质,特质有时候比经验还重要,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招聘团队可以吸收各种经历的人,只要他们具备招聘团队所需的特质(分析洞察能力、开拓性、人际敏感性与连接力、温和优雅的服务心态等),比如,具有较强成就导向的猎头行业的人,具有较强服务导向的航空业、酒店业的人。我们应更关注由于之前的职业经历带给候选人的某些特质、思维与职业习惯,而不仅仅是经验,因为未来招聘的创新更多来源于非招聘领域的人才,越是非强关联的职业经历,越能发现新的机会点。选好团队成员,接下来就要进行明确的团队分工。就如前面提到的,一般的中小型企业可以按照招聘中的模块进行分工,比如,社会招聘、校园招聘、高端招聘等,而社会招聘又可以根据招聘的职类进行分工(如销售类、研发类、职能类等)。招聘量较大的大型企业,建议采用服务对象或产品分工,比如,负责企业集团内的房地产事业部、新能源事业部、旅游业事业部等。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利于加强招聘人员的行业分析深度与资源积累厚度。招聘团队成员的绩效指标可以分为两类:结果性指标与过程性指标。结果性指标主要是衡量招聘结果是否达到预定目标,具体有招聘完成率、招聘周期、人才库数量、渠道拓展等。过程性指标主要是管理日常招聘过程是否按要求、节奏顺利进行,以确保最终的招聘结果,具体有简历筛选(每天的有效简历数)、面试人数(每天面试人数)、对业务部门的跟进(跟进业务完成面试的时间要求)、人才库数量(每周人才库增加的简历数量)。同时,要将年度的招聘指标分解到季度、月度、周度,以此为基础配置招聘人员与面试官人数,根据招聘指标进行周期性的考核评估并排名,以便提升激励作用。确定了绩效指标,接下来就要建立有效的运作机制,确保招聘团队实现绩效指标,也就是做好招聘团队的日常管理工作,具体动作有看板管理(根据目标进行分解,将每天的进展数据写到白板上)、招聘运作分析例会(周例会)、技能提升(培训赋能)。招聘运作分析例会应主要集中在上一周招聘完成情况、差距与根本原因分析、解决方案、确定遗留问题的责任人身上,参加人员除了招聘团队人员外,还可以邀请业务部门人员,让其从行业角度提出分析意见与解决方案建议。在技能提升方面,团队内部开展工作研讨会(Workshop)是最有效的方式,可以深度进行专业研讨,采用头脑风暴的方式,群策群力分析核心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另外,可以请外部机构或人员(比如请人才招聘网站、猎头公司、其他企业的招聘管理者等)到企业分享经验,让招聘团队及时了解外部招聘领域、人才市场的新动态。还应鼓励团队成员走出去参加外部交流,结识HR同行和企业所在行业人士。还有一点很重要,要让招聘团队成员更了解业务,可以采取参加业务培训、会议的方式,必要时可参加1~2个月的脱岗业务实践,以便深入了解业务运作流程。招聘管理者要加强对招聘团队成员的激励,同时注意管理技巧,不断提升团队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开拓性与凝聚力。具体可采用的方式有根据每个人的性格与能力分配工作,定期变换小组成员的工作内容,比如,每年负责不同的招聘模块(社会招聘、校园招聘、高端招聘等)或招聘服务对象(事业部、产品线等);注意常规性工作与创新性、挑战性工作的结合,每个人既有常规性工作(如筛选简历、通知候选人面试、跟进业务部门面试等),又有挑战性工作(如拨打陌生电话、面试中高端候选人、构建招聘方案等);采用双向沟通的方式确定绩效目标与达成目标的方式;及时激励绩效优秀的成员(书、培训课程……),让其在团队分享经验、心得……让员工不断提升个人能力与价值,并快乐地工作。
亚当•斯密揭示了分工可以大幅度提升人类生产效率的规律,切斯特·巴纳德揭示了如何通过协同实现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的可能性,而罗纳德·哈里·科斯揭示了不同的协同方式带来的协同成本以及最优协同方式的选择方法,包政教授则结构化地提出了企业效率提升的几个关键途径,但是他们都还没有涉及到效率跟文化的关系,没有涉及到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创造跟文化之间的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一个人揭示出了这种关系,这个人就是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通过他的系列著作,《经济与社会》《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逐步揭示出文化与经济之内在关联性,其中最有名的一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认为,是新教伦理直接或间接地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促进了现代社会财富的创造。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可以用几个人物的关系通俗地加以理解:以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领袖(所谓新教,是指基督教的一个较新的派别,其核心教义与天主教、东正教等老的派别在宗教观念上有很大的区别),影响了以富兰克林(美国开国元勋)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精神领袖,而富兰克林所倡导的资本主义精神(文化)影响了以洛克菲勒、卡耐基、摩根、福特、杜兰特、沃森等一系列企业界领袖,这些企业界领袖分别创立了美国标准石油、美国钢铁、摩根银行、福特汽车、通用汽车、IBM等世界著名企业,这些企业撑起了美国经济。马克斯·韦伯的这一逻辑也可以在瑞士、荷兰、英国等进行演绎,从而串联起这些国家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但如此,马克斯·韦伯还较为详细地列举了新教教义具体内容对人们工作态度的影响,以及人们工作态度的变化对于经济的影响。
1.从用户需求本身出发比如看“哈佛经典”公众号的是哪些人?我们定位的读者是年龄在28-48岁、工龄在5年以上的中等偏上地位人士和企业高层管理者,他们需要什么?不外乎是关于管理、营销、职场、心理、社会等一些比较经典的、有些深度和高度的文章。在执行层面大致会怎么设置呢?​ 第一条内容一般是热点新闻:商业类、管理类、名人演讲等,标题特点是要挑起关系和情绪矛盾,配图用人物头像,标题党是很有道理的;​ 第二条内容一般是经典的、深度的、大师级的文章,适用于管理者阅读,标题要醒目、配图要吸引眼球;​ 第三条内容一般是轻松的心理类、职场类文章,使用中文描述方式,切忌选择外国翻译风格的文章,因为语言表达习惯不一样,不利于阅读和理解。配图可选择风景、美女等。2.从品牌传播和产品需求出发特别是做企业公众号的,要很明确这点,为什么“很久以前”总是发优惠活动信息?为什么“ZARA”发今夏最流行的连衣裙款式?为什么“快营销”总是发最新的讲课实录信息呢?3.企业价值观的输出,要定一种调性如“万达”公众号发王健林发言、万达工作法,还有“经纬创投”的“经纬低调分享”。一个直接,一个委婉,我们需要根据自身水平去借鉴尝试。图4-1万达公众号4.热点可以有,品质不能丢追热点讲究缘分和节操,如果满足上述三点,那就是缘分。如果任意第一点都不满足,还去强蹭热点,那就是无节操。我们判断一个热点追不追的时候,通常会考虑:等这个热点过了,我准备发的这篇东西,还有没有值得学习、参考、领悟的价值?通常这么一想后,就没那么纠结了。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一直都有一种隐士精神。很多学者、道者,对“名”这个东西看得很淡,甚至历代都有“逃名”之说,很多人都逃避名声。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要“名”呢?原因就是这一章开篇的两句话:“实胜,善也;名胜,耻也”。唐代马祖大师有一个弟子叫做大梅法常,他得法以后就离开了马祖,自己也不住寺禅修,也到处不讲经说法,而是到深山里搭一个茅蓬隐居起来。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偈云: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食有余。才被世人知去处,又移茅舍入深居。我们看这些禅者,真正是淡泊名利。穿什么、吃什么都无所谓,池塘有荷叶,就可以拿来围在身上做衣服;松树上结了松果落下来,就可以解决基本的食物问题。刚刚被人家发现了,马上就把茅草房子移到深山里头去。还有一位龙山和尚,也很了不得。当年洞山祖师和密师伯一起出去行脚,到了龙山,顺着山间小道一直向山林深处去。后来没路了,却发现密林小溪里漂下来几片菜叶子。他们一看,就知道深山里面肯定有人隐居,于是便顺着水沟往里走,果然看到里面有个菜园,一个老和尚在那里住茅蓬隐居。,龙山和尚问他们:“此山无路,阇黎从何处来?”洞山祖师是开宗立派的大禅师嘛,当然语默动静不离禅法,所以反问道:“无路且置,和尚从何而入?”龙山说:“我不从云水来。”洞山又问:“和尚住此山多少时也?”龙山答道:“春秋不涉。”这个跟时间没有关系。洞山再追问:“和尚先住,此山先住?”龙山答道:“不知。”洞山问:“为什么不知?”龙山云:“我不从人天来。”洞山见他答话滴水不漏,便语脉一转,从另一个角度问他:“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龙山回答:“我见两个泥牛斗入海,直至于今绝消息。”这个就是泯绝无寄的实证境界了,这时候,洞山祖师“始具威仪礼拜”。后来,龙山和尚向洞山说了一偈:三间茅屋从来住,一道神光万境闲。莫把是非来辨我,浮生穿凿不相关。他们坐论了一会儿之后,洞山起身告辞,转身回去。但是,还没走出多远,他们便发现背后火光冲天,原来龙山老和尚自己把茅棚点燃烧掉了,人也消失在密林中了。他看见被人发现了,便要换地方住。古代的修行人,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对名利有着真正的出离之心。我们现在说起来,很多人都觉得隐居不可思议。我们现在遇到很多人,都是嘴上说得很高明,大乘佛法要入世啊,要度众生啊,要到人世间来历炼啊,躲到深山里修行那是小乘自了汉啊!但实际上呢,主要还是舍不得世间的荣华富贵。我们不管人家怎么说,关键是要好好问自己:我们到底对世间的名利有没有看破?我们不愿出离世间,到底是为了学佛度众生,还是舍不得世间的名利?古人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中就是这个意思。放不下世间名利,任你把大话说到天上去都没有用。德山宣鉴禅师,那也是唐代了不得的一代宗师。他在龙潭和尚那里悟道之后,就在湖南常德的山中住茅蓬隐居了几十年。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当地的地方官员来请他出山,给他建一个精舍传播佛法。结果呢?人家多次相请,德山和尚就是不出山。后来,这个官员被惹火了,就告诉德山和尚说:“如果您老和尚再不出山,我就要以贩卖私盐的名义,把你抓起来关牢里!”就这样逼迫,德山和尚才不得不答应出山,然后开堂接众。只经过短短几年的时间,德山禅法也就大兴于世,盛极一时了。我们再看近代的印光大师,他在普陀山闭关的时候,就公开宣称“念佛待死”,坚决不出来。但是后来呢?很多人来找他,非要请他出山,直到真正的缘分到了,印光大师才不得不出来弘法。过去的大祖师们都是这样的,没有人非要跑出来传法、非要送货上门,把佛法当商品贱卖了。他们都是不问世法而自修自行,最终德行深厚纯一,才被龙天护法、居士善信们硬请出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古代真正修行人的精神。
 要迫朔法家的思想,就不能不回到荀子的学说。  正如很多荀学研究资料所表明的那样,要真正界定荀子思想所属派別,无疑是一至难之举。人称荀子或为儒家,或为法家,或为儒法过渡人物。人们对荀子的思想之看法之如此难以统一,正反映了荀子思想本身的巨大矛盾和分歧。现我们不妨就荀子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谈起。  显而易见,荀子的思想打有鲜明的儒家烙印。荀子以儒自居,而且其同代人也称其学为儒学,《韩非子·显学》篇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孟氏之儒,……,有孙氏之儒,……。”这一看法,其实并非凭空之论。而是有其思想为见证的。例如:  在政治上,荀子主张尊王抑霸:“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荀子·王霸》),厚礼薄刑:“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礼者,治辨之极也”(《荀子·议兵》),以及坚持“民本”思想:“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净)。这些都几乎与孔孟的政治思想一脉相承。  在经济上,荀子主张“轻税”、“裕民”,即所谓“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荀子·富国》),“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jiào)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荀子·富国》)。其见解可与孔孟有关经济的论述互为发明。  在伦理上,荀子致力“劝学”,倡导“化性起伪”:“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荀子·荣辱》),“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荀子·劝学》)。在荀子的学说里,齐家治国最终落实到“始乎诵经,终乎续礼”(《荀子·劝学》),“外王”最终落实到“内圣”,这又与儒家的“修身为本”的传统节拍若吻。  但是,另一方面,荀子身上的法家色彩亦是不容忽视否认的。这不仅表现在法家巨擘李斯与韩非二人均为荀子的亲炙弟子这一事实,不仅表现在荀子入秦时对专任法家路线的秦政赞美之情溢于言辞,而且还表现在其很多思想与正统儒家去之甚远、大相径庭。例如,儒家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儒家倡“良知”,荀子倡“征知”;儒家重义轻利,荀子重义而不轻利;儒家专法先王,荀子兼法后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儒家主“天人合一”,而荀子则讲“明于天人之分”。而恰恰正是在这一点上,从根本上开出了儒法思想之分歧,使荀子成为法家思想造端托始的真正先驱。  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主要见之于其《天论》篇,在该篇里荀子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写道: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疆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在这里,荀子实际上提出天道与人道各自独立而相互有别的问题。一方面,“天行有常”,它“不为尧存,不为纣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荀子·天论》)。另一方面,人道亦是独立不徙而不为天所左右,只要我们“修道不贰”,“则天不能祸”,相反如果我们“倍(背)道而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我们看到,正是基于这一点,荀子有力地批判了当时流行一时的神秘的“天人感应”说和“卜筮以为神”的思想:  星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竝(bìng)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音,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荀子·天论》)。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荀子·天论》)。  那么,天道和人道的各自的基本特征又是什么呢?荀子认为,天是“不为而成,不求而得”(《荀子·天论》),“能生物,不能辨物”(《荀子·礼论》)。也就是说,天是无目的的、无功利的、无意识的。而人则与之不同:“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劝学》),“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荀子·性恶》)。也就是说,人的基本属性则是具有一定目的、功利、意识的能动的“为之”,即有别于“天时”、“地财”的所谓的“治”。于是,人与天地三才鼎立、人与天地各尽其职各显其能的“人与天地参”的思想,就在荀子学说中推之而出了: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荀子·天论》)  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荀子·王制》)  我们看到,也正是从这里滥觞出了中国古人“天人交相胜”的思想。后人刘禹锡沿着荀子的理路指出: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人交相胜耳(《天论》上)  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恒执其所能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人恒执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云尔(同上)。  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荀子强调天人的相分、天人的相胜并不意味着其完全否认天与人之间具有同一性。在荀子看来,人与天之间固然有其各自独立而不可代庖的属性,然而正如“天地生君子”这一事实的表明的那样,作为天地之“生物”的人却不可避免地要服从天对其的规定。故荀子一方面讲“天不能祸”、“天不能使之吉”,但另一方面又讲“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一方面讲“不与天争职”,另一方面又讲“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善其天情,以全其天功”(《荀子·天论》);一方面讲“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另一方面又讲“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而他在《王制》篇中的对所谓“时”的强调,则把这种“顺天”的思想表达的明畅尽致:  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化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yuántuó)鱼鳖【鱼酉】鳣孕別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汗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  这样,对于既强调“可事”的“人为”,又强调“守时”的“天命”的荀子来说,就逻辑地引出了其“制天命而用之”这一荀学的必然结论: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  这是中国古代“以人制天”思想的战斗宣言,亦是先秦之际中国社会人对自然的节节胜利的哲学见证。通过这些像诗一样的充满激情的语言,荀子毋宁说向人们揭示了为近代西方哲学家黑格尔所指出的这样一种深刻的思想,即:人为了真正成为自然的主人,就必须抛弃自己目的“唯心论”,使自己的目的的“对象化”于自然对象之中,从而完成自在之我向自为之我、自在自然向为我的自然的转变。这亦是一种“欲进故退”的辩证法,“思天”、“颂天”的对“天”的承认,恰恰是为了高扬对“天”的“制之”、“用之”、“使之”、“化之”的人的主体精神。故荀子进一步明确指出:  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荀子·天论》)。  荀子坚信,只要我们积极发挥这种“敬其在己者”而非“慕其在天者”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体能动性,我们就可以摆脱人受制于天的悲惨命运,而使天地万物“尽其美,致其用”地成为我不可胜用的东西。故他在批判墨子“为天下忧不足”的思想时满怀信心地这样写道:  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tuánchē),鼋鼍鱼鳖【鱼酉】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因有余足以衣人矣。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荀子·富国》)。  这样。在荀子的学说时里,为其所一再重申的“不为”、“不求”、“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大加能焉”的这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最终一变为人的合目的的“用之”的对象。于是。一种视自然为人的“被假之物”的“工具主义”思想被荀子空前地发扬了。荀子写道:  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物也(《荀子·劝学》)。  这样,在荀子的学说里,不是人的内在目的,而是人的外在的手段毋宁已成为连接天人的中介,人在“善假物”的活动过程中毋宁已实现了物与我的现实的统一。为荀子自己亲手深浚的天与人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又被荀子自己亲手填平了。从“明于天人之分”为其哲学起点的荀子哲学,似乎最终又与“天人合一”这一中国古老的传统不谋而合了。  但是实际上,在荀子哲学里所体现的这种天与人的合一,其实质与中国古代真正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啻判若霄壤。如果说后者是一种先验论的内在的合一的话,那么前者仅仅停留在经验论的外在的合一。正如我们只有用对他人的“敬”来换取他人对我的“敬”,用对他人的“爱”来换取他人对我的“爱”一样,一个不讲对天的“敬爱”之情而一味强调“戡天”、一味强调对天的“利用”的人,是不可能换取天与己的友谊而真正和天建立友好睦邻关系的。近代工业主义的急剧膨胀而由此带来的人的生态环境的危机就是对其明证。这一事实表明,人与天的关系远非一些近视的人所简单地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纯粹的功利关系,而是具有一定的超功利的审美的特质。退一步来说,自然界固然对人具有其可资利用的属性,但是迫其究竟,这种被利用本身不正说明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绝非存在什么偶然的巧合,而是其中必有一种固有的根本的“天作之合”吗?这就迫使我们天人关系的思考从外在的经验层次回到内在的先验层次,即从理智功利的思考返回到对不可诘致的原始的宇宙生命本身的思考,也即返回到中国儒家的本体论的“性”的思考。  因此,真正的“天人合一”的学说还是非儒家而莫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