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揭示了分工可以大幅度提升人类生产效率的规律，切斯特·巴纳德揭示了如何通过协同实现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的可能性，而罗纳德·哈里·科斯揭示了不同的协同方式带来的协同成本以及最优协同方式的选择方法，包政教授则结构化地提出了企业效率提升的几个关键途径，但是他们都还没有涉及到效率跟文化的关系，没有涉及到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创造跟文化之间的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一个人揭示出了这种关系，这个人就是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通过他的系列著作，《经济与社会》《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逐步揭示出文化与经济之内在关联性，其中最有名的一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认为，是新教伦理直接或间接地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促进了现代社会财富的创造。

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可以用几个人物的关系通俗地加以理解：以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领袖（所谓新教，是指基督教的一个较新的派别，其核心教义与天主教、东正教等老的派别在宗教观念上有很大的区别），影响了以富兰克林（美国开国元勋）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精神领袖，而富兰克林所倡导的资本主义精神（文化）影响了以洛克菲勒、卡耐基、摩根、福特、杜兰特、沃森等一系列企业界领袖，这些企业界领袖分别创立了美国标准石油、美国钢铁、摩根银行、福特汽车、通用汽车、IBM等世界著名企业，这些企业撑起了美国经济。马克斯·韦伯的这一逻辑也可以在瑞士、荷兰、英国等进行演绎，从而串联起这些国家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不但如此，马克斯·韦伯还较为详细地列举了新教教义具体内容对人们工作态度的影响，以及人们工作态度的变化对于经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