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组织管理中,对干部的业绩评价很早就有由群众、班子中的同级干部和上级领导干部进行“民主评议”的实践。在多数情况下,对被评价者的表现进行简单的评级,评价的内容也多采用“德、能、勤、绩”等较为笼统的评价标准,而且比较忽视评价后的反馈工作,使较多的评价工作流于形式,达不到预期目的。360度评估工具介绍进中国后,许多组织的管理者认为,这是西方一种更为“科学”的民主评议工具,但是没有关注其应用的前提假设,也没有系统研究其诸多科学性的技术细节,就粗放地移植进企业内部的考核体系。360度评价,在中国也被称为360度考核。用词的差别反映了观念的差别,或许,正是这个差别造成了360度评价在中国“水土不服”。与许多人力资源工作者沟通发现,真正认可360度评估工具的人并不多,这其中也不乏人力资源专家。这是因为,从很多组织的实践效果来看,360度评价收效甚微,例如被评估者对评价结果认可度低,结果的区分度也很低,甚至适得其反——在某些360度评价案例中,因为评估者不客观,造成评价者和被评价者关系紧张,给公司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后果。360度评价,将是我们在价值观评价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工具。我们有必要回到360度评价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假设,来重新认识这一工具,才不至于在价值观评价中走向歧途。
无疑,直觉性乃为中国古代“体知”的最首先和极其突出的特征。顾名思义,这里所谓的自觉性的“直觉”(intuition),也即对事物本质(而非事物现象)的直接性把握,放“直觉”并非等同于常识意义上的“感觉”,而是与作为一种“本质直觉”的所谓“洞悟”或“洞观”(insight)有关。这意味着,与那种坚持“透过现象看本质”、坚持唯有借助于诸如归纳、演绎这些科学运思工具才能把握事物本质的西式的间接性思维不同,中国古代的“体知”的认识论坚持把握现象也即同时把握本质,坚持不假中介就可使事物本质历历可见、一目了然,其乃为一种“彻底经验主义”的认知观。  显而易见,对于业已习惯于科学的知性思维的人来说,这种体知的“本质直觉”既不可思议又有悖于常理,使其以一种神秘的冥契主义的色彩常常被视为人类非理性的“原始思维”之孑遗。然而,一旦我们了解了中国古人的身体之知的“身体”是一种何种意义上的“身体”,对这种体知的“本质直觉”的种种非理性的指责也就随之失去了其批评的依据。换言之,“体知”的直觉性之何以可能之谜,恰恰就以一种“思在合一”的方式,存在于中国古人的一种不无独特的对身体性质的理解里。  诚如笔者一再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人心目中的身体乃是一种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身体,而非那种西方式的科学意义上的身体。所谓科学意义上的身体也即作为科学之严格对象的身体。该身体观一方面从对象的内外相异性质出发,以身为外以心为内,把身与心严格地加以区分;另一方面从对象的主客有别观点出发,以身为主以物为客,使身与物的划界成为不汪自明之理。与之不同,中国古代的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身体则无此划界与区分,其身既是一种身心合一之身,又为一种身物不二之身。正是基于这种身心合一、身物不二的“大一的身体”,才使中国古代的一内外、齐物我的“天人合一”学说成为真正的可能。这种“大一的身体”一方面坚持“不发而之于视听言动者,不可谓心也”(王夫之语)这一“内外一如”,另一方面则坚持“仁者以天地万物一体”(程颢语)这一“物我一体”,从而最终使貌似对立分离的天与人妙合为一,成为一王阳明所谓的“新合和畅,原无间隔”的一元化的生命整体。  因此,中国古代的身体乃是一种所谓的“诚于中者必形之于外”、“验于天者必微之于人”的天人合一式的身体。实际上,这种天人合一式的身体也即一种消解本质与现象、主体与客体二分对立的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我们看到,也正是从该身体的这种现象学性质出发,不仅使一种有别于科学对象性的中国式的前对象性的身体成为可能,而且也同时宣告了中国古代的直觉主义的认识论的真正奠定,因为正如现代哲学为我们所表明的那样,一种真正的现象学精神恰恰代表了一种真正的直觉主义的认知精神。  众所周知,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一种不无成熟的直觉主义的认识论思想是由现象学家胡塞尔率先阐明的。在其学说里,随着本体即显体、自我意识即对象意识这一现象学思想的确立,也使一种“本质直观”的思想得以和盘托出。故胡塞尔明确宣称直觉的原则乃是人类认识论的“一切原则之原则”(theprincipleofallprinciples),并且从该原则出发,对传统西方哲学的“间接认知”、“间接求证”的认识论方法给予了猛烈抨击。在《现象学的观念》一书里他写道:“一个天生的聋子知道,有声音存在,并且声音形成和谐,并且在这种和谐中建立了一门神圣的艺术;但他不能理解,声音如何做这件事,声音的艺术作品如何可能。他也不能想象同一类东西,即:他小能直观它们,并且不能在直观中把握‘如何可能’。他的关于存在的知识对他毫无帮助,并且如果他想根据他的知识的推理弄清声音艺术的‘如何可能’进行演绎,通过对他的知识的推理弄清声音艺术的可能性,那就太荒唐了。对只是被知道,而不是被直观到的存在进行演绎,这是行不通的。直观不能论证或演绎。企图通过对一种非直觉知识的逻辑推理来阐明可能性(而且是直接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一种背谬。”34也即在胡塞尔看来,“夏虫不可语冰”,一个没有亲历音乐的天生的聋子,无论其对音乐的原理如何地了如指掌,他实际上对音乐的真正本质都永远是一无所知的。以此类推,一个瞎子水远不知道色彩之何以美丽,一个情肓永远不知道爱情之何以伟大,一个没有崇高感的人永远不知何者为真正的神圣。乃至维特根斯坦还发人深省地断言,你没有死过,你就不知道人生的价值;你没有离开地球,你就不知道地球的价值。这些看似朴实无华的道理,实际上都为我们道出了胡塞尔现象学的这样一个主题,即:唯有亲历性的直觉才是“一切合理性陈述之合理性的最终根源”,才以其绝对无可置疑的明证性代表了我们人类认识之真正的真知灼见。  尽管作为一种所谓的“意识现象学”,胡塞尔的现象学似乎更多谈论的是意识的直觉而非身体的直觉,但是,其对直觉的亲历性的强调实际上已自然地隐含一种直接的身体体验、一种身体主义的直觉观。故殆其稍后,受其思想启迪,并作为其理论发展之必然,胡塞尔的弟子们无一不把一种身体直觉的思想提到自己哲学的议事日程,无一不视身体直觉为步入真理的不二法门。例如,海德格尔关于唯有“用锤子”而非“看锤子”才能使我们真正把握锤子的著名例证,梅洛一庞蒂关于“凭身体经验”、“凭身体知道”的知觉理论,还有伽达默尔对前科学的、无意识的“体验”的力倡的思想,均可视为其明证。因此,凡此种种都表明,随着一种真正成熟的现象学思想的推出,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种主客完全合一的本体论之身体,还有直觉性体验在人类认识论中根本地位的真正确立。  这种现象学的直觉思想对我们理解中国古代体知的直觉性不无助益。也就是说,既然中国古代的身体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现象学式的身体,那么这必然同时也意味着该身体之知乃为一种超越了间接之知的现象学式的直觉之知。或借用一种中国式的表述,既然中国古人坚持“天命之谓性”,坚持“天命”也即“人性”,那么这必然意味着“能尽人性,则能尽物之性”(《中庸》),也即意味“人之性”与“物之性”之间不假中介地具有直接的关联性。故诚如王阳明所言,“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大学问》),也即我们与天地万物的一体之知并非刻意为之的结果,而是我们不假人为的天性使然。在这里,既不需要诉诸经验的归纳,也不需要诉诸于思维的推演,而所要做的仅仅是以一种占人所谓的“反身而诚”的方式,回到我们自身天赋的身体以及该身体生命的直觉性体知或体验。故明王坤谓“君子之为学,所贵乎知要,而尤在乎体验”(《继志斋集卷七·观澜亭记》),叶适谓“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习学记言》),朱熹谓“不要钻研立说,但要反复体验”(《朱子语类》卷十)。  这种不假人为、天性使然的直觉性体知,在孟子那里就是其所谓的“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这种不假人为、天性使然的直觉性体知,在宋明儒学那里就是其所谓的不萌于见闻的“德性之知”:“直心以动,自见天则,德性之知也”(《王龙溪语录·意识解》)。这种不假人为、天性使然的直觉性体知,在王阳明那里就是其所谓的不睹不闻的“良知本体”:“: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大学问》)。这种不假人为、天性使然的直觉性体知,在熊十力那里则是其所谓的有别于“量智”(慧)的那种无分别相、内心自识的“性智”(智):“性智者,人初出母胎,坠地一号,隐然呈露其乍接宇宙万象之灵感,此一灵感绝非从无生有,足征人性本来潜备无穷无尽德用,是大宝藏,是一切明解之源泉,即依此明解之源,说明性智”。35  一如熊十力“性智”实际上是“一切明解之源泉”这一观点所指,不仅中国古代体知之直觉与作为“一切合理性陈述之合理性的最终根源”的现象学之直觉实际上已别无二致,而且和现象学之直觉一样,其也不啻被视为人类认识论的“一切原则之原则”。故对于中国古人来说,体知之直觉既非有悖于理性的旁门左道,也非与科学主义的思知之渐觉平行并列,而是作为一种“根本知”、“根本觉”一以贯之地被贯彻于我们一切认知活动之中。而中国古代文化现象中所谓“泛直觉主义”即是对此的印证。  例如,中国古代文字的借象明义的“象形”、“隐喻”的性质,以及其文法没有系动词“是”、没有数、性、格、时方面繁琐规定的特征;中国古代易学所谓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以及由之形成的“象物推理”的方法;中国古代医学之于“望、闻、问、切”的强调,以及从中推出的有别于西医的分析主义的所谓“辨证(征)主义”的医学纲领;中国古代兵学之坚持“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岳飞语)、坚持“兵犹禅也,禅不悟不了,兵不悟不神,惟悟不可以言传”(邓廷罗语)诸如此类的“祛兵法”理论。如此等等,无一不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泛直觉主义特征。除此之外,这种直觉主义的方法还被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大显学作为无上圭臬而共同地奉若神明。故在道家那里,庄子提出所谓的“道在屎溺”、“每况愈下”;在儒家那里,孔子提出所谓的“下学上达”、《中庸》提出所谓的“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的“君子之道”;在中国佛学那里,我们除了可见到有所谓“体知幻伪”、“体解大道”以及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等说法外,还有禅宗所谓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谓的“用肚子去想”、所谓的“单刀直入”等的“方便胜智”,以至于从中不仅形成了中国佛学之有别于渐悟的“顿悟成佛”的思想,而且亦使旁通客观精神,并上契宇宙精神的一种陆象山所谓十字打开之真正大彻大悟的大圆觉教得以揭晓。  无论中国古代文化的各门各派学说对体知之直觉的理解是如何的不同,其中有一点却是为大家所共同认可的,也即它们都一如南宋胡宏所说,“于一天之中,分别幻华真实,不能合一,与道不相似也”(《知言》),坚持宇宙之真理(也即“道”)并无现象与本质、显体与本体之分,而是二者实际上是显微无间地直接合为一体的。故对于中国古人来说,现象与显体并非障道之面墙,而恰恰为步入真理的通途大道,恰恰通过它们也唯有通过它们我们才能直接地把握到道之本体、道之真谛。因此,我们对道之本体、道之真谛的体悟是不容有等级次第之分的,而是当下直接地得以确认的,是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竺道生语)。  必须指出的是,究极而言,这种与直觉性的“不二之悟”相符的“不分之理”,其既是一种显微无间的“道”之理,又以一种“即身而道在”的方式,不外乎为一种如前所述的身心不二的“身”之理。这意味着,中国古代体知直觉性之真正可能,实际上是以“回到身体本身”为其前提的。此即古人“反身而诚”一语的真实所指。这样,正如现象学坚持意识的直觉性唯有基于反思性的纯粹意识方可实现一样,中国古人亦坚持身体的直觉性唯有依据反躬性的本然身体才能成立。同理,正如现象学认为唯有借助于对日常性意识的“悬置”才能回到这种反思性的纯粹意识一样,中国古人亦认为唯有通过对日常性身体的“去蔽”、“克己”、“省察”等活动才能回到这种反躬性的本然身体。这一切,最终就导致了中国古人所力倡的所谓的“反躬修己”之学思功夫的推出。  这种“反躬修己”的学思功夫,在老子那里,其体现为所谓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四十八章》)这一“负的方法”;在庄子那里,其体现为所谓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之“坐忘”的功夫;在孔孟那里,其体现为所谓的“克己复礼”、所谓的“养心莫善于寡欲”等等主张;在《礼记》那里,其体现为对所谓“好恶无节”的“人化物”的高度警觉;在《大学》那里,其体现为所谓的“静定安虑”、“正心诚意”之“大学之道”;在宋明儒那里,其体现为所谓的“逆觉体证”、所谓的“虚心然后能尽心”,以及旨在涵养天性的“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之辨;在中国古代佛学那里,其体现为旨在“转识成智”的所谓的“想入非非”,以及有别于“表诠”的所谓的“遮诠”。因此,凡此种种都表明,这种“反躬修己”的学思功夫已并非是古人某家某派的一己之见,而是业已成为为儒释道所共同认可和持守的人道之真正门径。从中不仅形成中国古代文化中历久不衰的“功夫只在减”的“修身”传统,而且同时也使中国古人的“回到身体本身”,并最终“反身而诚”地回到身体的直觉性体知、体验成为可能。  这同时也表明,体知的直觉性其既是天赋的一种“良知良能”,又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与人后天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甚至如同王阳明的现身说法那样,要经历所谓的“千死百难”才能臻至其“良知”之化境。或借用青年马克思的表述,唯有我们身体力行地着手清除了人身体的异化,我们才能真正地使自己的身体感觉“成为理论家”,我们才能使自己的身体感觉克服客气物欲的遮蔽,使其作为宇宙大道之化身而真正地普行于天下。
尊重环境的人力资源管理,就是认清目前中国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的现实情况,意识到哪些条件是对于企业来说是无法改变、只能适应的,比如专业人才的短缺、中国社会在人际关系上的固有观念、中国人特有的家庭和工作观念等,然后分析在这些现实环境中有哪些可以利用的条件,进而改变企业的人才战略和管理方式,让企业更加适应并巧妙利用这些环境,谋求企业的发展。人类文明高度发展了,知识、经验、技能越来越专业化,在图书馆,管理学理论书籍汗牛充栋,专业工具和方法高深莫测,KPI、BSC、EVA、MBTI、OJT、JD、JAS、HRP、MBO、TQM……等专业术语让人心生敬畏。越是这样,我们就越是远离管理的本意,我们就越来越不懂得管理。其实所谓管理,就是想办法解决问题而已。夫妻之间发生矛盾了,妻子哭得泣不成声了,丈夫还在那里摆事实、讲道理、证明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那就只能激化矛盾,解决不了问题。正常人都知道该怎么处理,因为正常人都知道妻子关心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你对她好不好,所以抱过来安慰一下,说几句柔情蜜意的话,矛盾自然就解决了。所以,本书就是让管理回归它的本意,拨开理论和术语的迷雾,让企业家和管理者重新找回本来就具备的“想方设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的困境多来自于环境的约束一个汽车生产企业的例子某大型汽车生产企业,近年来销售业绩逐年下滑。为了扭转颓势,管理层狠抓管理。全体员工的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市场的广告投放越来越频繁;优惠幅度越来越大;对经销商支持和激励的力度也越来越强。总之,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了,销售开始时确实有点起色,但是很快又落回去。公司股东对管理层非常不满意,要求更换总经理和主要管理班子。普通员工的薪酬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导致大量员工离职。那位被免职的总经理非常疑惑:“这是怎么了?这么强的组合拳都用上了,怎么还是没有起色?”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企业元气大伤,也只能在这样的困境中苦苦支撑。一年半以后,该企业一款一直销售量不大的车忽然之间引起了市场的关注,销售节节攀升,库存告罄。企业赶忙调整生产计划,增加产量。逐渐地,其他几款车也好卖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广告宣传,就靠口碑传播,销量也越来越大。就这样,该企业渡过了难关,恢复了元气。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很多行业中都比比皆是。其实原因很简单:汽车行业是个强周期行业,当整个市场走到下行周期时,再好的企业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当整个市场走到上行周期时,甚至频临倒闭的企业也能跟着发达起来。行业发展趋势是企业生存环境之一,它很容易被发现。但还有很多类环境不那么显眼,经常被忽视,员工的文化习惯和思维观念就属于这类环境。比如一个传统的制造型企业,转型做投资控股公司。从业务上分析,各方面的条件都具备:资金充裕、聘请了专业的投资管理团队、政府扶植、政策畅行无阻、优良的股权资产等等。但是这样的转型却往往失败,主要原因就在企业家和原来管理团队的文化习惯和思维观念上。制造行业和投资行业的业务环境相差很大,从而导致从业人员养成的工作习惯、生活习惯、价值观、甚至使用的语言都大相径庭,原管理团队与新聘用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完全就是两类人,基本的价值观和知识背景完全不同,相互之间说话都可能听不懂,很难有效沟通,从而造成管理层之间矛盾重重。企业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员工的观念和习惯相比企业整体战略来说微不足道,因此,当两者有矛盾的时候,当然要坚持企业战略!但关键的问题是,员工再渺小,他们的习惯和观念也是多年从业经历养成的,不是说改就能改的。它是只能适应、无法改变的。相对来说,企业战略反而是容易改变的东西。对企业家来说,要么彻底不用原来的人,要么调整战略让他们能够适应,让双方能够在一起融洽工作,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发展的机会来自于对环境的适应和利用企业所处的环境不同,企业的价值就不同,企业的发展状态和发展前景更是大相径庭。企业家的任务就是设法让企业走到一个最恰当的环境中。比如:一个地处某三、四线城市的文化创意公司,如果把公司注册地和总部挪到北京,即使实际办公地点、主要员工团队、主要业务都不做任何改变,客户的印象、员工的心理感受等也会完全不同,公司的业务也会更好开展。再比如:一家制造煤炭用发电设备的企业要申请上市融资,是很难通过证监会审批的,因为它属于制造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但如果这家企业引进一些技术、调整一下生产线,可以生产生物质能源发电设备了,即使它的主要业务仍然是煤炭用发电设备,它也挤进“清洁能源”行业中了,国家的政策、投资人的态度都会完全不同。企业的员工也是一样。企业家和管理者的任务就是为员工营造一个最恰当的环境。怎么用好应届毕业生一家国有电力企业的某基层部门,由5个班组构成,大多是30岁以上、专科或职高学历的工人。今年上面分下来5个应届大学生,每个班组分配一个。这些大学生初出茅庐,没有经验,老师傅需要一点点带。三个月之后,5位大学生不但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活力和求知欲,反而跟这些工人学了很多坏毛病。该部门经理想出了一个办法,让5个大学生单独组成一个临时班组:6组,给他们和前5组一样的任务,并且没有师傅带,全让他们自学。6组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和目标,这些大学生为了完成任务只能自己学,找老师傅请教,而且必须相互帮助、相互配合;另外,5个大学生在一起有了比较、有了竞争,相互之间既要紧密配合,又怕被别人超过去所以努力提高自己,结果短短半年后,5为大学生都迅速成长起来,其中两人成为公认的技术能手。同样的大学生,在6组这样一个特别的环境中,做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成绩。因此,环境合适了,再没经验的人也可以发挥巨大价值。尊重环境,就是要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尊重环境,需要因势利导。即:大的趋势要看清楚、想明白,避开趋势的锋芒,顺应趋势的方向,借助趋势的力量顺势而为。这就像一个优秀的帆船手,懂得在狂风来临的时候收起帆,避开它的锋芒;懂得在顺风的时候张满帆,最大限度地借助风力;懂得在逆风的时候调整帆的角度,让船走“之”字型,迂回变通地利用风力。尊重环境,需要因地制宜。即:环境的特点不同、目标与需求不同,解决的方法就不能相同。真正有效的方法必然是针对问题的、针对环境的、针对目标的。这就像老中医看病,“病万变,药亦万变”。同样是头痛发烧,但是季节不同,药方不同;年龄不同,药方不同;体质不同,药方不同;性别不同,药方不同;病史不同,药方不同……。尊重环境,需要因陋就简。即:任何事情永远不可能等到所有条件具备了再启动,我们总是要面对缺憾和困难。如果能利用已有的条件,巧妙地、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才是企业家和管理者的责任。这就像一位根雕艺术家,摆在他面前的是自然生长的、各式各样的树根。根雕艺术家永远不能完全按照自己对艺术的想法,毫无顾忌的进行创作,他必须面对现实,他的现实就是摆在工作室的那几颗树根。“这块儿要是再长一点就好了;这块儿要是颜色再深一点就好了;这块儿要是没有树瘤就好了……他不可能去抱怨这些,只能接受这样的残缺,并且利用这样的残缺去创作。所以,根雕艺术才叫做“三分人工,七分天成”。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这才是管理的智慧。
既然我们前面说了,《中庸》是“孔门心法”,说明“中庸”这个词还不能光从字面上理解,它一定还有更深的精神内涵和哲学意义在里面。我们可以稍微展开一下,但也不能展得太开,如果按照古人讲经的方法,“中庸”这两个字展开来,讲几天几夜都讲不完。光一个“中”字,就可以引申出很多高深的思想,比如佛教的“中观”系统,可以说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字展开而成的一大学派。在座很多学佛的朋友喜欢念《金刚经》,认为这部佛经好高深、好玄妙,其实,《金刚经》的般若思想,就是“中观”学派的核心思想。说句老实话,如果我们学完了《中庸》,再回头去看《金刚经》,也许对佛教般若中观的思想,就比较好理解了。展开来说,“中”实际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先有了一个特定的空间,才会有这个空间的中心。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最重要的位置在哪里?肯定就是中间那一点嘛。只有你居于中间一点,你的视野才能观照到整个空间。从这个空间概念引申开来,引申到我们的历史文化上来,这才有了“中国”的说法。什么叫中国?一个国家位于天地之中、世界之中,中央之国的感觉那是很了得、很让人骄傲和自豪的啊!在过去的概念里,中国以外的地方称为蛮夷之地,就是没有教化、没有文明的野蛮地区,所以,自以为是“中国”,当然自我感觉就是最良好的。再比如“中央”这个词,按说是一个纯粹的空间概念,但我们现在呢,已经把这个词变成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专有名词,它变成了最高、最核心的领导机关。所以,“中”是整个空间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概念。如果能够把握好这个“中”,那么由此而展开的整个宇宙空间,你就能够把握得住,就会有“宇宙在乎手,万化存乎心”的绝对自信。那么“庸”呢?程子说:“不易之谓庸”。不易,就是不变易,实际上是时间的概念。到底变与不变,只有在时间当中才能够体会;只有在时间的流逝中,才能够说一个事物是变了还是没变。就像我们遇见一个故人,可能张口就说:哎哟,你变得差点认不出来了!这是什么感觉?是感叹时间流逝、青春不在啊!如果换一个相反的口吻:哎哟,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呀!这仍然是时间的概念,只不过时间易逝的这种感觉,居然在他身上没有体现出来,真是驻颜有术啊!总之,变和不变都是从时间当中体现出来的。时间对于这个世界的重要性不可置疑。我们看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往往令人感受最深的都是对时间的思索。一切悲剧最根本的元素,都是生命在时间流逝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无奈。面对时间,你无可奈何啊!你根本留不住时间。我们看《红楼梦》里面的黛玉葬花,春天到了,百花开了,本来是很让人欣喜的时节,但林妹妹却扛了花锄去葬花,把凋落的花瓣收集起来,挖个香冢埋葬了。黛玉葬花,她真的是为花儿凋谢伤心吗?非也,还不是为自己嘛!你看她的《葬花吟》写得那么凄凄惨惨:“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她并不是可怜这些花儿,也不是感叹自己寄身贾府有多么凄惨,而是伤心自己青春易逝、红颜易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对不对?这些无可奈何的根本原因,就是人在时间面前的绝对悲哀。所以,人生最大的悲剧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时间里来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时间中的生命,怎样面对这个悲剧?怎样解决这个悲剧呢?古今中外的宗教、哲学,都是以这个为出发点的,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一套学问,都是为了解决这个人生大问题。世界上一切有形的事物,哪怕是钢铁,哪怕是金刚钻,凡是我们看到的最坚固的东西,最终都会毁坏的。中国不是有“海枯石烂”的说法吗?把时间无限延长,海也会枯,石头也会烂,地球也会毁坏,对不对?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哪怕是金字塔这样最伟大坚固的事物,也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这世界上一切有形有象的东西,注定都会消散,都有一个生灭的过程。所以,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哲学,根本上说都是要教会人们面对时间、面对生死。怎么面对呢?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生命对时间的流逝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靠宗教信仰来支撑。
一、案例描述2013年10月26日,裁床前烫组长莫×在裁床检查到Q019款的朴没有上到车间,车间已经做了730件成品(生产总数3478件)。二、原因调查(1)裁床上货员熊×忘记将Q019款的朴上到车间。(2)组长李××做产前板时没有仔细看制单。(3)QC主管彭××和组长李××没有召开产前会。(4)负责写工序的陈××没有仔细检查板衣,漏写了车朴的工序。(5)厂长杨××按陈××写的工序排工序的时候也没有检查到。三、损失直接损失:暂未造成经济损失;间接损失:如果客户不接受这730件没有车朴的产品,造成公司资金损失。四、问题反思(1)上货、收货环节(熊××、罗××):上货员为何没有将朴送到成衣车间,收发员为何没检查就收货?(2)产前排查环节(彭××):为何没有召开产前会?车间主任、组长、总查为何没有监督产前会议的召开?(3)产前车板环节(李××):为何没有按制单要求做?(4)写工序环节(陈××):陈××为何没有检查板衣,漏写车朴工序?(5)排工序环节(杨××):厂长为何没有检查板衣,漏排车朴工序?(6)巡线环节(肖××、李××、彭××、陈××):车间主任、组长、QC、总查为何没有发现异常?(7)上货流程如何控制?上货员和车间收发员如何互相监督?(8)开款流程如何控制?厂长、车间主任、QC、组长、总查如何互相监督?五、责任划分及追究◎裁床车间:上货员没有将朴上到成衣车间,乐捐10元;◎写工序人员漏写工序,乐捐10元;◎成衣车间的收发员没有起到验收检查作用,乐捐5元;◎组长车产前板和生产过程中没有起到管控作用,乐捐10元;◎品控课的QC、总查、成衣车间主任没有开产前会议起到监督作用,各乐捐10元;◎厂长、裁床车间主任、品控课主任没有起到监督作用,各乐捐5元;◎裁床前烫组长发现异常,奖励20元。六、案例启示从流程控制的角度减少错误的概率,而不是仅依靠人的自觉性。五-1管理例会行政
中国润滑油市场规模达580万吨(不含白油、船用油),销售规模达1100亿,但却有8000余家润滑油企业,仅占地规模40亩以上的调和厂,就有250家左右,狼多肉少,单一品牌年销亿元的,除了“壳多美”“城昆一”外,不足40个。企业只有具备了一定规模,才能在原料采购上获得价格优势,品牌也才会有一定知名度,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这个规模就是“年销过亿”,它是无数企业梦寐以求的一个目标,也是一个门槛。笔者2013年自创品牌运作“九连环”:命名、卖点、价格、包装、宣传、招商、渠道、终端、促销,等9个环节,该模式已在多家企业实践,实现了3年做到年销1个亿,个别企业,甚至仅用4年就做到年销2亿,不仅提升了成长速度,更降低了运营费用,实现投资回报最大化。本书则从创业、运营角度,结合“九连环”模式,通过8个实操流程,全面介绍新兴品牌,如何做到3年1个亿!第一章,谈准备,是因为润滑油行业,门槛进入低,10万不少,1000万不多,劳心费力却难以做好,如果能谋定而后动,将让自己少走很多的弯路,少花无数的费用。第二章,讲产品,可不要小瞧,现在产品同质化,我们要在相同中找出不同来,这样才能切开市场。第三章,我们把包装单独列出来讲解,就是包装对一个新品牌太重要了,要想产品好卖,包装桶、纸箱、单页、海报、吊旗等,缺一不可。第四章,让你了解价格可不是随意定的,要考虑行业,竞争力,用户,还要考虑各环节的价差推动力,价格厚道,才能赢得用户。第五章,讲解渠道的重要性、渠道政策的制定,及常规招商措施,这是厂商之间的宪法大纲,市场就靠政策推动。第六章,主要介绍会招的操作,一个品牌如果没有足够的经销商,就不可能有销量,对会议招商的各个环节,做了全面阐述,顺带讲解一些渠道管理的要点。第七章,讲运维,讲解如何请人用人,怎样制定目标,广宣物料的制作,品牌形象的树立,做好企业的“人设”。第八章,对最新的营销推广手段,做了全面介绍,如何做活动,怎么操作两微一抖,怎样用好微信群等。本书涵盖了润滑油企业经营完整的构架及路径,既有超前的理念,又有务实的动作,还有魔鬼般细节,更是一个实用的百宝箱。适合中小企业老板、总监,及知名品牌的高管参考借鉴。希望能用我们的经验,让你更快的踏上成功路,成就自己的梦想,或许有一天,你也能走向世界。你的朋友:张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