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学的理论剪刀、双面胶水和庸俗辩证法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也遭到重重狙击，首先遭遇了管理学界内部持不同政见者和叛逆者的非难。德鲁克和彼得斯就是其中持有强烈后现代思想的代表人物，可以说，管理学的后现代精神萌生于现代主义的范式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然科学的方法被越来越多地引入现代管理学研究中。平心而论，自然科学方法着实拓宽了管理学研究的深度与科学性，但它们也侵蚀了管理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使其出现了自然科学化的趋势。当前诸多管理学论著之所以面目可憎，就在于不同程度地放弃了案例研究法和经验类推法，也相应地放弃了最能够体现经验类推方法的叙事史写法（叙述管理学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史）。归根到底，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强化了管理学的科学性，但牺牲了其人文性和艺术性。将活生生的组织及其管理的现实，完全看成是冷冰冰的生物标本。我们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显微镜可以观察到组织及其管理的微观世界，却捕捉不到组织及其管理发展的历史神韵和风采。在管理学家们一致推崇的德鲁克最重要的两本著作《管理的实践》(Thepracticeofmanagement)和《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Management:Tasks,responsibilities,practices)中，就充分展现了德鲁克闲庭信步式的经验类推方法的叙事史写法所描绘的组织及其管理发展的历史神韵和风采。德鲁克的整体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某些创新性概念、意念频繁地出现在德鲁克不同时期的著述中，现代管理学中几乎所有的概念都可以被追溯到德鲁克那里。彼得斯曾经说：“在管理学的所有概念中，有80％是由德鲁克创造的，他是当之无愧的管理学之父。”在德鲁克逝世后，2005年11月14日彼得斯(Peters,2005)发表在《新世界》(TheNewWorld)上的文章“PeterF.Drucker:Rightmanforhis/ourtimes”一文中认为，在德鲁克之前，著名的管理著作只有中国古代伟大军事家孙子(SunTzu)的《孙子兵法》(Theartofwar)、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维利(NicoloMachiavelli)的《君王论》(Theprince)和“科学管理之父”的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Theprinciplesofscientificmanagement)。彼得斯认为，德鲁克的贡献有三个方面：一是发明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现代管理学”；二是使管理作为一种可信赖和具有实践基础的学问与职业；三是第一次提供了可演示和可掌握的解决企业现实问题综合性工具包(comprehensivetoolkit-framework)。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现代管理学奠基人的德鲁克，却是管理学现代主义主流范式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时也是“后现代管理理论”(thetheoryofpostmodernmanagement)的提出者。德鲁克(Drucker,1959)早在l959年就提出了“后现代世界”(postmodernworld)的概念274，早于法国社会学家阿莱恩·托雷恩(Touraine,1969)275和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尔(Bell,1976)276构建“后工业”(post-industry)概念之前。德鲁克(Drucker,1959)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转型的时代，一个前后时代相互交错的时代。此时，昨日的旧“现代”虽继续充当表达思想的媒介、期望的标准及传达命令的工具，但已经不再行之有效地运作了。而正在发展的“后现代”尚缺乏定义、表现方式和手段，但是它已有效地控制了我们的行动及决定这些行动有哪些影响力。277作为现代管理学启蒙叙事的最著名作家，德鲁克运用得最多、也是最精彩的当数经验类推法。不可否认，管理启蒙思想的内涵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偏颇，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平衡。就此意义而言，后现代管理与后现代性是从现代管理学那里发展出来的，正是现代管理学自身的问题，导致了德鲁克和彼得斯对它的诘难。德鲁克和彼得斯所倡导的“后现代管理理论”可以理解为积极主动地与先前的管理理论的决裂，是要把人从旧的限制和压迫状况中解放出来，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因此，从广义上说，后现代管理理论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也可以把“后现代”理解为“高度现代”或“超现代”(hyper-modern)，它依赖于现代管理理论，是对现代管理理论的继续和强化。与主流学者一手拿剪刀、一手拿胶水不同，德鲁克绕开两者，用叙事史写法与主流范式的理论剪刀、双面胶水和庸俗启蒙辩证法三大法宝的研究风格唱反调。严格地说，德鲁克绕开这两者的理论思路和方法在于：如果在管理理论不同的研究中运用特定的社会维度(socialdimensions)来分析、解释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具体管理问题，就可以避开理论剪刀和双面胶水。这种研究方法告诉管理学者，我们更需要的是在不同的语境下用不同的社会历史因子(socialhistoricfactor)进行管理问题的衡量，不同的组织结构形式和管理方式可能更好(MirandWastson,2000)278。而利用这种历史语境分析，可以使管理学的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历史的语境驱动性质，更容易把握新理论在新历史条件下得以出现的先决条件。比如，德鲁克1976年在其经典之作《管理的实践》的再版前言中写道：管理是一种源自美国社会的产物。这是因为“management”这个词纯粹是源自美国社会的产物，它几乎无法译成其他文字而仍然保存其原汁原味。令人诧异的是，甚至无法译成英式英文(BritishEnglish)，更不要说中文或日文了。279德鲁克一贯强调，对于任何管理问题都必须把它放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必须假定一个特殊的问题情境(problematiccontext)，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历史）维度（分析问题所用的维度，类似数学的平面的二维、立体的三维）。这才是避开理论剪刀和双面胶水最高明的方法。与对主流范式持不同政见的德鲁克不同，彼得斯是管理学现代主义主流范式的叛逆者。他专与强调对大工业生产进行管理的德鲁克管理风格唱反调，并且每隔5年改变一次主意，他的思想很少有连贯性。今天他所赞扬的事情很容易就在他的下一本书中被抛弃了。彼得斯在1992年出版的《解放型管理》，就是对现代管理学的宣战书，或是宣告了后现代企业理论的诞生，形成了对当今西方现代管理学的强烈的冲击和回响，彼得斯也被美国财经杂志称为“后现代企业之父”。彼得斯的专用武器就是“标新立异”(newanddifferent)，在彼得斯的核心概念里面，“创新”是其“一招鲜，吃遍天”的招牌菜。彼得斯强调变革(change)，要求企业重新想象，求新求变，所以激情四射，活力无边，逼近娱乐。事实上，将企业家的“创新”(innovation)定义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正是经济学大师、德鲁克的老师熊彼特(Schumpeter,1911)的主要成就之一。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这位以马克思为论敌，又自称是马克思儿子的大学者论证了他的观点。可惜熊彼特的主要乐趣不在于撰写畅销书，而在于贵族马术的盛装舞步表演，也难怪彼得斯的书会畅销一时。应当承认，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管理学大师，彼得斯的研究更关注企业运营层面具有实操性的基本元素，而非空洞的理论。即使是对彼得斯最有力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他有两个优点：一是他能够让管理这一类最枯燥无聊的题目变得十分有趣；二是他对企业内部运作知之甚详。就我的了解，德鲁克对彼得斯的认同有两点：一是赞同彼得斯关于管理中存在非理性的看法。德鲁克认为，“管理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今天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理性）科学。”二是颇为赞赏彼得斯对自己的思想大胆抛弃和纠正的态度，而这正是德鲁克看待这个时代和对这个时代管理理论的态度。在德鲁克看来，彼得斯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惊人之语，彼得斯总是用过于绝对但最简明扼要的语言玩味着貌似艰深的管理话题，但有把管理看得过于简单之嫌。对于彼得斯的“创新”和“激情”，德鲁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彼得斯著作的力量就在于他强迫你关注最基本的东西……他会使管理听起来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容易。你所要做的就是把《追求卓越》放回在枕头下，然后一切都会完成。”德鲁克以他特有的冷幽默280调侃：“当玛丽婶婶要为高校毕业的侄儿送一份礼物时，选择的就是《追求卓越》这本书。”《商业周刊》则这样评价这位管理奇才：“无论你对汤姆·彼得斯的言论喜欢还是嫌恶，他都称得上是继彼得·德鲁克之后最优秀和最具有影响力的管理学天才。”彼得斯的成名之作《追求卓越》以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提出卓越企业的八个特质，为管理设定了一个积极的目标：宣扬个人自治将取代组织化的监督，标榜创意与行动高于一切，个人而非数字与制度将成为一切商业行为的核心。281一时间洛阳纸贵，畅销美国，轰动一时。彼得斯自己回顾《追求卓越》一书时认为，《追求卓越》的全部精髓可以提炼成三个词：人、顾客、行动。而旧式的管理方法也可以提炼成三个词：数字、官僚主义、控制。《追求卓越》的理念可以被提炼为：柔能克刚（硬）。当时管理的理念以为硬数字可以告诉你如何处置诸如工厂、机器、厂房等硬资产。而《追求卓越》一书却认为任何软的东西才是硬的。人、顾客和关系——这些软的东西决定了什么已完成，完成的工作做得如何。282彼得斯的著作《混沌中的生机》和《解放型管理》，比德鲁克的经验类推法和叙事史写法更让主流范式管理学家大光其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他“调戏”了现代管理学的时间可逆性(timereversibility)、普遍性(generalization)和确定性(certainty)。这时的彼得斯已经改变了追求卓越的观点，已经“没有卓越的企业”283了。他不得不这么说，因为《追求卓越》所描述的多数企业的运营都不再是处于平均水平之上。换言之，他最初的理论是一个失败，《追求卓越》中提到的企业的成功看来都是偶然的。事实上，仅在该书出版两年后，彼得斯和沃特曼在该书中推崇的好几家企业，如阿塔利公司(Atari)、旁氏公司(Chesebrough-Pond's)、通用数码(DataGeneral)、弗卢尔公司(Fluor)、国家半导体公司(NationalSemiconductor)，就渐渐泯然众人矣。彼得斯(Peters,2001)在《追求卓越》出版20周年之际，发表了《汤姆·彼得斯真诚的忏悔》一文，坦陈了“追求卓越”的缺失。284彼得斯关心的是，2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需要追求卓越吗？他的答案是：今天的公司无需追求20年前他所标榜的“卓越”(Excellence)，因为那样的“卓越”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有意无意编造的一个真实的谎言(Atruthfullie)，“追求卓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不可否认，管理学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正在显现出致命的缺陷。人们正在认识到，在很多重要的组织及其管理实践方面，传统管理学的理论已经不能很好地进行解释了。我们对组织及其管理的了解具有局限性，包括人、组织的构成、自然和社会环境在内的所有的复杂性动态系统在本质上具有的不确定性还没有完全被我们认识，组织中人的选择和目标的多样性我们还没有完全揭示。当然，管理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动力因素也不同于过去。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关于组织的管理与组织的创新的问题就成为管理学发展的重要课题。“这意味着人们要不断地站在历史和今天两个不同的角度，从系统整体的视角出发，关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表现出来的长期变革过程。”285人们逐步发现，现代管理学罗列出来的那些关键性成功因素，在组织及其管理的实践中已经变得越来越靠不住。当今时代，“非理性”“不确定性”广泛存在于组织的商业实践中，无论你是身处世界何地，都会明显地感受到。管理学范式的理性、确定性的描述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确凿无误的东西只是一种空想，组织的整治和秩序的确变得令人难以捉摸。现代管理学范式的理论大厦由于已经失去了确定性和时间对称性的强有力支持，在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坍塌。在非线性旗帜下开展的复杂性组织系统的各项研究，对整个管理科学所产生的震撼丝毫不小于20世纪初的科学管理(ScientificManagement)和人际关系学说(TheHumanRelations)。这一方向的研究首先从根本上改变了偶然性与不确定的地位。从管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来，偶然性与不确定性一直被认为是来自组织外部的扰动，应该避免或忽略不计，即使是对它有所考虑，至多是“为必然性开辟道路”。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偶然性、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一样，都是客观存在。在一定的条件下，确定型系统也会表现出不确定的行为，即随机的、原则上无法预测的行为。这就是混沌。组织及其管理的混沌意味着管理者不得不学会与这个“非理性”“不确定性”的环境相处。而时间的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特殊性(specialization)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变成煞有介事的精神导师。彼得斯(Peters,1988)指出：“混沌理论向人们熟知的管理知识提出了挑战，也向传统的管理实践提出了挑战。”286查尔斯·汉迪(Handy,1989)认为，这是一个“非理性时代”(theageofunreason)，其两大特征概括为“非理性”(unreason)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我们只能在这个非理性的、不确定性的整体环境中成功或者失败。要想成功，就不得不学会与这个“非理性”“不确定性”的环境相处，就是要进行组织的变革与创新；而失败，首先是因为不能接受“非理性”的环境，无法实现组织的变革与创新，因而必然从“非理性”“不确定性”的环境里出局。287汤姆·彼得斯(Peters,1988)发现，我们花了几十年教导人们从混沌中创造秩序，但是现在不得不再花10年从秩序中创造混沌。288但是，彼得斯并没有因此而站到管理艺术性的一方，他同样“调戏”着管理的艺术性，而这一切都从“调戏”自己做起。彼得斯(Peters,2003)认为，我们处在一个非理性的混沌时代，企业经营世界里没有现成的蓝图和路线图。企业经营世界里“全是重大的试验，是还在进行中的工作，是一个变化着的盛宴，一个与时俱进的进化故事”。统治这个世界的第一条原则是“天知道”(godaloneknows)。在这样一个最终结果只有天知道的世界里，无所作为岂不是“最佳办法”？恰恰不是。如果管理者无所作为，那么管理者就是已经断定了最终的结果(即失败)，把50%的概率谎称为100%。所以随“天知道”而来的是第二条原则“大胆闯”(screwaroundvigorously)。“大胆闯”就是我们今天追求卓越的方式——追求组织的变革与创新。289知识经济的基础——呈非连续性、突发性增长的知识决定了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组织变革与创新的下一步只能是“天知道”，决定了我们唯一符合时宜的行动方式是“大胆闯”。应当这样说，德鲁克和彼得斯“调戏”了现代管理学启蒙的二元框架，在这一过程中也使管理学的后现代精神得以萌生。组织行为学大师沃伦·本尼斯(Bennis,1988)在1988年为彼得斯《混沌中的生机》一书的推荐序中称彼得斯的语言最具颠覆性，此言非虚。沃伦·本尼斯曾经告诉一位记者：“如果说彼得·德鲁克开创了现代管理学，那么汤姆·彼得斯则带给它生命。”爱尔兰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Handy,2005)在《汤姆·彼得斯精髓》一书的推荐语中写道：“一流的想法、优秀的故事、恰当的引用和很多蕴含智慧的观点聚在一起，组成了名副其实的丰盛大餐，这就是汤姆·彼得斯的特殊贡献。”2902003年编纂《行动者和震撼者：商业背后的思想和勇气》(Moversandshakers:Thebrainsandbravadobehindbusiness)一书的英国作家罗伯特·赫勒(Heller,2003)评价：“汤姆·彼得斯在一件事情上比任何人做得都多，那就是他把管理学的内容从董事会、学术范畴和咨询业务转换成更广阔的、世界性的受众，它成为媒体和管理者的主要食谱。虽然彼得·德鲁克写了更多的书，他的观点也经受得住更长时间的考验，但是彼得斯作为一个管理咨询顾问、作家、专栏作者、研讨会演讲者和舞台表演者——他的活力、风格、影响和观点塑造了新的管理学思想。”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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