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了解信任的内涵,即客户高层信任销售人员什么。客户高层对销售人员的信任,体现在两个方面,如表3-1所示。表3-1客户高层对销售人员的信任表现项目内容人际关系中取得信任因素诚实守信沟通能力(即要与对方良好地沟通)专业形象……对客户高层有价值的因素或事项产品价值做采购决定没有压力,即要使采购符合流程关于问题的本质信息,即什么原因导致出现问题问题的潜在影响行业信息不浪费客户高层的时间第二,要明白客户高层对销售人员的信任是一个逐步积累、提升的过程。如图3-2所示,在销售人员没有与客户高层打交道前,他对于销售人员的信任就无从谈起,信任度就是0;通过与客户高层打交道,逐步积累、提升他对销售人员的信任,直至达到成交时所需要的信任度100(假设此时的信任度为100),客户高层才会决定采购销售人员所销售的产品。所以,销售人员与客户高层打交道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加深客户高层对销售人员信任的过程。图3-2客户高层对销售人员信任的建立示意图第三,要抓住关键的事情、关键的时刻。与客户高层打交道涉及的因素很多,通常时间也长,很难面面俱到。应该如何做呢?答案就是抓住关键的因素。2002年度的诺贝尔奖得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恩曼(DanielKahneman)经过深入研究发现的“峰终定律”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发现人们对体验的记忆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即事情的强度及它发生的时刻。通常强度大的事情,也是人们认为对自己有重要价值的、关键的事情。如果研究那些优秀的销售人员的做法,你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在对客户高层有重要价值的关键事情上、在关键时刻做好。对客户高层有重要价值的关键事情,就是那些影响他做采购决定的事情。产品价值。采购流程。现在面临问题的原因及可能引起的潜在影响。销售人员向他承诺的事情。与客户高层打交道的关键时刻,主要发生在与客户高层接洽、第一次面谈、售后服务,以及在与客户高层打交道过程中,关键事情发生的时刻。
 经验主义方法论对管理学方法论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经验学派围绕着“人”来确定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孔茨在谈到管理学的统一问题时指出首先必须界定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他同意经验主义学派的主张,建议根据实践者的活动范围确定和调整管理学的研究对象200。经验学派为管理学研究者确立了一种新的确定选题的方向,这种新定位展示出的“以问题为导向,以案例为基础”的研究风格。管理学“以为问题为导向”的模式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相似。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出现的一些大名鼎鼎的开放实验室,如贝尔实验室、杜邦实验室等。这些设立于大企业中的实验室一反过去为科学而科学的传统,确立起“以技术为先导,推动科学发展”的宗旨。为解决电报、电话、电视机等研制中遇到的技术问题,这些实验室发展出了现代电子学、材料学等多门学科,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理论的进展。通用汽车公司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现代管理学的开放实验室,德鲁克以它面临的问题为出发点,将他们的创造性解决方案视为管理学的立论基础,对他们所犯错误的批评与反思转变为管理学发展的动力。  德鲁克总是能够预见到各个时期的关键问题,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公司的概念》(1946)破除了20世纪早期人们对与大型企业的恐惧与误解,使联邦分权制成为工业组织的模板。《管理的实践》(1954年)和《管理:责任、任务与实践》(1973)则为企业建立了一整套适应工业社会发展环境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方法。《创新和企业家精神》(1985)帮助企业管理者解决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折时期面临的创新和创业管理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德鲁克的研究重点从企业管理转向非营利组织管理和知识工作者的管理等后现代社会的管理问题。  经验学派促进了管理学研究与实践之间的沟通,明确了管理实践在管理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和其他学科一样,管理学研究的目标也有其二重性,即惟知性和实用性201。以教授和专业研究人员为代表的学院派关心管理学知识性的一面,认为研究者应该以旁观者和立法者的角色出现。这种定位使管理学日益脱离实践,管理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互相难以取得认同。学者们发明的深奥术语体系不仅将其与实践者隔离开来,也为其相互之间的沟通设置了重重壁垒,导致管理学知识体系的碎片化。经验学派强调管理学研究应该从管理实践者的需求出发,更关心管理学的实用性,认为惟知性应该为实用性开辟道路。经验主义者不满足于“知”而是追求“行”,确定了实践者在构建管理学理论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  尽管德鲁克自命为管理学的“旁观者”(其自传即以《旁观者的风险》命名),但他实际上是以管理实践的参与者形象活跃在管理学历史舞台上。如何成为参与者呢?德鲁克通过对经理人员的教育和咨询获得了这一身份,通过这一身份,德鲁克实现了实践与理论的沟通、经验与先验的互动。通过这种方式,德鲁克影响了管理者的思想和行为,改变了管理学的面貌。  德鲁克和戴尔等人强调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反对把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管理学。他们批评一些研究者偏重实证主义方式,他们仅仅通过调查问卷来获得有关数据,仅仅依靠数学模型来对此做出解释。  此外,经验主义方法论认为,管理学研究应该将组织置于历史和现实背景之中,从整体和谐的角度来研究组织管理,描述和解释组织管理现象,建构组织管理理论,反对将组织与环境、组织与历史分割开的解析式研究方法。经验学派强调个人价值观、组织哲学及社会的基本信仰之间的和谐,反对实证主义管理学把组织及其管理活动看成是一些无个性的社会事实或组织结构的相互作用。  经验学派方法论的上述特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社会历史的维度来看,现实管理问题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在不断地否定着现有管理理论对外部环境的基本假设,产生出对新的理论和实践的预期。与自然科学不同,在管理学的这个发展过程中,研究者不是旁观者。他们的理论对现有管理经验做出诠释,这种诠释由于对未来管理实践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合理的预期而得到实践者的认同。这个互动的过程就是经验学派方法论的本质特点。  德鲁克确立了经验研究在管理学方法论中的地位,但是也受到诸多批评。常见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批评之一,德鲁克理论内容过于庞杂,缺乏严密体系;批评之二,对研究者的要求过于苛刻。  对于大多数管理学的学习和研究者来说,德鲁克的作品确实是数量太多了一些。但是,如果不仔细分析就批评其理论不严密就难免过于轻率了。批评家对理论体系简单形式的追求,使他们希望能够看到一部总结性的著作来代表经验学派的最高成就,以方便学习和研究。德鲁克先生自己似乎也在往这个方向努力,比如《事业理论》一文就对以往分散于各处的战略管理思想做了一个总结,20世纪90年代末期还出版了一套精华集,即《个人的管理》、《组织的管理》和《社会的管理》。然而,这些工作效果并不太好。这与经验研究本身的特点有关。经验研究必须符合可比较性和适用性两大原则的要求。为了满足这两个条件,必然牺牲理论的简单性。从本质上说,各类组织在形态和功能上的多样化,给经验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难题,那就是经验的可比较性问题,实际上也是管理原则的适用范围问题。可比较性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来看。从横向来看,要考察从某个或某类组织得到的经验是否适用于其他组织,还要考察一地或一国经验在其他地方的适用性。比如,工商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具有许多共同点,工商企业管理的许多经验可以运用于非营利组织,比如董事会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及事业理论等等。但是两者毕竟还有根本的区别,工商企业的管理原则建立在利润目标这一根本约束条件之上,但是非营利组织却没有利润约束。如果一定要统一起来,扩大理论的适用条件,必然要舍弃两类组织的特点。另一方面,在将管理经验扩展到更大范围比如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的时候,原来的前提条件就必须重新认识。德鲁克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一直努力想将视野扩展到世界范围,将更多的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纳入其研究范围,在《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中他就尝试着这样做。从纵向来看,管理的经验原则也会随时代变迁而需要重新审视,这使得经验原则处于不断增减和修订之中,有时甚至要经历几十年时间才能得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这就使得德鲁克理论前后不一致,关于同一问题的研究结论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不完全相同。这就是造成德鲁克理论体系比较复杂的两个根本原因。经验学派遭受的第二个批评是经验研究所需要的条件太苛刻,这是有道理的。具体地说,经验研究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第一,存在可供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管理实践;第二,对研究者的要求,经验研究者必须尊重经验研究方法,并具备对复杂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观察、分析、提炼和表达的高超技巧。第一个条件意味着先有成功的管理实践,再有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第二个条件同样难以达到。当然,经验研究方法仍然在发展之中。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比管理学要成熟得多,但经济学家们并不满足,“完全坦率地说,在训练现代经济学家方面,经济学方法论没占什么地位。这一切也许在改变,在对经济学的科学地位自我满足了多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自问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这样的更深刻的问题。”202随着管理学在我国的发展,方法论问题也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管理学者的重视。有的管理学家预言21世纪将形成管理学的方法论。还有一些学者指出,管理方法的多样化和管理学的本土化等特征将是管理学的未来发展趋势203。可见,方法论研究已经成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尽管存在不足之处,经验研究的方法在教学研究和管理实践领域也产生了广泛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组织文化理论就主要采用了经验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企业横扫欧美市场,美国企业在汽车、电子产品等诸多领域节节败退。引发对美日管理经验的比较研究,在全世界掀起企业文化建设浪潮。在教学研究领域,以哈佛商学院为代表的案例教学模式日渐成为管理教学的重要方式。在管理实践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的“标杆瞄准”方法可以说是充分地体现经验主义哲学。从几种有代表性的管理思想史对经验学派的介绍来看,国内外管理学界对经验学派的认识往往着重于其中的两个方面:一是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即以高层经理为研究和服务对象;二是其案例研究方法,强调搜集和比较同类经验总结出管理理论。管理学界甚至根据这两个特点将经验学派也称为案例学派。  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看似平淡无奇,然而后来的经验研究者却很难取得与之比肩而立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初期,彼得斯和沃特曼的《追求卓越》;20世纪90年代柯林斯的《基业长青》,采用统计归纳方法对大量成功企业的经验进行研究,并采取了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比经验学派更为科学的新型研究技术。但是,这些管理学领域的畅销书始终没有达到德鲁克代表的理论高度。彼得斯和沃特曼甚至说自己书中的观点都可以在德鲁克那里找到。这表明,理论达到的高度不在于经验数据的数量和研究手段的科技含量,而在于别的。正如美国科学哲学家费耶拉本德所说的那样,两个高层次的理论在观察上是不可比的,高层次的理论是那些远离直接经验的、发展程度较高的理论204。德鲁克在深入经验的同时又超越了具体经验,构筑了管理学理论的一个巅峰。受经验学派的影响,管理学研究和管理学教育都越来越重视案例方法。近年来,教学型案例研究和理论型案例研究的方法日渐成熟。其中,在理论型案例研究方面,罗伯特.K.殷提出的方法最有影响力。罗伯特.K.殷建立了一套案例研究的理论和操作程序,使得案例研究与定量研究一样有了标准规范。殷在书中提到了德鲁克,有意思的是尽管殷所讲的案例研究法与德鲁克的经验主义方法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他并没有谈到德鲁克的研究方法,而是推荐德鲁克的理论“譬如,假设你准备研究国际经济的发展,彼得.德鲁克1986年撰写的《变化的世界经济》一书,提出了很多类型的理论假设,可为你提供许多启迪。”205
要做好配件业务,配件经理个人的能力很重要,但团队的作用更重要。而且配件业务还需要与维修、服务接待与财务等部门保持高频沟通与交互,需要具有很强的跨部门管理与沟通能力。因此,带领团队高效优质地完成配件工作,与关联部门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是优秀配件经理必须具备的素质要求。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勤学善教。勤学就是说配件经理需要不断学习新的配件专业知识、相关部门工作中的知识,提升自己工作的视野。具体的方法上文已讲,不再赘述。作为管理者来说,善教在某种程度上更为重要,只有团队成员的能力不断成长,配件业务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成长,因此,配件经理不仅要将自己掌握业务知识毫无保留地教给团队成员,还要创造各种机制让团队成员主动学习,相互学习。同时,配件经理还需要将相关的配件知识传递给维修、售后等相关部门,如配件的名称(叫法)、类似配件的区分方法、常用配件关键属性等,以便于在工作中实现高效的沟通。(2)积极沟通。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因为能力或压力等原因,很多人难免会有情绪,从而影响到工作表现。这就需要管理者具有良好的团队沟通能力。要带好团队,一方面需要让整个团队的目标感清晰,另一方面还要关心团队成员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要积极沟通,尽量保证员工的良好工作心态。(3)跨部门沟通。在工作中,配件业务与维修服务业务是分工不同,但价值一体的关系。因此,要做好配件业务,需要与这些部门进行有效、充分的沟通,以增进各个部门的相互了解,实现部门之间高效配合。因此,要求配件经理积极主动的开展跨部门协调沟通工作。
 记载孔子言论的《论语》之中,提到“乐”的地方虽不算太多,但劈头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后儒的诠释撇开不谈,但就文本而论,这里就牵涉到两个问题,是学习本身就是愉悦抑或是所学、所习会带来愉悦?是见到远方朋友本身就是快乐抑或是与朋友讲习、分享所志之道才是快乐呢?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孔子未言。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乐在其中的“乐”究竟是什么?孔子所谓“学、习”之物件,就《论语》通篇的脉络而看,主要是指仁义礼智信之“道”(乃至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说法)277,这“乐在其中”莫非是“乐道”?孔子还是未言。  但有一点很清楚,这种快乐与物质性的“富”(财富)、与社会性的“贵”(地位)没有关系。“所以才能视富贵如浮云,不为箪食瓢饮陋巷所改变,所以证明孔颜的乐趣必在于内心”278。  不过在孔子赞颜回的文字中多少透露出孔子之乐的“正面性质”:“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看来,“乐”是和“仁”联系在一起的,能仁便能乐。所以才有“仁者不忧”“乐以忘忧”的说法。那么,为何世人不堪其“忧”,而颜子却可以不改其“乐”?《论语》本身对此并未专题展开。近年出土的楚简《五行篇》提供了某些线索:“闻道而悦者,好仁者也……闻道而乐者,好德者也。”279看来孔颜之乐是与仁、德、道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孔子的“乐”与“仁”密切相关,是“仁者”之“乐”。这种后来所称的“孔颜之乐”为儒学源远流长的“乐”统定下了基调。孔子的这种“乐”观,在当时的影响肯定很大,一些儒家之外的典籍(《庄子》《吕氏春秋》《风俗通》)之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庄子》的《让王篇》记载说,孔子穷于陈蔡之际,竟然弦歌鼓琴,未曾绝音。子路质问道“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回答说:“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为之通,穷于道谓之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也。”《吕氏春秋》亦有相似的记载280。可见,孔颜的乐处就在于“内省而不穷于道”这一点上。281  《孟子》文本之中提到“乐”的地方甚多,仅举其中代表性的两处。(1)“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显然,第一种乐是“天伦之乐”,它建立在人类最基本的亲亲这一自然情感上面;第二种乐是道德性的快乐,它建立道德主体的人格完善基础上面;第三种乐则属于教育之乐,即后来王阳明的“讲学之乐”。(2)“万物皆有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282。这个话头在理学家讨论“乐”的时候屡屡被提及,这里既有我与万物合一之意,又将致力的方向指向自身,且有“诚”的功夫,如此,“乐”的规模便依稀可察了。颜子之乐的内在性得到了进一步的申发,仁者在己,何忧之有?遂成为后来理学家们的共识。  宋儒的一个重要的旨趣就是“寻孔颜乐处”。这一基调在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那里就已定下了。他本人在《通书·颜子第二十三》中专门拈出《论语》颜子箪食瓢饮不改其乐这一话头加以阐发:“夫富贵,人所爱者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按朱熹认为“至”“爱”之间,当有“富可”二字,此句当为“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引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这里所谓“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也正是周子本人每每指点二程兄弟的:“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283周子窗前草不除之举(“与自家意思一般”),更是成为宋明儒之“乐处”著名话头。显然,弟子对此深得其中三昧,津津乐道其中之气象:“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284张载之善观驴鸣,二程子之观盆中游鱼、观鸡雏,皆由“观天地生物气象”而得生机之趣,所谓万物之生意最可观,大致都不出周子的这一生命情调。  本来在孔孟那里,“乐”字的含义虽然十分复杂,但尚未与“生意”明确地联系在一起。宋儒寻孔颜之乐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将孔颜之乐与“生意”联系在一起。而欲见此“生意”则必须诉诸“静观”,程颢的几首诗歌(《秋日偶成二首》《偶成》)最能说明问题:  寥寥天气已高秋,更倚凌虚百尺楼。  世上利名群蠛蠓,古来兴废几浮沤。  退安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  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  闲来何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  旁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颜回的陋巷之乐、孟子的大丈夫气概,与优游、静观、心乐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这大概也是程颢“玩味”孔颜之乐的一个心得吧:“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285此中“深意”即由静观而见出的“生意”。“静观”即是要把私己的兴趣搁置起来,将生物的功利心撇在一边,成为一玄览直观的主体。因此,从静观的主体而论,静观者完全超越了“小我”“私我”,而成为“大我”“公我”,此大我、公我之心态优哉游哉,安泰自如。其对待“外物”之态度一扭“小我”“私我”的“以己待物”“为物所役”之状态,取而代之的是“以物待物”、使物各付物;从静观之客体而论,自然是: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自然是: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此种心物交融之机趣即是所谓的“快活”:“人于天地间,并无窒碍处,大小大快活。”286无窒碍即“顺”,无私己即“公”:“‘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不诚则逆于物而不顺也。”287“圣人致公,心尽天地万物之理,各当其分。”288能“公”即能“顺”,即能“无入而不自得”:人能放这一个身公共在天地万物中一般看,则有甚妨碍?虽万身曾何伤?289  由静观而见出生意,固然是宋儒的“大目法”,但这种生意的见出与表达却又是在传统的儒家思想资源里面进行的,毕竟《易》之“生生”思想底蕴之丰厚完全可以成为宋儒抒发己意左右逢源的“意义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290“‘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个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长’,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291  至于寻乐的功夫之路向,孟子的“反身而诚”则成了“迷途指津”:“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盖良知良能元不丧失,以昔日习心未除,却须存习此心,久则可夺此习。此理至约,惟患不能守。既能体之而乐,亦不患不能守。”292  因此,二程子对老师的命题作文(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可以说是交出一份起承转合、招式齐备的鸿文。然而,二程子更喜欢让人们“自得”,在此意义上,这份作业却又未完全“破题”。有一段记载颇能说明问题:伊川本人经常问门人“颜子所乐者何事”,或曰:“乐道”,伊川的回答让人吃惊:“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若说有道可乐,便不是颜子”,“若说颜子乐道,辜负颜子”)293  二程子的“乐观”对王阳明影响甚大,在《答王虎谷》中王阳明写到:“程子云:‘知之而至,则循理为乐,不循理为不乐。’自有不能已者,循理为乐者也。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则知仁矣。”294在王阳明论说中,性、理、心、仁其内涵是一致的,则由循理为乐,必得出心体之乐、仁体之乐的结论,此是后话。  颜子不是“乐道”,那么,其乐到底是什么?孔子不是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吗?难道宋儒之乐竟在“别处”?究竟孔颜之乐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诸子似语焉未详,以致理学大师刘宗周先生对此有“疑案”之感慨:“茂叔教人,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此个疑案,后人鲜开消的,一似指空花、踏幻影,无有是处。”295    即便论说细密如朱子者对孔颜之乐处亦不曾着太多笔墨。一句“颜子不改其乐,是他工夫到后自有乐处,与贫富贵贱了不相关”无非是在重复明道的话头。有弟子问:周子窗前草不除去,云:“与自家意思一般。”此是取其生生自得之意邪?抑于生物中欲观天理流行处邪?朱子的回答依然如故:“此不要解。得那田地,自理会得。须看自家意思与那草底意思如何是一般。”296“得那田地”当然是要亲证、亲得、“须把自身来体取”,所以朱子面对弟子有关孔颜之乐没完没了的请问,有时就干脆回答说“不要去孔颜身上问,只去自家身上讨”297。  然而在王阳明之前,对“乐”之分析与阐发用力最深者亦不能不首推朱子。  一是他与大程子一样颇珍惜天地之“春意”“生意”:“天地只是一个春气”,“天地万物血脉贯通”。  二是他兼持敬功夫与和乐气象于一身:“别纸所论,敬为求仁之要,此论甚善。所谓心无私欲即是仁之全体,亦是也。但须识得此处便有本来生意,融融泄泄气象,乃为得之耳。”钱穆先生对此申发说:“持敬者须能使此心和乐,有生意,有融融泄泄气象,此与以整齐肃严威俨恪言敬,各得此心敬之一体段,诚学者所当深玩。”298这里的讨论开了王阳明洒脱与敬畏之辨的先河,王阳明答舒国用的文字中立说规模基本上不出朱子这一范围。  三是在朱子“乐”的论说中,他非常明确地把“一体”与“乐”挂搭在一起。“程子谓:‘将这身来放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谓:‘人于天地间并无窒碍,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颜子乐处。这道理在天地间,须是直穷到底,至纤至悉,十分透彻,无有不尽,则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299问:“周子令程子寻颜子所乐所事,而周子程子终不言。不审先生以为所乐何事?”曰:“人之所不乐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则乐矣。”300刘黻问:“伊川以为‘若以道为乐,不足为颜子。’又却云‘颜子所乐者仁而已。’不知道与仁何辨?”曰:“非是乐仁,唯仁能乐尔。是他有这仁,日用间无些私意,故能乐也。”301“无私意”便能与万物为一,便能尽得万物之生机,一任大化流行不息,故能乐。  四是朱子像二程一样非常强调孔颜之乐的“体知性”的一面。悦乐不愠(《论语》)、睟面盎背(《孟子》)、心广体胖(《大学》)、无入而不自得(《中庸》)……此先儒种种手舞足蹈之乐,皆是“自身体取”之结果,与知解了不相干。所以朱子面对弟子关于孔颜之乐不厌其烦的追问,往往回以自家体认去,可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朱子一直提醒门人“颜乐”“点志”乃是“工夫到后”之结果,是用力纯熟、深造自得之气象,不实地用功、于下学处用力,好高鹜远而不穷理修身,躐等空言而师心自用,乃至“陷于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302,体知之智慧遂堕为诵说口耳之资,此诚为朱子每每以为深忧的。前面业已交待,宋明儒之寻孔颜乐处,在其开山祖师周敦颐那里就定下了基调,朱子对此基调加以阐发的同时,又一直持有几分戒心:“学者当深思而实体之,不可但以言语解会而已。”303  不难看出,宋儒尽管在寻孔颜乐处,但他们所寻到的乐处已与孔颜有很大的差异,理学家们津津乐道的是万物之生意,他们钟情的往往是生机之趣。综括来讲,在宋儒寻“乐”的路线图之中交织着几条主要的线索:(1)心体之乐(宁静、祥和,“顺”“公”“无滞”,所谓“静观”是也)。(2)生机之乐(生意、生物气象,所谓万物皆有春意是也304)。(3)体知之乐(“自理会得”,不是解知之乐,而是体证之乐。所谓到那田地,自然心领神会之是也)。其间的关系,或可表述为:由“静观”而见“春意”,此见是体见,心体之乐本身就是生机之乐的“体现”。不用说,这些线索也交织在王阳明的乐之观念之中,而阳明则以其“天启”之资奏出七彩乐章,“乐是心之本体”则是这一乐章的主旋律。
女性力量的崛起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源自于美国互联网思想重要传播者凯文·凯利老人家的“1000个铁杆粉丝”这一说法。该理念自提出以来,互联网界一直将其视为一门玄学在圈内传颂。但是,多年前,凯文·凯利也仅仅是以一篇小文的篇幅针对艺术工作者提出“1000个铁杆粉丝”的说法而已,对于如何让这一说法落地,如何让一个普通的用户成为长期追随的铁杆粉丝,则完全没有涉及。而笔者一直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说法长期局限于凯文·凯利信徒较多的IT界,却不能在更广泛的层面释放出更大的思想效应?其扩散性受限,是否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经营者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用功,才能将普通用户转化为铁杆粉丝?基于数年的经营实践及长期专注于女性消费市场的研究,笔者意识到如果将“1000个铁杆粉丝”的理论探照灯聚焦到“女性”身上,思想蕴藏的能量才能被有效激发。总体而言,本书深入解答了以上疑问,其核心思想适用于那些希望在移动互联时代有所作为的品牌商、零售商、服务商及个体经营者指导其日常营销工作。基于Females(女性)在移动互联社交媒体上影响力的不断提升,Friends(朋友)、Fans(粉丝)、Followers(追随者)的概念对于商业世界的影响越来越深入。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忽略的F4组合,这是一股正在迅速崛起的新兴势力。这些因素对市场传播与消费决策发挥着复杂而又深刻的影响,因此,对于任何一个需要跟市场打交道的人来说,发掘女性的影响力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移动互联时代,在网络社交空间,要想使你的每一次营销投入的回报得到增加,让女人成为粉丝和营销义工是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法。这并不需要增加你的营销预算,反倒会让你以更有效的方式进行投入,更重要的是回报会更大——女人不仅是最主要的顾客,她们为你创造新顾客的动力与热情都大大地促进了你的销售盈利能力。科技不仅是变革的工具,还是关系的催化剂。Facebook等社交平台希望你和原来的朋友更熟,这将让新思维持续发酵:企业可以围绕1000铁杆女粉丝的模式,以更契合互联社交精神的做法,用成本更低、互动性更强的方式进行营销。如何让普通女性成为一个忠实追随的铁杆粉丝,使之成为可让你连接更多目标人群的节点?本书的写作便在于为大家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与可行的操作方法。笔者将伴随大家一同去发现网络社交时代女性消费者的内在心理需求及基本沟通原理,在此基础上梳理出强化用户认同度并将其转化为铁杆粉丝的核心机制。1000铁杆女粉丝模式,正是高度契合移动互联生态环境的营销进阶之道。这一模式的核心则是本书所首创的MEST法则。MEST系由以下四大要素英文的首字母组合在一起:磁力点(Magneticpoint)、情感结(Emotionalknot)、甜蜜区(Sweetarea)、信任圈(Trustcircle)。区别于传统以大众广告为主体的营销模式,这是一条让你的事业逐渐火爆并引发追随的营销新路。说到这里,很多人会提出疑问:把精力集中在女性粉丝身上,会不会有疏远了男顾客的风险呢?一点儿都不会。若能改进向女人的营销,还用担心男性用户的满意度不会随之上升吗?向女人营销并不意味着对男人的疏远,相反会更吸引他们。请记住,男人只需要“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女人有一个更长的愿望清单。当你满足了女人的期望之后,你自然也就超越了男人的期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