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孔子言论的《论语》之中，提到“乐”的地方虽不算太多，但劈头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后儒的诠释撇开不谈，但就文本而论，这里就牵涉到两个问题，是学习本身就是愉悦抑或是所学、所习会带来愉悦?是见到远方朋友本身就是快乐抑或是与朋友讲习、分享所志之道才是快乐呢?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孔子未言。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乐在其中的“乐”究竟是什么?孔子所谓“学、习”之物件，就《论语》通篇的脉络而看，主要是指仁义礼智信之“道”（乃至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说法）277，这“乐在其中”莫非是“乐道”?孔子还是未言。

　　但有一点很清楚，这种快乐与物质性的“富”（财富）、与社会性的“贵”（地位）没有关系。“所以才能视富贵如浮云，不为箪食瓢饮陋巷所改变，所以证明孔颜的乐趣必在于内心”278。

　　不过在孔子赞颜回的文字中多少透露出孔子之乐的“正面性质”：“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看来，“乐”是和“仁”联系在一起的，能仁便能乐。所以才有“仁者不忧”“乐以忘忧”的说法。那么，为何世人不堪其“忧”，而颜子却可以不改其“乐”?《论语》本身对此并未专题展开。近年出土的楚简《五行篇》提供了某些线索：“闻道而悦者，好仁者也……闻道而乐者，好德者也。”279看来孔颜之乐是与仁、德、道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孔子的“乐”与“仁”密切相关，是“仁者”之“乐”。这种后来所称的“孔颜之乐”为儒学源远流长的“乐”统定下了基调。孔子的这种“乐”观，在当时的影响肯定很大，一些儒家之外的典籍（《庄子》《吕氏春秋》《风俗通》）之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庄子》的《让王篇》记载说，孔子穷于陈蔡之际，竟然弦歌鼓琴，未曾绝音。子路质问道“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回答说：“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为之通，穷于道谓之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也。”《吕氏春秋》亦有相似的记载280。可见，孔颜的乐处就在于“内省而不穷于道”这一点上。281

　　《孟子》文本之中提到“乐”的地方甚多，仅举其中代表性的两处。（1）“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显然，第一种乐是“天伦之乐”，它建立在人类最基本的亲亲这一自然情感上面；第二种乐是道德性的快乐，它建立道德主体的人格完善基础上面；第三种乐则属于教育之乐，即后来王阳明的“讲学之乐”。（2）“万物皆有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282。这个话头在理学家讨论“乐”的时候屡屡被提及，这里既有我与万物合一之意，又将致力的方向指向自身，且有“诚”的功夫，如此，“乐”的规模便依稀可察了。颜子之乐的内在性得到了进一步的申发，仁者在己，何忧之有?遂成为后来理学家们的共识。

　　宋儒的一个重要的旨趣就是“寻孔颜乐处”。这一基调在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那里就已定下了。他本人在《通书·颜子第二十三》中专门拈出《论语》颜子箪食瓢饮不改其乐这一话头加以阐发：“夫富贵，人所爱者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按朱熹认为“至”“爱”之间，当有“富可”二字，此句当为“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引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这里所谓“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也正是周子本人每每指点二程兄弟的：“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283周子窗前草不除之举（“与自家意思一般”），更是成为宋明儒之“乐处”著名话头。显然，弟子对此深得其中三昧，津津乐道其中之气象：“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284张载之善观驴鸣，二程子之观盆中游鱼、观鸡雏，皆由“观天地生物气象”而得生机之趣，所谓万物之生意最可观，大致都不出周子的这一生命情调。

　　本来在孔孟那里，“乐”字的含义虽然十分复杂，但尚未与“生意”明确地联系在一起。宋儒寻孔颜之乐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将孔颜之乐与“生意”联系在一起。而欲见此“生意”则必须诉诸“静观”，程颢的几首诗歌（《秋日偶成二首》《偶成》）最能说明问题：

　　寥寥天气已高秋，更倚凌虚百尺楼。

　　世上利名群蠛蠓，古来兴废几浮沤。

　　退安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

　　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

　　闲来何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

　　旁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颜回的陋巷之乐、孟子的大丈夫气概，与优游、静观、心乐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这大概也是程颢“玩味”孔颜之乐的一个心得吧：“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285此中“深意”即由静观而见出的“生意”。“静观”即是要把私己的兴趣搁置起来，将生物的功利心撇在一边，成为一玄览直观的主体。因此，从静观的主体而论，静观者完全超越了“小我”“私我”，而成为“大我”“公我”，此大我、公我之心态优哉游哉，安泰自如。其对待“外物”之态度一扭“小我”“私我”的“以己待物”“为物所役”之状态，取而代之的是“以物待物”、使物各付物；从静观之客体而论，自然是：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自然是：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此种心物交融之机趣即是所谓的“快活”：“人于天地间，并无窒碍处，大小大快活。”286无窒碍即“顺”，无私己即“公”：“‘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不诚则逆于物而不顺也。”287“圣人致公，心尽天地万物之理，各当其分。”288能“公”即能“顺”，即能“无入而不自得”：人能放这一个身公共在天地万物中一般看，则有甚妨碍?虽万身曾何伤?289

　　由静观而见出生意，固然是宋儒的“大目法”，但这种生意的见出与表达却又是在传统的儒家思想资源里面进行的，毕竟《易》之“生生”思想底蕴之丰厚完全可以成为宋儒抒发己意左右逢源的“意义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290“‘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个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长’，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291

　　至于寻乐的功夫之路向，孟子的“反身而诚”则成了“迷途指津”：“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盖良知良能元不丧失，以昔日习心未除，却须存习此心，久则可夺此习。此理至约，惟患不能守。既能体之而乐，亦不患不能守。”292

　　因此，二程子对老师的命题作文（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可以说是交出一份起承转合、招式齐备的鸿文。然而，二程子更喜欢让人们“自得”，在此意义上，这份作业却又未完全“破题”。有一段记载颇能说明问题：伊川本人经常问门人“颜子所乐者何事”，或曰：“乐道”，伊川的回答让人吃惊：“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若说有道可乐，便不是颜子”，“若说颜子乐道，辜负颜子”）293

　　二程子的“乐观”对王阳明影响甚大，在《答王虎谷》中王阳明写到：“程子云：‘知之而至，则循理为乐，不循理为不乐。’自有不能已者，循理为乐者也。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则知仁矣。”294在王阳明论说中，性、理、心、仁其内涵是一致的，则由循理为乐，必得出心体之乐、仁体之乐的结论，此是后话。

　　颜子不是“乐道”，那么，其乐到底是什么?孔子不是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吗?难道宋儒之乐竟在“别处”?究竟孔颜之乐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诸子似语焉未详，以致理学大师刘宗周先生对此有“疑案”之感慨：“茂叔教人，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此个疑案，后人鲜开消的，一似指空花、踏幻影，无有是处。”295　　

　　即便论说细密如朱子者对孔颜之乐处亦不曾着太多笔墨。一句“颜子不改其乐，是他工夫到后自有乐处，与贫富贵贱了不相关”无非是在重复明道的话头。有弟子问：周子窗前草不除去，云：“与自家意思一般。”此是取其生生自得之意邪?抑于生物中欲观天理流行处邪?朱子的回答依然如故：“此不要解。得那田地，自理会得。须看自家意思与那草底意思如何是一般。”296“得那田地”当然是要亲证、亲得、“须把自身来体取”，所以朱子面对弟子有关孔颜之乐没完没了的请问，有时就干脆回答说“不要去孔颜身上问，只去自家身上讨”297。

　　然而在王阳明之前，对“乐”之分析与阐发用力最深者亦不能不首推朱子。

　　一是他与大程子一样颇珍惜天地之“春意”“生意”：“天地只是一个春气”，“天地万物血脉贯通”。

　　二是他兼持敬功夫与和乐气象于一身：“别纸所论，敬为求仁之要，此论甚善。所谓心无私欲即是仁之全体，亦是也。但须识得此处便有本来生意，融融泄泄气象，乃为得之耳。”钱穆先生对此申发说：“持敬者须能使此心和乐，有生意，有融融泄泄气象，此与以整齐肃严威俨恪言敬，各得此心敬之一体段，诚学者所当深玩。”298这里的讨论开了王阳明洒脱与敬畏之辨的先河，王阳明答舒国用的文字中立说规模基本上不出朱子这一范围。

　　三是在朱子“乐”的论说中，他非常明确地把“一体”与“乐”挂搭在一起。“程子谓：‘将这身来放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谓：‘人于天地间并无窒碍，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颜子乐处。这道理在天地间，须是直穷到底，至纤至悉，十分透彻，无有不尽，则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299问：“周子令程子寻颜子所乐所事，而周子程子终不言。不审先生以为所乐何事?”曰：“人之所不乐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则乐矣。”300刘黻问：“伊川以为‘若以道为乐，不足为颜子。’又却云‘颜子所乐者仁而已。’不知道与仁何辨?”曰：“非是乐仁，唯仁能乐尔。是他有这仁，日用间无些私意，故能乐也。”301“无私意”便能与万物为一，便能尽得万物之生机，一任大化流行不息，故能乐。

　　四是朱子像二程一样非常强调孔颜之乐的“体知性”的一面。悦乐不愠（《论语》）、睟面盎背（《孟子》）、心广体胖（《大学》）、无入而不自得（《中庸》）……此先儒种种手舞足蹈之乐，皆是“自身体取”之结果，与知解了不相干。所以朱子面对弟子关于孔颜之乐不厌其烦的追问，往往回以自家体认去，可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朱子一直提醒门人“颜乐”“点志”乃是“工夫到后”之结果，是用力纯熟、深造自得之气象，不实地用功、于下学处用力，好高鹜远而不穷理修身，躐等空言而师心自用，乃至“陷于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302，体知之智慧遂堕为诵说口耳之资，此诚为朱子每每以为深忧的。前面业已交待，宋明儒之寻孔颜乐处，在其开山祖师周敦颐那里就定下了基调，朱子对此基调加以阐发的同时，又一直持有几分戒心：“学者当深思而实体之，不可但以言语解会而已。”303

　　不难看出，宋儒尽管在寻孔颜乐处，但他们所寻到的乐处已与孔颜有很大的差异，理学家们津津乐道的是万物之生意，他们钟情的往往是生机之趣。综括来讲，在宋儒寻“乐”的路线图之中交织着几条主要的线索：（1）心体之乐（宁静、祥和，“顺”“公”“无滞”，所谓“静观”是也）。（2）生机之乐（生意、生物气象，所谓万物皆有春意是也304）。（3）体知之乐（“自理会得”，不是解知之乐，而是体证之乐。所谓到那田地，自然心领神会之是也）。其间的关系，或可表述为：由“静观”而见“春意”，此见是体见，心体之乐本身就是生机之乐的“体现”。不用说，这些线索也交织在王阳明的乐之观念之中，而阳明则以其“天启”之资奏出七彩乐章，“乐是心之本体”则是这一乐章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