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主义方法论对管理学方法论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经验学派围绕着“人”来确定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孔茨在谈到管理学的统一问题时指出首先必须界定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他同意经验主义学派的主张，建议根据实践者的活动范围确定和调整管理学的研究对象200。

经验学派为管理学研究者确立了一种新的确定选题的方向，这种新定位展示出的“以问题为导向，以案例为基础”的研究风格。管理学“以为问题为导向”的模式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相似。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出现的一些大名鼎鼎的开放实验室，如贝尔实验室、杜邦实验室等。这些设立于大企业中的实验室一反过去为科学而科学的传统，确立起“以技术为先导，推动科学发展”的宗旨。为解决电报、电话、电视机等研制中遇到的技术问题，这些实验室发展出了现代电子学、材料学等多门学科，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理论的进展。通用汽车公司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现代管理学的开放实验室，德鲁克以它面临的问题为出发点，将他们的创造性解决方案视为管理学的立论基础，对他们所犯错误的批评与反思转变为管理学发展的动力。

　　德鲁克总是能够预见到各个时期的关键问题，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公司的概念》（1946）破除了20世纪早期人们对与大型企业的恐惧与误解，使联邦分权制成为工业组织的模板。《管理的实践》（1954年）和《管理：责任、任务与实践》（1973）则为企业建立了一整套适应工业社会发展环境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方法。《创新和企业家精神》（1985）帮助企业管理者解决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折时期面临的创新和创业管理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德鲁克的研究重点从企业管理转向非营利组织管理和知识工作者的管理等后现代社会的管理问题。

　　经验学派促进了管理学研究与实践之间的沟通，明确了管理实践在管理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和其他学科一样，管理学研究的目标也有其二重性，即惟知性和实用性201。以教授和专业研究人员为代表的学院派关心管理学知识性的一面，认为研究者应该以旁观者和立法者的角色出现。这种定位使管理学日益脱离实践，管理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互相难以取得认同。学者们发明的深奥术语体系不仅将其与实践者隔离开来，也为其相互之间的沟通设置了重重壁垒，导致管理学知识体系的碎片化。经验学派强调管理学研究应该从管理实践者的需求出发，更关心管理学的实用性，认为惟知性应该为实用性开辟道路。经验主义者不满足于“知”而是追求“行”，确定了实践者在构建管理学理论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

　　尽管德鲁克自命为管理学的“旁观者”（其自传即以《旁观者的风险》命名），但他实际上是以管理实践的参与者形象活跃在管理学历史舞台上。如何成为参与者呢?德鲁克通过对经理人员的教育和咨询获得了这一身份，通过这一身份，德鲁克实现了实践与理论的沟通、经验与先验的互动。通过这种方式，德鲁克影响了管理者的思想和行为，改变了管理学的面貌。

　　德鲁克和戴尔等人强调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反对把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管理学。他们批评一些研究者偏重实证主义方式，他们仅仅通过调查问卷来获得有关数据，仅仅依靠数学模型来对此做出解释。

　　此外，经验主义方法论认为，管理学研究应该将组织置于历史和现实背景之中，从整体和谐的角度来研究组织管理，描述和解释组织管理现象，建构组织管理理论，反对将组织与环境、组织与历史分割开的解析式研究方法。经验学派强调个人价值观、组织哲学及社会的基本信仰之间的和谐，反对实证主义管理学把组织及其管理活动看成是一些无个性的社会事实或组织结构的相互作用。

　　经验学派方法论的上述特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社会历史的维度来看，现实管理问题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在不断地否定着现有管理理论对外部环境的基本假设，产生出对新的理论和实践的预期。与自然科学不同，在管理学的这个发展过程中，研究者不是旁观者。他们的理论对现有管理经验做出诠释，这种诠释由于对未来管理实践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合理的预期而得到实践者的认同。这个互动的过程就是经验学派方法论的本质特点。

　　德鲁克确立了经验研究在管理学方法论中的地位，但是也受到诸多批评。常见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批评之一，德鲁克理论内容过于庞杂，缺乏严密体系；批评之二，对研究者的要求过于苛刻。

　　对于大多数管理学的学习和研究者来说，德鲁克的作品确实是数量太多了一些。但是，如果不仔细分析就批评其理论不严密就难免过于轻率了。批评家对理论体系简单形式的追求，使他们希望能够看到一部总结性的著作来代表经验学派的最高成就，以方便学习和研究。德鲁克先生自己似乎也在往这个方向努力，比如《事业理论》一文就对以往分散于各处的战略管理思想做了一个总结，20世纪90年代末期还出版了一套精华集，即《个人的管理》、《组织的管理》和《社会的管理》。

然而，这些工作效果并不太好。这与经验研究本身的特点有关。经验研究必须符合可比较性和适用性两大原则的要求。为了满足这两个条件，必然牺牲理论的简单性。从本质上说，各类组织在形态和功能上的多样化，给经验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难题，那就是经验的可比较性问题，实际上也是管理原则的适用范围问题。可比较性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来看。

从横向来看，要考察从某个或某类组织得到的经验是否适用于其他组织，还要考察一地或一国经验在其他地方的适用性。比如，工商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具有许多共同点，工商企业管理的许多经验可以运用于非营利组织，比如董事会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及事业理论等等。但是两者毕竟还有根本的区别，工商企业的管理原则建立在利润目标这一根本约束条件之上，但是非营利组织却没有利润约束。如果一定要统一起来，扩大理论的适用条件，必然要舍弃两类组织的特点。另一方面，在将管理经验扩展到更大范围比如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的时候，原来的前提条件就必须重新认识。德鲁克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一直努力想将视野扩展到世界范围，将更多的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纳入其研究范围，在《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中他就尝试着这样做。

从纵向来看，管理的经验原则也会随时代变迁而需要重新审视，这使得经验原则处于不断增减和修订之中，有时甚至要经历几十年时间才能得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这就使得德鲁克理论前后不一致，关于同一问题的研究结论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不完全相同。这就是造成德鲁克理论体系比较复杂的两个根本原因。

经验学派遭受的第二个批评是经验研究所需要的条件太苛刻，这是有道理的。具体地说，经验研究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第一，存在可供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管理实践；第二，对研究者的要求，经验研究者必须尊重经验研究方法，并具备对复杂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观察、分析、提炼和表达的高超技巧。第一个条件意味着先有成功的管理实践，再有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第二个条件同样难以达到。

当然，经验研究方法仍然在发展之中。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比管理学要成熟得多，但经济学家们并不满足，“完全坦率地说，在训练现代经济学家方面，经济学方法论没占什么地位。这一切也许在改变，在对经济学的科学地位自我满足了多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自问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这样的更深刻的问题。”202

随着管理学在我国的发展，方法论问题也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管理学者的重视。有的管理学家预言21世纪将形成管理学的方法论。还有一些学者指出，管理方法的多样化和管理学的本土化等特征将是管理学的未来发展趋势203。可见，方法论研究已经成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尽管存在不足之处，经验研究的方法在教学研究和管理实践领域也产生了广泛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组织文化理论就主要采用了经验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企业横扫欧美市场，美国企业在汽车、电子产品等诸多领域节节败退。引发对美日管理经验的比较研究，在全世界掀起企业文化建设浪潮。在教学研究领域，以哈佛商学院为代表的案例教学模式日渐成为管理教学的重要方式。在管理实践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的“标杆瞄准”方法可以说是充分地体现经验主义哲学。

从几种有代表性的管理思想史对经验学派的介绍来看，国内外管理学界对经验学派的认识往往着重于其中的两个方面：一是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即以高层经理为研究和服务对象；二是其案例研究方法，强调搜集和比较同类经验总结出管理理论。管理学界甚至根据这两个特点将经验学派也称为案例学派。

　　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看似平淡无奇，然而后来的经验研究者却很难取得与之比肩而立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初期，彼得斯和沃特曼的《追求卓越》；20世纪90年代柯林斯的《基业长青》，采用统计归纳方法对大量成功企业的经验进行研究，并采取了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比经验学派更为科学的新型研究技术。但是，这些管理学领域的畅销书始终没有达到德鲁克代表的理论高度。彼得斯和沃特曼甚至说自己书中的观点都可以在德鲁克那里找到。这表明，理论达到的高度不在于经验数据的数量和研究手段的科技含量，而在于别的。正如美国科学哲学家费耶拉本德所说的那样，两个高层次的理论在观察上是不可比的，高层次的理论是那些远离直接经验的、发展程度较高的理论204。德鲁克在深入经验的同时又超越了具体经验，构筑了管理学理论的一个巅峰。

受经验学派的影响，管理学研究和管理学教育都越来越重视案例方法。近年来，教学型案例研究和理论型案例研究的方法日渐成熟。其中，在理论型案例研究方面，罗伯特.K.殷提出的方法最有影响力。罗伯特.K.殷建立了一套案例研究的理论和操作程序，使得案例研究与定量研究一样有了标准规范。殷在书中提到了德鲁克，有意思的是尽管殷所讲的案例研究法与德鲁克的经验主义方法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他并没有谈到德鲁克的研究方法，而是推荐德鲁克的理论“譬如，假设你准备研究国际经济的发展，彼得.德鲁克1986年撰写的《变化的世界经济》一书，提出了很多类型的理论假设，可为你提供许多启迪。”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