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鲁克基本上接受了奥地利经济学学派个人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与主观主义认识论(epistemologicalsubjectivism)的主张。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门格尔将社会制度理解为“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但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哈耶克充分继承了这一重要思想并作以改进。在他的解释中,他运用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合成方法”,和门格尔一样致力于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做出区分。德鲁克的管理学研究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主张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溯到对个人的行为中去解释。在德鲁克看来,我们应当尝试着了解不同个体的态度、情绪,进而将它们捏合在一起,重塑成复杂的组织及其管理现象。德鲁克反对将一个被控制的、实验性的群体作为研究模型,因为德鲁克否认一个集体可以被当成是一个独立的决策者,主张群体只不过是许多个体的组合,因此应该以个体行为作为基础研究管理学。在20世纪,政治学和社会文化理论都强调“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个人自主”和“自我独立”,并且均公开支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张扬追求。德鲁克与政治学和文化研究中所强调的个人主义主张不同,德鲁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其基本主张是坚持要把对组织及其管理现象的理论分析还原到(reducibleto)对当事人的个人行为的解释中去。正如著名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Nozick,1969)所说:“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声言,社会科学中所有合乎事实的理论均可以还原为个人行动的理论,外加一些人在其中行动的约束条件。”683伊斯雷尔·柯兹纳认为,个人主义方法论更强调人的行为的目的论或经济计算特征,人类行为学则建基于更广阔意义上的意图(purposiveness)。柯兹纳解释道,奥地利学派眼中的个体决策者都是处于时刻警惕和不断寻觅状态的人,而绝不是囿于既有限制被动地调整手段以实现目的的人。在德鲁克看来,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使得西方人放弃了对宗教的信仰,而20世纪的社会学理论则使德鲁克确信,社会的整体拯救方案是难以奏效,个人不可能依靠社会运动来获得自身意义的肯定。最终,个人主义成了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德鲁克倡导的“每个人都是领导者”这句话,要求每个经理人和一般员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确定发展道路,设立坐标,进行自我的批评与表扬,以获得自身的价值。进一步地说,德鲁克的管理学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均在个人主义,一方面它希望通过个体人格的张扬达至管理意识和经理人精神的再造,而社会批判因此而成为追求社会变革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由于受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Nietzsche,1844-1900)与当时盛行的生物进化论(BiologicalEvolution)影响,德鲁克对个体生命的成长和扭曲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后者甚至成为他判断一切事物是非的依据和标准。在德鲁克后来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在哲学思想上继承了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和费希特(JohannGottliebFichte,1762-1814)关于意志高于理性的观点,强调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组织活动由个人行动所决定,个人行动由个人动机、行为规范和价值关系决定。主张管理学首先要研究个人行为动机与组织规范,反对实证主义管理学把组织及其管理活动看成是一些无个性的社会事实或组织结构的相互作用。在德鲁克自传《旁观者的历险》中,他刻画了自己漫长的一生中结识的诸多人物的个人动机、行为规范和价值关系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包括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856-1939)、美国报业巨头亨利·罗宾逊·鲁斯(HenryRobinsonLuce,1898-1967)、英国著名记者亨利·诺埃尔·布雷斯福德(HenryNoelBrailsford,1873-1958)、美国零售业改革者亨利·伯恩海姆(HenryBernheim,1888-1968)、荷兰投资与理财专家威伦·帕尔布(WillemPaarboom)、西尔斯百货的总裁、美国国防部顾问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凯尔斯达特(CharlesKellstadt)、著名企业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小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P.Sloan,Jr.,1875-1965)、美国工会领袖约翰·刘易斯(JohnL.Lewis,1880-1969)、科技先知理查德·巴克明斯特·富勒(RichardBuckminsterFuller,1895-1983)和著名传媒学者马歇尔·麦克鲁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从德鲁克的理论看,把组织及其管理实践中的所有事实和存在均可以还原为当事者(agents)个人的行为及其结果,总结成管理原则,并用于培训和教育管理实践者。但是,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并支配着管理学家的行动和选择?德鲁克经常回顾的一生中的九次重要经历,没有任何形而上学色彩,反而像是美国独立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卓越的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684箴言(BenjaminFranklin’smaxims)的现代翻版:人在对自己的不断微小的改进中,证明了生命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德鲁克一方面进一步发展了门格尔和哈耶克的思想,并在分析思路上进一步走向了主观主义;另一方面,德鲁克认为,管理实践是管理学家获得思想自由、行动自由和选择权的基本前提,思想自由、行动自由和选择权最终指向的是管理实践行动。在德鲁克的著述中,对于个人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形态的努力,不仅从未消退,反而日益重要。他对于领导者、经理人的探讨,不是学院派管理学家或是企业经理人眼中的如何高效的含义,而是个人在面对一个动荡不安,或循规蹈矩的环境时,如何保持个人尊严,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问题。他提倡个人管理(individualmanagement)和自我管理(managingself),教导经理人如何管理时间,不是让经理人变成一个刻板的经济人,而是基于这样的存在主义信念:只有创造才能证明人存在的价值。德鲁克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对有关管理实践者个人的知识、信息、感觉和期望的了解,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而这种了解、理解和解释,是通过“管理咨询”或“现场观察”所获得的,是管理学家必须具备的一种对话的问题意识和介入问题的独特角度和言谈方式。德鲁克以信息的获取以及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作为出发点,构建了他的管理学理论的基本框架,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对自身参与其中的组织及其管理现象的理解。德鲁克的研究在认识论上是一种主观主义认识论,承认只有通过有关管理实践者个人的知识、信息、感觉和期望,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德鲁克最为欣赏的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以最深邃的思想,淋漓尽致地批判那种认为社会科学应当依循所谓的“科学主义”(scientism)——自然科学方法的观点。德鲁克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必定是主观的。哈耶克(Hayek,1952)曾说过:“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一百年间经济学理论的每一重大进展都是主观主义观点的更深入应用而已。”685事实上,从门格尔(Menger,1883)开始,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就自然而然地把人类社会的种种习惯(custom)、习俗(convention)、惯例(routine)和制度(system)视作为只是具有不完备信息和分立知识,因而只具备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个人参与社会博弈的适应性演化的“非目的的结果”(unintendedresult)。686德鲁克继承了门格尔与哈耶克衣钵,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客观主义、集合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认为对社会现象的研究要遵循科学主义至上方法的观点。在德鲁克的眼中,只有“人”才是管理学的主题和全部内容。德鲁克(Drucker,1979)认为,管理学“这是一个以人为主轴的事业。”“我更关心人的行为。”“‘人’不只是比较有趣,更有着许多不同的形态,也比较有意义,因为人会发展、表露、改变并成为一种新的形态。”687德鲁克非常赞同哈耶克的观点,因为社会科学“不仅关注物与物,更致力于探究人与物、进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688在德鲁克看来,回到管理实践者个人的行动与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生活形式”中,包括了习惯、习俗、惯例、制度等在内的“社会秩序(socialinstitutions)”概念的相互关系上,使管理学有了其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现代管理学的主流范式虽然自称是“客观主义”认识论,也的确包含有朴素唯物论的正确理念,但也包含“机械的”“形而上学的”错误理念。特别是“客观主义”的认识论容易完全忽视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现象:现代管理学的启蒙运动使管理学精英和管理实践者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师徒关系,导师们持双重标准,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追求唯知性目标,揭破管理实践者们日常使用的假设,伸张启蒙,教育者可以“不经别人的引导”;但却认为管理实践者注重实用性目标,且由于缺乏理性而“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这种思想就成为启蒙者成为先驱,被启蒙者成为后进;启蒙者是觉醒者,被启蒙者是沉睡者;启蒙者呐喊,被启蒙者沉默的“二元对立”,这使“精英与学徒”之间的“二人转”成了客观主义的哲学基础。德鲁克注意到主观主义认识论的重要性,强调在此一理路下,必须把管理实践者的自觉性和感受力置于社会行动的首位。德鲁克强调,管理学家个人对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认识是用自己的头脑创建的,由于管理学家们的实践经验以及对实践经验的信念不同,于是管理学家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便产生了迥异的看法。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现实(reality)不过是人们的心中之物,是管理实践者自身建构了现实或者至少是按照他自己的经验解释现实;组织及其管理世界都是由管理实践者自己建构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关键问题不在于谁比谁的世界更真实的问题,而在于管理学家建构的理论能否递归和返回实践。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管理原则仅仅是帮助人们思考的一种工具,而非是一种包治百病的济世灵药,其基本作用是解释事物和事件,而这些递归和返回实践的解释构成了认知个体各自不同的知识库;管理实践者个人决策是在不确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并认定有关选择的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管理学知识是管理实践者与环境交互作用过程中依赖个人经验自主建构的,是因人而异的纯主观东西,它不可能完全通过管理学家传授得到,所以在管理学知识学习过程中管理实践者必须处于中心地位,而管理学家应当更关注如何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管理学知识,并将这些经验传授给管理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