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要求建立世俗的犹太国家。赫茨尔在《犹太国》一书中即提出“把我们的教士保持在神殿之中”。130他甚至接受了在乌干达建国的方案,而看淡巴勒斯坦对犹太国家的特殊意义。在犹太人的另一极端宗教阵营中,正统派中的极端派根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只有救世主才能使犹太国家复活。代表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中心党则主张把复国运动与正统派犹太教结合起来,但要求把以色列建成一个“律法国家”。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基本上主张世俗主义。本一古里安在回忆建国时的情形时说:“(当时)我们作出了决定,以色列应当是一个世俗国家,由世俗政府而非宗教当局来治理,我尽可能地使宗教远离政府和政治。”但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不同,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特别是马帕伊承认传统文化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价值,这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坚持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1941年,英国大臣莫因勋爵向本一古里安建议,以东普鲁士作为犹太国家的所在地,后者明确表示拒绝。本一古里安还引证了乌干达计划的例子:“正是在欧洲犹太社团中受压迫最深的俄国犹太人摒弃了这一恩赐。他们对乌干达不感兴趣,即使是作为暂时的避难地。我们只有在这一块土地上才能定居并获得独立。”131而且,本一古里安主张在古代希伯来国家的疆土(以色列地)上重建国家,尽管他并不拘泥于这一点。132其次,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符合犹太传统文化。本一古里安指出,流散的犹太人正是从犹太教中获得了“民族和领土的动机”,并引用了《圣经》中的话语:“现在,主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故乡和亲属,离开你父亲的家,到我将要指示给你的地方去;我将使你创立一个伟大的民族。’”133他进而认为,在故土上重建“犹太民族生活”标志着救世主弥赛亚的复归。本一古里安甚至利用《圣经》证明,犹太人不是“上帝的选民”,而是“选择上帝”的民族;先知并未期望犹太人统治全世界,而是强调其精神上的无与伦比,即对正义的无上崇拜。134再次,恢复古希伯来语和一些犹太传统习俗。极端正统派和赫茨尔均反对恢复希伯来语,劳工党派却大力支持,终于使这一曾为《圣经》使用的死语言成为伊休夫和以色列的主要语言。基布兹和马帕伊也恢复了许多古犹太节日,其宗教内容被抽去,而代之以民族主义的含义。135不仅如此,由于马帕伊在伊休夫代表大会和建国后的议会中始终未能获得过半议席,它被迫寻求精神中心党和正教党的支持,以便建立联合政府。马帕伊因此在宗教问题上作出了一些让步,如允许宗教党派保持对宗教学校、法院的控制权,并在婚姻、安息日等方面通过了遵守教规的法规。以色列国的宗教气氛如此浓厚,以至有学者称其为一个“半祭司半世俗化”的国家!136劳工党派之所以给宗教保留一定地位,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一,犹太宗教和传统是激发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历史的联系是无法割断的。而且,由于各国犹太人在语言、风俗、传统甚至种族方面都存在着重要区别,因此只有犹太教的共同性才能加强他们之间的联系。其二,这种做法出于实际的政治考虑,即避免伊休夫内部的分裂。建国初期,世俗派曾要求颁布宪法,但由于在政教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马帕伊决定暂时搁置宪法问题,代之以一系列单独的基本法。因此,劳工党派对宗教问题的态度有些类似于苏加诺的综合型民族主义,后者主张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伊斯兰教徒的大联合。137
1846年7月的一天晚上,当梭罗进城到一个鞋匠家中要补一双鞋时,忽然被捕,并被监禁在康城监狱中。原因是他拒绝交人头税,反对美国侵略墨西哥的战争,而他拒绝交税已经有六年之久。他在狱中住了一夜,一点也不在乎。第二天,因他姑妈代他付清了人头税,才被释放。出来之后,他还是到鞋匠家里,等补好了鞋,然后穿上它,又和一群朋友跑到几里外的一座高山上,漫游在那儿什么州政府也看不到的越橘丛中——这便是梭罗有名的入狱事件。梭罗之所以拒绝交税,因为在他看来,政府用他缴的钱去支持战争(美国人欺负墨西哥人)及黑奴制度,有违他的个人良知,他要以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投身于这场政治斗争,即用立即的、反抗的行动来抵制他认为是错的法制。他说:“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时,我们应该盲目地遵从吗?还是暂且遵从,同时慢慢地循合法途径去改革?还是立即地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他说:“盲目地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不必考虑。寻求改革途径,时间拖得太长。人生有多少日子?又不是吃饱饭没事干,一天到晚绿头苍蝇似的去改造社会。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随后不久,他就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论公民的不服从》,表示了他的立场。而他倡导的非暴力反抗(CivilDisobedience)的思想也对印度的圣雄甘地、法国的罗曼·罗兰,以及俄国的托尔斯泰都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也因此成为美国民主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一文中写下了在今天看来依然充满智慧和力量的文字,这些饱含疼痛的、愤慨的、理性的、冷静的语言,至今仍然是人类思想长河中的惊涛巨浪。他在陈述自己因为拒绝交人头税而蹲监狱的事件时,特别平静和理性,他说:“这一夜躺在牢里,我仿佛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旅行,那是我从未料及的旅行。”“我足有六年没缴人头税。因为这个我被关了一夜;而且,当我面对那两三尺厚的坚固石墙,那一尺厚的铁皮木门,以及那扭曲了灯光的铁栅,我不禁震惊于如此待我的制度之愚,就仿佛我只是具被囚禁的血肉之躯一般。我想,它准把这当成了待我的最好措施,而从未想到过,某种方面它倒是对我有益。”究其根源,因为“我没有责任叫社会机器正常运转。我不是工程师的儿子。我想,若有一粒橡树子和一粒栗树子并排落地,它们都不会谦谦礼让,而是都服从自身的法则,尽力生长、开花,直到一个到头来遮蔽压倒了另一个。若植物按其本性无法生存,就随它死掉好啦;而人也一样。”因此,对于姑妈代他交税一事,梭罗一点也不领情,近乎不近人情。其实,如果仔细考察梭罗拒绝纳税的理由,原来他在警示我们,征税权力必须是合法的,必须是经过纳税人同意的,同意是权力合法与否的关键。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的征税权力是不合法的,那么,作为公民,就有权利拒绝交税。而且,“政治家和议员们,完全置身制度之内,从不能识其真相。他们空谈管理社会,却不能置身事外来观察。”这就是梭罗拒绝交税的根本理由。岁月如梭,光阴似箭。当人类已经步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仿佛听到他的耳语:要警惕征税权力!否则,征税权力会异化成吞噬我们的一头怪兽。
即使在目前最发达的美国,宗教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美国的主要宗教,包括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黑人宗教、伊斯兰教、新兴宗教等。美国驻华使馆新闻文化处副参赞斐孝贤(DonaldM.Bishop)撰写《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13一文,介绍美国宗教概况。他告诉我们,1988年,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组织发现:“在每10个美国人中,便有9人说他们从不怀疑上帝的存在,8人说他们相信自己将会在末日审判时被召唤到上帝面前述罪,8人相信上帝依然在创造奇迹,7人相信来世。此外,有90%的美国人祈祷;88%的人相信上帝对他们的爱;78%的人说在过去两年中他们用了‘很多’或‘相当多’的时间来思考与上帝的关系;86%的人说他们希望子女接受宗教培训。”1990~1993年间进行的一项国际性调查表明,“在受访者中,认为自己是‘信仰宗教的人’,美国为82%,英国为55%,联邦德国为54%,法国为48%。在同一项调查中,44%的美国人说他们至少每周参加一次宗教活动,而联邦德国为18%,英国14%,法国为10%,在没有礼拜活动的瑞典,这一人数仅为4%。”全国舆论研究中心(NationalOpinionResearchCenter)1996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有30%的美国人赞同“《圣经》是上帝的箴言,必须逐字逐句地去理解”的观点;另有50%的人认为“《圣经》是上帝的授意,不必字斟句酌地对待”;只有17%的人从较世俗的角度解释《圣经》,即“一部由人撰写而成,记载寓言、传说、历史及道德箴言的古代著作”。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组织指出,“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称自己有一种深切的精神上的体验,不论这种体验是短暂的还是逐渐产生的,都一直在改变着他们的生活,这一数字是引人注目的而且自始至终都是如此。”约有2.5亿人口的美国,拥有30万个以上的基督教教堂、犹太教会堂、清真寺以及其他一些宗教活动场所。《经济学家》(TheEconomist)杂志指出,“美国人均拥有的宗教活动场所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并且新的宗教场所仍在不断地建造。”周末去教堂的美国人比看体育比赛的人多。据美联社宗教问题撰稿人乔治·科内尔(GeorgeCornell)报道,美国人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远比花在体育方面的多。例如,1990年,美国人观看职业或大学橄榄球、棒球、篮球、冰球、拳击、赛跑(赛马、赛狗、汽车赛)、网球、足球以及摔跤等项目的比赛为3.88亿人次,而出席宗教活动的则为52亿人次,13倍于观看体育比赛的总人次。1992年,美国人贡献给宗教事业的资金总额为567亿美元,14倍于花费在棒球、橄榄球和篮球这三大联赛上的40亿美元。可见,在美国高度物质文明的背后,有宗教发挥着重要的精神作用。
我们看一下2012年化妆品百度数据:2012年化妆品行业日均搜索指数为350万;女士品牌关注度是产品第一、品牌第二;男士品牌是品牌第一、产品第二;欧莱雅品牌关注度位居榜首;面膜与精华素是2012年搜索最高的品类。窥一斑而见全豹,欧莱雅也不是天生的贵族,作为小品牌、新品牌、弱势品牌如何在后KA时代实施战略突围呢?(一)聚焦保证立于不败聚焦是战略,聚焦也是战术,聚焦还是方法。聚焦策略谁都懂,但是真正明白的人少之又少。日化品牌玩转KA大卖场如何聚焦呢?聚焦某一品类。洗发水品类几乎被宝洁与联合利华垄断,也许只有欧莱雅才有实力血拼抢上一席之地。广州迪彩避实就虚全力运作护发产品,经过十数年的筑底,造就了弹力素、发膜、焗油膏等护发品品类冠军,赢得了国内各KA系统的肯定与尊重。聚焦某一品种。2009年,当宝洁、联合利华、纳爱斯、立白还在为推广洗衣粉还是与洗衣液犹豫不定时,玩洗手液的蓝月亮毅然打响了引爆洗衣液市场的第一枪,配合多年的大卖场沉淀与电视硬广的直接拉动,一发而不可收,直接切割了行业30%以上的市场份额,一举成为洗衣液当仁不让的单品冠军。聚焦某一区域。新丝源心无旁骛锚定河南市场,将本地KA连锁丹尼斯、大张、胖东来、西亚、万德隆等系统逐个做深做透,继而牵手国内在河南的连锁超市北京华联、上海世纪联华、华润万佳、大润发,从而兵不血刃进驻省内沃尔玛、家乐福国际连锁巨头。聚焦某一概念。丁家宜聚焦人参护肤、相宜本草聚焦草本护肤、霸王洗发水聚焦防脱等本土品牌表现都是可圈可点,从概念上进行与竞品区隔,让产品在消费中心智中打上永久性烙印。运作KA,聚焦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聚焦最大的难点就是坚守,只是个中滋味,谁做谁知道!(二)寻找细分品类的商机KA大卖场到底欢迎什么日化产品?不是利润产品,而是人气产品。人气产品从哪里来?从细分品类中寻求商机。洗发水、洗面奶、沐浴露、牙膏、洗衣液无疑都是高关注度产品,早就呈现出板结胶着化的竞争格局,任何一个新品牌闯进来运作KA的难度都是难于上青天。因此,能够给大卖场带来人气的小品类才是破局的方向,我们从本土皮革护理两大巨头运作市场来说明这个观点。在国外,只有鞋油产品,但是“皮革护理产品“这个概念是中国的。在行业内,上海庄臣也在全渠道运作其麾下两大鞋油品牌,流通与大卖场平行运作,其他雪豹、正章品牌都是在传统渠道自然销售。 将蛋糕做大再切是智者的选择。上海皇宇将鞋油扩大到大皮革护理,率先开发保养油等系列产品,数年下来以北方KA大卖场为核心运作,整个品牌的年度营业收入已经达到亿元之巨。 无独有偶,惠州赛纳德继续进行产品升级,开发闪亮飞扬F2品牌芳香型新一代产品,摈弃煤油添加剂与低端铅皮包装,从中国南部市场为起点突破入手,精耕细作沃尔玛、家乐福、大润发、中百系统、步步高、南城百货系统等KA大终端连锁店。最终形成皮革护理产品KA大卖场“北皇宇,南闪亮”的竞合格局。KA大卖场的日化品牌机会点不在于大而在于小,不在于正而在于偏。大厂商看不上的小品类,集腋成裘就是小品牌的机会。(三)锚定消费者永远不会错KA大卖场终归是渠道终端,进驻渠道是明线,打进消费者心智是暗线,二者有机结合方为上策。从渠道品牌快速走向消费者品牌才是阳光大道,说白了,就是要研究从“产品怎么卖”到“消费者如何买“进行转变,从研究“消费者请注意”到“请消费者注意”进行转变。丹姿从众多三线品牌中脱颖而出,在日化界活生生演了一出乌鸦变凤凰的好戏。从丹姿到水密码。确定商超渠道之后,丹姿冷静对未来市场进行前瞻式判断,确定了抢占补水护肤品市场,不惜弱化母品牌丹姿,强力推广“补水就是水密码”。在整个资源配备上,也由终端单向推动到与广告空中拉动相结合,将注意力重心由渠道转移到培育消费者认知。当消费者被唤醒,渠道问题自然一通百通。
第一步,以超级IP为突破,塑造人格化品牌价值。传统市场品牌、产品大同小异,同质化严重,无亮点特色。如传统红酒品牌定位于“高端、格调、文化”,跟大众消费和需求相去甚远。而定位于消费群,如“青春”“文艺范”等,则是未来的新机遇。互联网化品牌价值及体系梳理必不可缺。互联网时代需用品牌IP和人格化来解决品牌问题,塑造差异化品牌价值,让品牌成为一个超级IP。我们为客户塑造的“迪确美”品牌,用一个美人鱼的IP,让一个自喷漆品牌拟人化和生动化,便于跟消费者沟通和传播演绎,发挥空间更大。第二步,以场景化产品形成刚需和流量。以场景化、人群精准定位,实现产品创新,不但是基础功能,更要成为消费者心中的一种渴望和精神的需要。用极致产品带动核心产品体系的发展,形成合合力,整体带动品牌形象和销量的提升。对新生产品而言,要实现突破,首先必须圈定小众核心社群,同时制定完整的产品规划,通过后续的系列运作实现产品流量和消费群的延展。产品人格化:互联网时代,产品应具有生命力、情感化、消费者互动、文艺化,将产品拟人化、与粉丝互动。因此,产品表现出亲和力,才能被大众接受。小而美:互联网时代即告别大传播时代,传统的广告、铺货已经无力能及。而如今产品即小而美,自带流量,将简单做到极致就是完美。如深知营销从无到有为客户创建了的自喷漆新品牌“迪确美”(背靠集团公司的技术优势),就是从核心人群和场景切入,做小而美极致大单品,构建出了核心产品体系。传统的自喷漆产品,无论什么场合、什么材质、什么人都是一个产品,低质、低价,价值感和体验感很差。我们从最核心的涂鸦人群和使用场景入手,迅速地找到核心人群,带动和激发了DIY人群的使用体验,从而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影响大众人群,促进品牌和销量的提升。第三步,互联网商业模式推动渠道和销售。战略大师德鲁克说过: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所谓的商业模式主要是指顾客价值的定义、传递、获取的整个过程。这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和我们以往所熟悉的商业模式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再是关于成本和规模的讨论,而是关于重新定义顾客价值的讨论,关注顾客价值及其持有成本。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跟传统商业模式的根本差别是:价值创造。没有客户价值,怎么玩都是不成立的,这是核心问题。这就是互联网化商业模式,我们要怎么打造这个商业模式?如我们服务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做解决方案和硬件起家的一家广东企业,硬件的解决方案主要出口,没办法做了;他又想做智能锁品牌,发现也是大品牌林立。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才能形成这个商业模式。最后找到智能家居里面的智慧社区,以车闸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整合了物业、小区、子公司、业主和相关利益者,而且他们都是获利的,现在已经上市,年营业额突破3亿。第四步,建立百度及周边信息生态和信息沉底工作。移动互联网时代,百度作为信息的入口,是消费者信息获取、体验、评价和互动的第一站。包含了百度生态体系的框架、内容,如百科、知道、贴吧、文库、视频等。以百度作为信息的入口,建立百度及周边信息生态和信息沉底工作,建立消费者互动平台,同时增加搜索引擎收录量和搜索曝光率,提升品牌形象、知名度等。第五步,自媒体精准传播精确触达,引爆市场。基础是建立以微博、微信公众号为核心端口的微营销架构和体系,以吸引、承载粉丝,提供优质的内容和服务输出,进行深度的互动。持续为品牌曝光、价值提升服务,引爆市场。策划与执行互联网事件营销即借势和造势,借助或者创造话题、形成消费者关注的热点,引爆市场并形成跟企业品牌、产品的关联,从而通过热点事件的杠杆作用,提升品牌、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关注度。借势、事件营销及新媒体组合引爆市场:江小白、杜蕾斯之成功就是不放过每一个热点,借用新媒体运营和社交媒体与粉丝互动、发表大众传播,快速引爆市场和销售。第六步,品牌建立以社群及社群运营为突破,实现转化和销售。快速建立品牌,实现销售,社群及运营是关键环节。通过微信公众号、APP、事件营销、百度推广、线下活动,吸纳首批种子用户,建立种子社群,这也是当前品牌和产品落地最关键和有效的环节。不但可以形成入口,吸引流量、沉淀用户,还可以通过运营流量,让存量形成新的增量,增量带来更多增量,形成在C端的裂变,从根本上实现整体销售转化,提升品牌及产品销量。精准营销策划运营,实现策划、运营和效果三位一体的价值,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品牌营销的不落地、无考核、没效果的顽疾。小结:也许这个六步法则和方法论并非无懈可击。未来也变化很快,很可能几年这些方法就不再合适,但这有什么可怕的呢,世界不就是这样循环上升发展的吗?有更先进的,自然替代落后的。这也说明,我们在不断思考互联网时代营销的精准和有效,给自己压力,鞭策自己,用互联网精准营销改变中国企业及中国品牌,为迷茫中不知所措的成长型企业找到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方法。
在互联网时代,通过广泛互联和开放互动,员工个体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信息和资讯,释放出更多“独立性”和“自主性”,促进了其更加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和成长需求,员工成长也由传统的被动式、固定化向自主型、多元化转变。同时,随着能源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企业组织模式变革,企业发展也更加体现出融合、共享、智能、创新、和谐等互联网特征,给员工成长模式带来新变化。作为班组员工的组织管理者,企业应更加关注员工自主化、个性化、多元化的成长需求,聚焦能源互联网下的班组建设内涵,以员工成长为中心,以新时代下员工的专业能力、互联能力、服务能力、创新能力和素质素养提升为重点,综合利用大数据分析、信息互联、员工关爱等先进技术和理念,为员工搭建定制化、智能化、数字化、互联化的成长平台,不断激发员工个体活力,提成班组组织效能。为适应能源互联网下组织和员工需求变化,以学习方式变革为核心,建构能源互联网下的学习情境,激发员工内源式生长需求;组建惠及班组与员工的学习共同体柔性组织机制平台,推进班组与员工的共同协商;鼓励能源互联网下的工作与学习相融合,实现工作场所向精神家园转变。最终,实现学习模式向“共生化、融合型”过渡,在整个探索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下列原则:
既然找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驱动因素,我们就可以展望未来。人与组织关系重构之后,接下来可能发生哪些变化?当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机器人取代了人类的绝大部分工作,并且满足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后,就业不再是主要问题。此时,人们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剩余时间用来干什么?”经济学、管理学的问题由此演变为哲学问题。经济学家凯恩斯说:“随着工作量减少到每天3个小时,就会出现如何打发剩余时光的问题。人们可能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道德规范,把社会从经济需要的‘隧道’中带入‘日光’中来。在此之前,全世界的人都不得不信守一种异化的,建立在与资本积累相关联的贪婪和剥削之上的丑就是美的道德标准。”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提出一个经典命题:什么叫美好生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有两种主流的观点,一种是活力主义观点,一种是实用主义观点。活力主义者说人们要主动寻找需要克服的障碍和解决的问题,如果实在找不到,就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寻找问题并加以解决。实用主义者说人总得做事情,不管你干什么事,都有可能会遇到障碍。不管你的职业目标是什么,你必须发挥聪明才智,全身心投入,以此来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把这两种观点加以总结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共性。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哲学家,他们讨论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也就是价值的问题。假设未来会呈现出某种趋势,就必然存在价值的重新定义,以便与这种发展趋势相匹配。而价值包括组织的价值、个体的价值、用户的价值、社会的价值等。
对“一体”问题的责难,在王阳明之后的儒学传统中并不乏其人。其中,明末清初潘用微在《求仁录》借倡导“吾性浑然天地万物一体”而对宋明儒种种一体观进行批驳,最为系统与成规模,撮其要曰:不知见在真心,则不知浑然天地万物一体,故虽言一体而实非浑然一体。如云人物均受天地之气而生,所以一体。云人物同禀天地之理,故与天地万物一体。云穹壤之间,与吾并生,莫非同体,体同则性同,性同则情同。云人于天地间须是穷到至纤至悉十分透彻,则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云心之德、爱之理,若于此处认得仁字,即不妨与天地万物同体。此皆以理推之,当为一体者也。云将身放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云公则视天地万物皆为一体而无所不爱,此于虚明无我之际看得一体者也。云晏坐返观,忽见我与天地万物万事万理澄然一片,云当极静时恍然觉吾此心,中虚无物,旁通无穷,有如长空云气,流行无有止极,有如大海鱼龙,变化无有间隔,无内外可指,无动静可分,上下四方往来古今浑然一片,此于寂静虚通之际见得一体者也。云浑身透亮,宇宙通明,视盈天地间恰是个水晶宫,此于灵明炯然之顷会得一体者也……知求仁之学脉者,见在真心恰恰浑然天地万物一体。盖真心无对待,无对待则浑然一体,真心现在日用,不自识知,不自识知则浑然一体,如孩提之爱亲敬长,浑然亲长一体者也。浑然亲长一体恰浑然天地万物一体,今人之乍见恻隐浑然孺子一体者也。浑然孺子一体恰浑然天地万物一体。夫爱亲敬长,此心之安者也;乍见恻隐,此心之不安者也。安固浑然一体,不安亦浑然一体。此岂非性善乎?岂非所谓仁人心乎?若佛老之一体亦无对待,亦不自识知,而一为虚无,一为寂灭。灵明炯然之顷会得一体者,识神之幻景。寂静虚通之际见得一体者,虚寂之境界。虚明无我之际看得一体者,蔔度之影子。以理推之当为一体者,想象之虚见而已。其于吾性浑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诚不啻千里之缪矣。440  潘氏对宋明儒一体观的定性与批判不外“虚、寂”二字,“虚”则堕入老氏,“寂”则流于浮屠。宋明儒(当然也包括阳明在内)一体观无疑与二氏思想之相互激荡是分不开的,就此而言,潘氏的这番话语并非纯粹为逞口舌之辩、故作惊人之语。但他不分青红皂白,以陆释朱老将理学家悉心营造的一体境界通盘抹煞,而不仔细体味其中的儒家意味,而其本人之立论实与宋明儒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这也难怪黄宗羲要斥之为“矫诬先儒之意而就己议论”的“淫波之辞”,并一一加以辩驳了。441  当今学术界对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一体观加以责难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彻底否定“一体”观,另一种声音是在坚持一体观的同时对王阳明一体论说中的内在紧张与知性缺憾进行批评。冯耀明先生的“思想试验”属于前一种指责,而唐力权先生批评则属于后一种声音。  冯先生在《德古来(外星人)的新儒家世界——一个思想试验》442一文中,提出一个有趣的设想,试假设存在一个德古来外星人的世界,在该世界里面,人人皆可逆觉体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并从而建立一个外星人与万物皆为“目的在其自己”的“目的王国”。然而作为有限的存在,他们毕竟受到“生物逻辑的限制”:即需要吸取外来的营养才能维持自家的生命。他们拥有一种维生的食粮,即从另一种生物狄人(狄勤士)身上汲取鲜血。这种吸血维生因为“轻重厚薄的道理”“良知上的自然条理”因而与一体之仁并不相悖。然而一次致命的细菌(德滋病)将所有狄人毁灭,德人遂通过太空旅行而发现地球上的生物——人类与狄人拥有相同的化学结构与滋养成分,于是移民地球,建立人类农庄,以吸人血维生。如果我们坚持王阳明一体之仁的教诲与厚薄原理,那么,我们就得接受德民致人类于安乐死、以吸食人血维生这一事实为理所当然;反之,如果我们不认可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就只能放弃新儒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理想,或不再认同“亲疏厚薄为良知发用流行上自然的条理”的主张。冯氏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人禽之辨与天人合一二论无法相容,其中遇到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所谓道德理想与生存命限之间的冲突问题:如果德民与人类或狄人同属于道德主体,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普遍性原则,那么,德民便只能绝食而死。当这种冲突出现时,任何理性的个体要在牺牲别人与自我牺牲之间作出抉择,这并不可以从容中道或一循于理地轻易做出来的。假设有一天人类患上某种恶疾,必须靠汲取德民之血液方能生存,德民又自愿牺牲自己以让人类存活,而人类又不愿靠牺牲他人而自保,那么,双方只能绝食而死。换言之,为了维持推己及人的道德理想,所有道德主体都应自我牺牲,道德世界最终变成一个空集合。这说明推己及人的恕道若遇上生存的命限时,必须受到适当的限制,才能继续有效地使用。在人的生存发生危难时,仁民爱物的“爱”通常会使同一爱的对象由具有内在价值转变而为具有工具价值,由目的一变而为手段。  冯先生的这一番思想试验目的当然不只是要否定王阳明“万物一体之玄义”,而且要借此通盘否定宋明儒将孔孟道德伦理之教形上学化、本体宇宙论化的整体运思,其阳明学“尽失孔孟之精神、全悖儒学之大义”之激烈判词,清楚表明其整体的反宋明儒的立场。问题在于万物一体的“玄义”是否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玄思(所谓形上学化、本体宇宙论化)?抑或其中尚有情感、体验之底层的支援?  一体之仁乃是亲亲、仁民、爱物的恻隐、感通之心发动过程之中体贴出来的生命智慧、体证出来的生命道理,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的结果,更不是思想试验的大胆假设。在一体观念的背后乃是一体不容已之情。一体是“感受”出来的,是“体证”出来的,是“活”出来的。我并不是说体验不能批评,但体验本身有其自身的“逻辑”,这倒是任何批评应该照顾到的。在冯先生的思想试验中,德民与人类同属于道德主体,就其能从外星球移民地球的假设看,德民在知性上面与人类亦不分伯仲,也就是说无论从德性抑或是从知性上看,德民与人类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冯先生的这个绕来绕去的试验简明化: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不再适宜人类食用,人类要维生就必须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不然只能绝食而死。在遇到这样一个冯先生所称的道德理想与生存命限之间的冲突问题时,冯先生所心仪的先秦儒学又会如何应对呢?世界各大文明中的生命大智慧又会如何应对呢?为了不让道德世界成为一个“空集合”只好易子而食?相互厮杀?设想,如果基督教、佛教、宋明儒学除了给出“空集合”的回答外,再开不出任何灵丹妙药,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因此而让基督教抛弃其神爱观、佛教抛弃其慈悲观、宋明儒抛弃其一体观呢?冯先生指出在人的生存发生危难时,仁民爱物的“爱”通常会使同一爱的对象由具有内在价值转变而为具有工具价值,由目的一变而为手段。问题是会选择哪些对象由具有内在价值转变而为具有工具价值呢?杀身成仁、大义灭亲背后是否仍然存在一个“大体”“小体”的一体的拣择呢?我们捉一条毛虫拯救一只快要饿死的小鸟,而不会捉一个婴儿拯救一只快饿死的老虎……所有这一切背后不正是一体原则、生命感受等级原则、次第原则、厚薄原则在为而不名地发挥作用吗?唐力权先生在揭示仁性生命的内在矛盾时,曾专门拈出“以羊易牛”与“远庖厨”的儒家个案,认为如果我们严格追究这些个案则只能视之为“不诚”与“自欺”:儒家所讲的仁爱乃是有等级的爱。但“有等级”三个字实在不足以说明仁爱生命的真实——在本体之仁与私仁之间所造成的矛盾、内在于仁性生命的矛盾。私仁是有代价的,一切个体生命的存有和生长——生命的自仁合成私——无不建筑在牺牲其他生命的基础上。这本是生命的公道原理,但却不是我们的本体之仁或纯粹良知所能容忍的……“见牛未见羊也……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对这个仁性的内在矛盾自然是知道的。但“远庖厨”就真能解决问题了么?见牛之觳觫而未见羊就戮的苦痛,难道我们就真能心安理得了么?难道我们不会因想象到羊的觳觫而仍然无法心安么?“见牛未见羊”其实是一种“眼不见为净”的想法,严格来讲,乃是一种“不诚”或“自欺”的行为。我其实是不能心安的,我不过是强迫着自己去忘记它,去逃避那令人感到矛盾与尴尬的事实。当然,作为一种存有策略来看,“见牛未见羊”的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试想,我们若在任何关节上毫不妥协地要求满足我们仁性的绝对要求,我们还能好好地生活么?抑且还能生存么?443  唐先生对生命的一体性有很深地体证,对于儒学生命关怀之中的牺牲结构问题亦有精辟的揭示,但是他将儒学“远庖厨”的传统视为一种“不诚”或“自私”,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大有商量的余地。我认为无论是冯耀明先生的“思想试验”抑或是唐力权先生的“严格”较真,都没有正视儒学恻隐之心发动的真实情形。一体的仁心跃动必是感于物事而发的,而不是凭空想象的。“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444孔子之“哭”与“不歌”并不是“想象”于有丧者之侧,而是实实在在地食于有丧者之侧。不然,每天都有人死亡,每天都有物种灭绝,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故发生,如何乐?圣人之目不是上帝之目,他不能全视。然而真有上帝,那情形也挺麻烦。上帝大目当即洞察人世间所有的悲欢场景,他的子民的欢乐的笑声与痛苦的呼号即时通达神耳,那他究竟是与民同乐呢?抑或是与民同忧呢?此类问题或已超越吾辈凡夫俗子之心量,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当你在为朋友添丁之喜而举杯祝贺时,要知道同时即有人经历丧子之痛,即有动物被屠杀。当你在品味美味的时候(姑且不论这个美味是“山珍”抑或是“海味”吧),此时,世界的某个地方正在发生饥荒,某个婴儿正在嗷嗷待哺,甚至奄奄一息。那么,我们能否因此而断言:你在咀嚼食物本身就是一种自私行为呢?你对食物的任何要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本身就是一种残忍呢?要知道,肯尼亚那里有数千名幼儿因为长期饥饿而濒临死亡的边缘,假如这时你把这一顿美餐奉献给他们,至少你可以救活10个儿童,“想”到这里,这时你还忍心津津有味地品尝眼前的美味吗?或者,你和自己的娇妻与爱子嬉戏于绿荫之中,享受天伦之乐,而此时此刻,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即有丈夫因为丧妻而抽噎,即有母亲手捧着天折的婴儿在哭泣,“想”到这里,你与妻、子的嬉戏是否有些残忍呢?地球上每天都有天灾人祸(其他星球上的可能的生命也就不提了吧),钟表滴答一声,就有三个人死亡(人之外的其他生命的死亡乃至物种的灭绝也就不提了吧),这就意味着在你开朗的笑声中,就有很多人丧失了生命,“想”到这里,你还忍心再笑出声来吗?那么,我们是否必得每时每刻都要哭丧着脸生活呢?想到肯尼亚的饥民,想到每秒钟死亡的三个人,想到那些哭爹喊娘的失去父母的孤儿,想到正在经历丧子之痛的母亲(其他生命物种的痛苦就不去想了吧)……我们正在经历着种种的“一体”之“苦”,于是,我们只好天天,不,我们只好每时每刻哭丧着脸生活着,是这样吗?应该这样吗?  再“想想看”,钟表滴答一声,就有四个新生儿诞生在这个世界中,你竟然在新生命的诞生这一刻哭丧着脸?就有数对新人结成连理,就有失散多年的母子重逢,那么,想到这里,你还能哭丧着脸吗?我们正在经历着种种的“一体”之“乐”,于是,我们只好天天,不,我们只好每时每刻畅怀大笑吗?  想到钟表滴答一声,人间的悲剧与喜剧在交替上演,不,是在同时上演,我们在同时“经历”着“一体”的“苦”与“乐”,我们每笑一声都是对此时的受苦者的一种“残忍”,而同时我们每哭一声都是对此时的享乐者的一种“不宜”,“想”到这里,我们应该边笑边哭?啼笑皆非?抑或从此不笑不哭,表情木然,冷眼向洋看人生?  问题还不啻如此,一个一体之仁者本人在经历丧子之痛、在经历母子重逢之喜时,是应该哭抑或是乐呢?她在经历丧子之痛时,“想”到此时地球上有很多人正在经历添丁之喜时,会因此而视自己的痛苦是“自私”之行为吗?她应该破涕而笑吗?她在经历母子重逢之喜时,想到此时地球上有很多人正在经历丧子之痛,会因此而视自己的喜悦是“残忍”之行为吗?她应该转喜为悲吗?  确实,如果我们认为一体仁心的发露是靠想象来进行的,那么,一个人就根本无法生存。试想,如果这个人一想到此时此刻正在有人死亡,所以“感同身受”,哀伤不已,一“想”到此时此刻正在有人饿得要死、渴得要命,所以每每要进食之时便倍感伤心,只好停箸撤膳,因为每咽一口饭、每饮一滴水都是对即将饿死的人、即将渴死的人(不提人之外的动物)的一种“残忍”,因为每一阵爽朗的笑声甚至每一刻心情的宁静都是对此时此刻的受苦者、死难者的一种“冷漠”。一个体证到一体仁心的人便只能时时刻刻哭丧着脸,带着阴沉的心情,绝食而死了……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认为这种责难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错误地将儒家具体的个体抽象化为飘浮在生活世界之外的进行思想试验的个体,并因此误解了儒学一体仁心发露的内在路数。真实的一体仁心(恻隐之心)并不是在“想象”中跃动的,尽管,在我们“想”到自己已故的父亲,会依然感到某种“揪心”之痛,但这种隐隐之痛不过是我们以前亲身经历的丧父之痛的一种“余响”、一种“余绪”而已。我们不是游离于这个世界之外的“观众”,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审视者”。我们也不是在“想象”中体验他人的痛苦与快乐。哲学家可以进行她/他自己的“思想试验”,但作为具体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一个具体的生活世界之中的。想象的苦与乐即便不是一种纯粹的抽象,也不是具体的个人实际生活之中真正体验的情感。在每一个人生活的世界之中,一体的苦与乐是有差序的。这并不否认苦与乐的事情发生的客观性,但作为一个人对世事的体验总是在一个生活世界中发生的,他对苦与乐的体验不是建立在人口出生与死亡统计的资料上面,也不是建立在人间喜剧与悲剧交替上演的频率上面。体此一体之仁者乃是生活世界中的人,其身体是嵌在某个处境下的,他/她与万物一体乃是具体的一体,而不是抽象的一体。因此他/她对一体的责任乃是具体的,他/她总是在一个生活世界之中体会着、证成着这个一体,为这个一体负责。我曾将这种一体仁心发动的具体性称为“形的良知”,其发生基于两个构件:一是“同形的空间性”,二是“睹形的时间性”445。我在这里想进一步补充的是,一体仁心的发动往往取决于看见与否,这并不是一体仁心存在“盲点”,更不是故作不见的“鸵鸟”政策。一个人再富有同情心,也不能对我们看不见的细菌产生恻隐,除非这个人借助放大镜看到它的“躯体”如何在受到攻击的时候,扭来扭去地挣扎。我们也不会对从未听说过、从未见过的物种或人感到恻隐,我们必须了解一体仁心发动的真实情形,它的流露与涌动乃是沿着自己的固有路数发生的,而与理论思辨、逻辑演绎、思想试验了不相干。总的说来,我觉得唐先生把儒家的君子远庖厨、以羊易牛视为“不诚”与“自欺”并不妥当。它们倒是生动地反映了良知发动的真实情形。  不过,唐先生“眼不见为净”的批评仍有其现代意义。现代社会中,由于吉登斯(AnthonyGiddens)所谓“时间与空间的分离”及“非地域化”(dis-place)现象日趋强烈,远距离所发生的事情对近距离事件及对自我亲密关系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普遍,自己人与陌生人、外来者之间的界限处在高度的流动状态446。这对王阳明所说的一体仁心的发动至少带来以下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邻人、陌生人的范围及其他生命世界由于技术的原因已经延伸到我们无法眼见的领域。很多个体的行动其实会牵涉到眼不见的芸芸众生,这就为传统“面对面的伦理学”提出了挑战:一个飞机驾驶员(就说是在广岛上空投掷原子弹的那位飞机师吧),设想给他一把刀去杀害眼前活泼可爱的广岛幼儿园的某个儿童,他绝对不会忍心下手。在面对这个儿童匍匐入井之际,他肯定也会怵惕而生恻隐并援手以救。但是他在万米高空的机舱里面,却可以从容不迫地按下那小小的按钮,在广岛上空制造出一朵大大的蘑菇云。于是,多少天真儿童遂血肉模糊了。用今道有信的话说,“在技术关联的时代,所谓邻人就是看不到的众人”。邻人的范围由于技术而不可思议地被扩大了,以至于依靠面对面的恻隐之心的发动已经很难维系今天意义上的邻人之爱了。在今道有信看来,这一严峻情形“为我们再次唤起了对于不可见的人格的爱”:“今天如果没有对于目所不及的广大群众、众多人格的爱,就无法把现代维持下去。不,只要相互隔着距离无法相见的人们不具有相互并不相知的邻人之爱,双方就都无法在现代生活。这不是在说对于无以相见的人格的广大之爱正在复活吗?”447从儒家戒慎恐惧的工夫论立场来看,一体仁心的发动与扩充确实需要“听于无声、视于无形”的功夫:从见闻处到那不睹不闻处,这个不睹不闻不只是“人之所不睹不闻”亦更应顾及到“己之所不睹不闻处”。    第二,异地异时的苦与乐事情往往超越了传统社会的时空限制,而在此时此地呈现出来。通过电视、互联网、报刊、广播等,我们“耳闻”与“目睹”着世界各地发生的苦与乐,我们的“一体”的体验进一步丰富与复杂化了。当然尽管就恻隐与同情而言,一体的仁心跃动是一样的,但是就“关爱”而言,则仍然表现出明确的区别:对于我身边即将匍匐入井幼儿来说,我会当下援手以救,而对于电视画面中即将匍匐入井幼儿,尽管我也会恻隐,但却不能援手,此时,我只能仅仅地停留在同情的阶段。同样,对于我身边饿得奄奄一息的饥者,我会将自己身上的干粮分一份给他/她,但对于电视画面中饿得奄奄一息的异地饥者(假设他在肯尼亚的某个村落),我只能给予同情,但不会放下手中的碗筷,将食物打包,然后匆匆赶往机场,买上到肯尼亚的机票(假设你手头有足够的资金,也有肯尼亚政府的签证),赶到出事的现场。因为即便你赶到了现场,但此时他早已饿死了。况且从理性计量来说,你送的食物的价值远远低于旅途所需的费用,你不仅没有救到人,反而浪费了大量的资源。无论如何,借助于现代科技与传媒,我们“耳闻目睹”的范围扩大了,一体仁心发动与落实的具体脉络拥有一些新的特征,此不能不引起吾人之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