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7月的一天晚上，当梭罗进城到一个鞋匠家中要补一双鞋时，忽然被捕，并被监禁在康城监狱中。原因是他拒绝交人头税，反对美国侵略墨西哥的战争，而他拒绝交税已经有六年之久。他在狱中住了一夜，一点也不在乎。第二天，因他姑妈代他付清了人头税，才被释放。出来之后，他还是到鞋匠家里，等补好了鞋，然后穿上它，又和一群朋友跑到几里外的一座高山上，漫游在那儿什么州政府也看不到的越橘丛中——这便是梭罗有名的入狱事件。

梭罗之所以拒绝交税，因为在他看来，政府用他缴的钱去支持战争（美国人欺负墨西哥人）及黑奴制度，有违他的个人良知，他要以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投身于这场政治斗争，即用立即的、反抗的行动来抵制他认为是错的法制。他说：“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时，我们应该盲目地遵从吗？还是暂且遵从，同时慢慢地循合法途径去改革？还是立即地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他说：“盲目地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不必考虑。寻求改革途径，时间拖得太长。人生有多少日子？又不是吃饱饭没事干，一天到晚绿头苍蝇似的去改造社会。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随后不久，他就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论公民的不服从》，表示了他的立场。而他倡导的非暴力反抗(Civil Disobedience)的思想也对印度的圣雄甘地、法国的罗曼·罗兰，以及俄国的托尔斯泰都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也因此成为美国民主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一文中写下了在今天看来依然充满智慧和力量的文字，这些饱含疼痛的、愤慨的、理性的、冷静的语言，至今仍然是人类思想长河中的惊涛巨浪。他在陈述自己因为拒绝交人头税而蹲监狱的事件时，特别平静和理性，他说：“这一夜躺在牢里，我仿佛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旅行，那是我从未料及的旅行。”“我足有六年没缴人头税。因为这个我被关了一夜；而且，当我面对那两三尺厚的坚固石墙，那一尺厚的铁皮木门，以及那扭曲了灯光的铁栅，我不禁震惊于如此待我的制度之愚，就仿佛我只是具被囚禁的血肉之躯一般。我想，它准把这当成了待我的最好措施，而从未想到过，某种方面它倒是对我有益。”究其根源，因为“我没有责任叫社会机器正常运转。我不是工程师的儿子。我想，若有一粒橡树子和一粒栗树子并排落地，它们都不会谦谦礼让，而是都服从自身的法则，尽力生长、开花，直到一个到头来遮蔽压倒了另一个。若植物按其本性无法生存，就随它死掉好啦；而人也一样。”因此，对于姑妈代他交税一事，梭罗一点也不领情，近乎不近人情。

其实，如果仔细考察梭罗拒绝纳税的理由，原来他在警示我们，征税权力必须是合法的，必须是经过纳税人同意的，同意是权力合法与否的关键。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的征税权力是不合法的，那么，作为公民，就有权利拒绝交税。而且，“政治家和议员们，完全置身制度之内，从不能识其真相。他们空谈管理社会，却不能置身事外来观察。”这就是梭罗拒绝交税的根本理由。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当人类已经步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仿佛听到他的耳语：要警惕征税权力！否则，征税权力会异化成吞噬我们的一头怪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