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农业要怎么定位?当然是定位自己的特色,但是不能为了特色而特色,还必须系统考虑。第一,要有精准的目标消费人群,即主要为哪类人群提供服务,为谁而存在。通常来讲,休闲农业消费人群大多都是都市家庭,但这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如果仅限于此就很难做到精准。根据正知正行对休闲农业主力消费人群的研究发现,目前休闲农业的消费人群主要有两类,一是孩子,二是单身或刚进入婚姻的年轻人群,他们带动休闲农业的发展,也是休闲农业应该重点考虑满足的对象。当然,除了定义目标人群外,还要考虑消费层次,这是其次。第二,在清晰定义目标消费人群的同时,还要有清晰的主题定位,无论是做采摘、认养、餐饮、游乐、还是专项种植/养殖,都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软硬件设施,但这是在主题定位清晰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考虑,也才能更好地满足目标消费人群的需求。为了实现主题经营,休闲农业可以通过与其他旅游产业结合打造经营特色,例如,可以与花卉、与苗木种植、与牧场、与游乐项目等相结合,做休闲的农业重要的不是追求大而全,而是努力做到专而精,这一点与规模无关。在进行主题定位时,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类主力消费人群外,还可以结合自身的农业特色,直接瞄准某类具有爱好特殊的人群,比如,喜欢文玩的爱好者(核桃、野枣核等),休闲农业就可以抓住这一核心要点进行放大营销。第三,要不断地升华主题,把游乐体验上升到文化体验和精神体验层面。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比,休闲农业的游乐性都不可同日而语,必须在知识性、趣味性和参与感上下功夫,甚至不排除与宗教文化的结合,以此来强化体验效果。趣味性和参与感容易实现,知识性和文化性则需要下功夫,比如,做具有某种特色品类的博物馆,做农耕文化展示等,如果再配上动人的故事,那么体验感便可瞬间升华。
为了达成业绩,或者新产品推向市场,往往举办订货会,订货会规模可大、可小。规模大的是公司举办的全国级的订货会,回款达到几亿元;规模小的是针对某一区域的分销商举办区域订货会,回款可能只有几十万元。对于想快速发展的品牌,订货会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举办一场规划好的公司级订货会,有时会一场回笼高达几亿元的资金,非常有效。大、中、小型品牌,都可以选择进行订货会。订货会的核心是制定好订货政策,以及制定各种有趣的现场活动,比如抽奖、游戏、抢红包、各种文艺活动等。提前预订好酒店,布置好场地,召集客户,一边吃饭,一边PPT讲解、一边沟通、一边订货。订货会中间,穿插进行订货政策讲解、新产品讲解、公司成功运作案例汇报等工作。政策制定是关键,必须要有足够的吸引力。但是,如果订货会政策设计不好,就会出大麻烦。比如订货会的力度很大,才能吸引客户提前打款,起到快速回笼资金和占用客户资金的目的。如果全部折算为本品搭赠,等待厂家的就是经销商无尽的窜货。所以,一般用设置高额实物奖品和常规搭赠政策来缓冲这个矛盾。(1政策如下设置表2-5某品牌订货会政策将一部分大力度政策,只要换算成实物,不是搭赠本品,经销商绝对不会自己拿出现金去窜货。(2)订货会促销坎级的制定是个技巧很多业务员制定坎级的时候,往往随便定一下,觉得差不多就行了,丧失了很多机会。有经验的业务人员,在制定坎级时,会巧妙地与实现销售增长结合起来。比如经过分析以往数据,20%的客户一个月销售额在30万元之间,50%的客户在50万元之间,30%的客户在90万元。坎级制定为:35万元一个坎级,60万元一个坎级,110万元一个坎级。这样,每个客户都想往上努力“够”一下。能够到高坎级的客户,绝对不会看得上低坎级的政策;低坎级的客户,也不会去攀比,因为规则是公平的,是自己的原因,导致达不到而已。4.销售人员激励整体品牌或单独产品的铺货率、正常货架陈列、特殊陈列、或销量等达到规定标准后,给予经销商团队额外的奖励。可以是达到规定标准后的固定奖励,比如规定每月完成标准货架陈列20家的销售代表,每人奖励300元。也可以在其团队中间展开竞赛,只给予达成一定基数的排名前几名的团队成员高额奖励。比如完成货架陈列标准20家的销售代表,第一名奖励500元,第二名奖励300元,第三名奖励100元,等等。详见本章销售团队激励内容。针对中间商的促销:搭赠、刮卡、抽奖、竞赛、订货会(品尝会)、箱内有奖、集箱标送,恢复库存基数送、有奖陈列、累积奖励、销售人员激励、免费产品、折扣、降价、商业展览、合作广告等。有奖陈列:有奖陈列一般是指在批发市场的门店的显眼位置,规定堆放多少箱(几排宽×几层高),比如20箱(4排×5层),摆放规定时间,给予奖励。一般要求签订简单协议,双方把对各自的要求罗列出来,签字盖章。公司一定要定期查核,业务人员只要有时间,早上一定检查,督促陈列出来,下午市场关门前抽查,防止早早撤掉。对于未按要求的陈列,加大检核频率,督促其摆出来,奖励要尽量100%发放,不要结下几个死对头,对公司信誉造成影响,影响以后的活动。刮卡促销:与消费者促销的刮卡促销一样,同样可以用于中间商促销。某瓜子公司二批促销促销规格:23克×90××豆、52克×90××豆、40克×50瓜子、95克×30瓜子、40克×50奶香瓜子、95克×30奶香瓜子、95克×30原香瓜子、28克小而香、60克小而香。促销区域:全国传统通路(××豆为A类区域、小而香为江浙沪皖区域)活动时间:××××年/××月/××日-××××年/××月/××日活动方式:每进5箱促销产品即可兑换××刮刮卡一张,中奖比率100%。奖励设置:一等奖:手机一部(价值××××元)。二等奖:三轮车一辆(价值××元)。三等奖:遮阳伞一把或蓝大褂1件(价值××元)。四等奖:计算器一台(价值20元)。快乐奖:××产品6袋。针对终端零售商(传统小店、小餐饮店):铺货、零售店付费陈列、样板店奖励、集箱送、箱内有奖、订货会(品尝会)、专卖、抽奖、竞赛、刮卡、累积奖励、免费产品、免费广告辅助物、合作广告等。针对终端零售商(连锁型零售商、餐饮店):付费陈列(堆头、端架、买货架)、特价补差、销售竞赛、陈列竞赛、DM、长期陈列奖励、销售人员激励、免费产品、免费广告辅助物、付费广告、累计奖励等。(1)付费陈列(堆头、端架、买货架)一些比较重要的超市里,较好的位置会有堆头、端架、或收银台陈列等,这些位置都是可以付费用(单月或长期)购买的,新产品上市或者促销活动时,购买这些重要位置。有时,也可以与超市签订购买固定的货架,保证获得比较好的位置和层级。购买时,要签订协议。特别陈列协议甲方:乙方:法定地址:法定地址:联系电话:联系电话:甲乙双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本着平等互利,自觉自愿,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此协议,并严格执行。一、为促进销售,增加双方的利润,乙方承诺提供如下位置用于甲方的产品陈列或作为甲方活动场地:1.正常货架:乙方提供个货架,用于陈列甲方产品,并使甲方产品的排面陈列面积占产品货架陈列总面积的%。陈列期限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2.堆头陈列:乙方提供位置平方米的堆头个;位置平方米的堆头个,用于陈列甲方产品。陈列期限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3.场地使用:乙方提供位置平方米场地作为甲方活动场地。使用期限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4.上述陈列及展示甲乙双方确认后,绘图标明,并加盖公章附后。二、甲方履行以下条款:1.乙方严格执行本协议第一条、第1款内容,甲方按元/月的价格,支付乙方元,作为陈列费用。经双方协商该费用以产品形式支付,折合产品箱。2.乙方严格执行本协议第一条、第2款内容,甲方按元/月×平方米的价格,支付乙方元,作为陈列费用。经双方协商该费用以产品形式支付,折合产品箱。3.乙方严格执行本协议第一条、第3款内容,甲方按元/月的价格,支付乙方元,作为场地使用费用。经双方协商该费用以产品形式支付,折合产品箱。4.费用支付时间年月。三、违反条款:甲方将定期检查乙方产品陈列执行情况,如不符合要求,将通知乙方在2日内改进,如仍无改进,甲方有权扣除部分或全部费用。四、本协议有涉诉讼,由甲方所在地法院裁决。五、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行商议,任何对本协议的修正必须在双方书面签署后方才生效。六、本协议的有效期为年月日至年月日。七、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签字盖章生效,具同等法律效力。甲方代表:乙方代表:公司盖章:公司盖章:签署日期:签署日期:(2)付费广告付费广告是在超市店内或门头的重要位置投放广告,签订长期协议,协议期一般以最低半年起,定期付费。比如门头、入门处、货架上方、重要区域墙体、电梯、收银台等动线必经之处。(3)集箱皮送集箱皮送,是刺激零售店不断自行进货的一种方法。用整个包装箱皮或者凭借包装箱上印刷的某一特殊标记,规定累积到一定数量,零售店就可以集中兑换某种奖品,可以是本品,也可以是有吸引力的其他奖品。赠品兑付流程同消费者促销的再来一瓶活动。(4)箱内有奖是给予零售店额外刺激的一种方式,箱内放置不同金额的优惠卡(或现金卡),有小额度也有大额度,拆箱即可获得,非常有乐趣和刺激性。投放比例计算如同抽奖。因为国家有相关法律规定,不得直接投放现金作为奖品。要在箱皮上做明显告知,可以整体投放,也可以单独在某一区域进行投放。“劲刮有奖、奖不停”箱箱有礼活动。每箱内投放1张奖卡,客户开箱后,撕开奖卡,即可根据奖卡的奖项进行兑换。奖项设置,如表2-6所示(中奖率100%,奖卡投放率99.9%)。表2-6奖项设置也可以设置实物奖励。现金或产品的奖励促销经销商先行垫付,公司货抵。实物促奖品可由公司发放。经销商提取10%作为激励。但如果经销商配合度差,则不予发放。所有中奖,个人所得税自理,公司不负担。所有奖卡必须加盖公章有效。奖卡印刷供应商交出奖卡的印刷菲林或销毁。(5)累计奖励规定进货额达到多少金额后,前多少名获得奖励。可以设置坎级,也可以不设置。曾经有一位经销商,对其覆盖的零售店,推出了年进货额达到几十万元,就可以参加出国旅游的奖励,大家在一起游玩,既高兴,也加深了感情,让零售店店主感到非常有意义。(6)免费广告辅助物有时,配合渠道的开拓或新品的上市,厂家需要制作一些带有广告性质的、实用性强的物品。有的广告辅助物价值低,免费或者只要进货满足一定坎级,就可以附赠,比如下面的桌式陈列架、开瓶器等。有的价值高,就必须要求额外签订协议,限制只能陈列公司产品,并且累计达到多少进货额,才能提供,比如广告冰箱。表2-7免费广告辅助物(7)零售店有奖堆箱陈列有些产品,尤其是礼盒产品,在旺季的时候,经常选择在某些零售店门口(外面或进门口处)进行堆箱陈列,分门店级别给予奖励,大店奖励多,小店奖励少,与在批发市场堆箱陈列类似。(8)样板店建设样板店建设要求选取位置和形象比较好的门店,从货架陈列、特殊陈列(端架陈列、货堆箱陈列、挂架陈列等)、条幅、吊旗、海报、门头形象、灯箱等广宣方面做全面的布置,并要求一定时间内保留,合格者给予奖励。同样要求签订协议,做好对双方的责任、义务要求,签字或盖章生效。在约定期限内,要定期检查和维护好样板店,并且尽可能的给予促销活动配合,使其真正在销量上也是样板模范。奖励兑现一定要及时,与这些样板店做好客情维护。(9)渠道促销的告知非常重要,往往采用以下办法​ 召开经销商和二批商,召开会议进行宣导和告知,现场派发DM单。​ 产品箱体印刷促销主题。​ 批发市场内做堆箱陈列,一定要将箱体促销信息面朝外。​ 批发市场内悬挂条幅,悬挂于批发商店头显眼位置。​ 派业务人员或付费雇佣人员派发DM单。5.渠道促销注意事项渠道促销的最大弊病是虚报数量(业务或客户都有可能)、截留促销资源等。所以,一定要有详细的公开告知,告知函、海报、DM单等,发到所有客户手里,防止促销变形和被截留。也可以签订不遵守促销规定和虚报费用的处罚协议。要求各级客户必须在规定时限内,提交核销资料,过后不予以核销。否则拖得越长,越难以核查,难以定性,如果再遇上业务人员更换,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一旦出现不予以核查的费用,客户可都不是吃素的,很容易全市场传遍公司费用不给核销的谣言。在追踪客户核销的时候,一定要定期发公司正式函,要求客户尽快提交核销资料和要整改的问题,一旦出现后续争执的时候,这些函件是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的最大证据。建立完善的事中和事后稽核和核销制度,做好稽核部门抽查稽核、财务复核,全部做成可视化书面资料,可追溯,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防止虚报。
出库交接流程,承接分拣打包流程,需要将完成分拣打包的货物交给不同的发货渠道,进行下一步的配送或运输动作。在出库交接这个大流程中,第一步要完成的,就是将分拣打包环节流转下来的货物承接住,按照不同的逻辑进行预分拣。通俗来讲,就是要将这些货物,分成不同的堆。这个分堆的工作,一般按照两个逻辑来区分。第一个逻辑是线路逻辑,这个逻辑适合于配送的模式。这批货从仓库出发,需要送到哪些地址,不管这些地址是终端客户,还是要使用的物流,或者是某种类型的前置仓,都是由一辆车一个一个地配送过去。这些需要配送的地址连起来,就是一条配送线路。将同一条线路的货物由传下来的货物里挑出来,归拢在一个区域里暂存。以便车辆到仓后,能够快速完成装车作业,提升效率。在这个逻辑里,暂存的货物还有一定的顺序,最后配送的地址的货物放在最前面,装货时也是最先装这批货物。这样,卸货顺序和配送顺序一致,减少货物翻找的次数,减少重复劳动,也降低破损率。第二个逻辑是提货方逻辑,也就是以提货人为依据进行预分拣。例如将要使用ABCD四家不同的承运商,那么在做预分拣时,就需要将货物按照ABCD四个维度进行分拣整理及分区暂存。等到承运商的提货人到仓,就可以快速地将对应货物提走。在这个逻辑里,不需要按照地址呈现顺序。因为这些货物提走后,还要打散,与其他同流向的货物汇集,在仓内按地址排序没有意义。预分拣暂存,就是将对接需要的工作提前做好准备,待提货车辆到仓后能够快速交接,提升效率。
 (一)  一种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它不仅可以在人类古代社会扎根、繁衍和生息,而且亦必然可以继往开来地指向现代的。因此,在本书结束之前,我们将转向这样一个课题,即把中国古代的以儒家为代表的“治”的理论与在当今世界几乎占支配统治地位的西方社会管理理论作一对比,并从中开发和揭示出中国古代“治”的理论的现代意义。  任何理论和学说都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就其作为一种思想形态来说都是一定哲学的产物。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的理论是如此,西方社会管理理论也概莫能外。如果说中国古代“治”的学说滥觞于其“人本”一元的“彻底经验主义”的哲学思想的话,那么,西方社会管理思想则最终源自其“本体”与“现象”二分的、我们称之为的“半截子经验主义”这一宇宙图式。从“本体”与“现象”二分的这一先入之见出发,这种宇宙图式假定:人们只能把握事物的“现象”,而对“现象”背后的“本体”则讳莫如深,由此便产生了与先验本体无缘的仅以外在经验事实作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的所谓“科学”。而把这种所谓的“科学”推及到社会领域,则为一种所谓的“行为科学“打开了绿灯。  在中世纪,这种旨在把人的行为“科学化”的企图曾遭到坚守和捍卫人的超验意义的宗教神学的激烈反对。但是,近代以降,伴随着科学所带来的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物的支配的节节胜利,科学则已不满足于自己对半璧江山的统治,而得陇望蜀地深入列人的行为领域要求“干政”了。笛卡尔哲学的普及者伯纳德·德方坦尼尔宣称:“几何学精神与几何学的联系并没有密切到使这种精神不能解脱出来用于其他领域。论述道德、政治、批评甚至是修辞的著作,如果由几何学家来执笔的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写得更优美”。这绝非一种坐而论道。实际上,科学的发展表明,在现代西方社会,从科学的政治学到科学的社会学,从科学的伦理学到科学的心理学,科学已经在几乎一切人的领域通行无阻、无孔不入了。而一切“非科学”的人的学说,则被骄横的唯科学主义者冠之为保守的“形而上学”而认为其不可“实证”。  这最终导致了“科学地”支配人的行为及其组织的科学主义的管理学和社会控制论的诞生。科学主义的管理学之父弗雷德里克·W·泰罗在把科学运用于人的劳动生产活动时提出,“效率”是人类劳动生产活动的唯一目的和尺度,而要提高效率就必须严格地遵循不带任何伦理和情感色彩的“科学规律”。这种所谓的“科学规律”是基于如下内容的:完成一定生产任务所耗费的精确时间;超过定额的物质刺激和奖金制度;依据工作表现的优劣的级差工资;生产工具和设备的标准化;根据体力和脑力测验以使工人适应于工作;建立由工程师负责的专门的生产计划安排和工作布置的部门。泰罗不无天真地认为,只要我们严格地遵循他所提出的这种管理的“科学规律”和“最佳方案”,我们就不仅可以最大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还可以根除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产生而使劳资之间冰释前嫌了。  泰罗还坚信,这种科学管理模式和兰图亦可由工厂举一反三地推之到一切其他社会领域。他提出,“(科学管理的)同样原理可以同样有力地应用于一切社会活动:管理家庭、管理农场、管理大小商人的企业、管理教堂、管理慈善机关、管理大学和管理政府部门”。总而言之,工程师应成为社会的经理和大师。这无疑为晚出的“科技治国论”开其先声。“科技治国论”者宣称,理想的社会是“不对任何人负责的技术人员的统治”,社会的统治者是“以其技术能力而行使权力的人”。我们看到,这种“科技治国”的思潮不仅在现代社会日盛一日,而且也开始左右和规定了现代工业国家现实政治面貌和进程。从企业的实际权力从股东向经理阶层的转移,到“专家顾问团”在国家和政府决策中的地位日隆,都无不是对这一点的说明。无怪乎《管理革命》一书的作者伯纳姆惊呼,在现代社会,以技术为其资本的经理们正在变成一个新“统治阶级”,从而科学管理在历史的兴起不啻为人类社会的又一场“革命”。  “科学”是以“理性”为其内容和规定的,科学主义的管理思想的迅猛抬头,也必然导致“理性”对人的全面的垄断专政。如果说在黑格尔时代,“理性”尽管万能和狡诈但仅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话,那么在现代西方社会,“理性”已不甘于这种幕后的暗中统治,而要求借助于管理技术这只“有形的手”对人的一切行为予以直接的赤裸裸地干预和操纵了。马克斯·韦伯指出,现代社会生活实际上是一切以“理性”为规定的,即以“理性的核算、理性的技术、理性的法律和由此产生的理性的经济道德、理性的精神以及生活态度的理性化”为内容的。西方的社会控制论者不无乐观地断言,随着人类科学技术手段的发展,正在为一种所谓的“社会物理学”时代提供了可能。更有甚者,现代西方实证主义者则预测,在不远的将来,一切情感的表达形式都可以用一定的“物理量”来陈述,从而这最终意味着“诗意”在人类反社会的寿终正寝。  科学和理性曾为人类反对宗教的愚昧、专制的统治建功殊伟,把科学和理性运用于人的行为领域固然也无可厚非。因为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作为一种经验事实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受一定的科学规律和理性的支配,但是问题在于,人不仅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亦是一种非自然的社会的存在;人不仅是一种物的经验事实,亦作为灵的存在而具有超验的本体或本质。换言之,人是一种既自在又自为的两栖动物。因此,人不仅服从因果规律对自己的规定,亦由于其“本体论的存在”而从根本上秉承自由规律对自己的命令。然而对于唯科学主义者来说,人的这种超验的、自为的性质却在他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在他们眼里,人完全被生理的、物理的种种规律所驱使所设计,人不过是行为更加高超的“两脚兽”,不过是构造更为精密的“一架机器”。一言而蔽之,人已经被“遗忘”了,人已经“认不出他自己”了。  理论上对“人”的漠视也恰好说明了现实实践中的“人”的危机。在现代西方社会我们看到,随着基于这种科学主义的社会管理机器的日益完备有力,人的“异化”已成为现代西方学者乐此不疲的话题。而现代人对“异化”的恐惧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出自对自己现实的生存处境的深深忧虑:行为本是人自己的思想意志的延长,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事事服从非人称的计算机的指令;时间本是人最“此在”的东西,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成为“身外之物”的金钱的数量规定;国家本是家庭形式的放大,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成为无数选票、无数报表和愈来愈繁复的法令法规的集总。因此,在现代西方社会,社会愈是“理性化”,人愈是发现自己是“不合理”的东西;社会愈是“现代化”,人愈是充满了对自己的自然的“原始状态”的憧憬。  韦伯在谈到现代西方的这种科学化的社会管理制度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制度的管理者变成了“没有灵魂的感觉论者、没有心灵的专家,一个无价值的东西……”。这无疑为我们指出了现代西方的管理制度的悲剧性质。所以,无论这一管理制度曾经一度创造了多么惊人的生产力,也无论这一管理制度曾经一度使国家机器的运转多么富有“效率”,它都不能掩盖其本身的不合理的性质,它都是一种“见物不见人”、“有用而无体”的“非人称”和“单向度”,的制度,从而它都会由于其本身对人自身意义的远离和背弃而最终遭到历史的批判和唾弃。山雨欲来风满楼,在现代西方社会此起彼伏的“找回自我”、“砸掉钟表”、“觅家”和“寻根”等等新文化运动中,我们不正是可以隐约听见叛逆者们为这一制度所敲响的丧钟了吗?  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始终是在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不断“反思”中进行的。而横向的“比较”、“参照”往往对这种纵向的“反思”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当我们对当代西方社会管理思想予以反思而把目光转向古老的东方时,我们不能不惊异地发现,中国古代儒家的“治”的理论——这一早已被人遗忘的角落,恰恰是日渐迷失自己的人类管理思想的真正的柳暗花明的故乡。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基于“显微无间”、“体用一源”的彻底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的中国古代儒家以“礼”和“仁”为核心的治论,尽管其不乏积极的入世从政精神,尽管其并不否定社会的“实践理性”,但是它并没有像西方学说那样流于偏执的、极端的科学理性的独断,而是始终从作为生命本身的“人”出发,以“人”为本,以“人”统摄和规范了人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的本质和过程。在这种学说里,情与理、德与法、家与国、我与他人、个人内在欲求与社会外在规定已不再是认知结构的对立的二元,而成为生成论的一元化的有机整体。在这种学说里,其鼓吹“人本”又不流于神秘的“唯心”,极其“高明”而又不离乎“日用”。所有这一切,不正可以为泥于非此即彼二值逻辑的“见物不见人”、“有用而无体”的西方社会管理学说走出迷津提供路引吗?  告别过去即意味着走向未来。这条摆脱现代社会危机之路同时亦是一条通向理想的“后现代社会”之路。作为一位对当代西方社会积弊感受痛切的外籍华人哲学家,秦家懿先生在她的书中在展望这种“后现代社会”的模式时满怀激情地写道:  ——科学将不是不负责的,而是依附于伦理道德准则;  ——技术将不会奴役人类,而是让人作主人;  ——工业将不会毁灭人类存在的自然基础,而是保护这个基础;  ——民主将不会置社会公正于不顾,偏袒个人自由;而是以自由为灵魂实现自由;  ——最后,超越物质世界的因素将再次为人珍重  ——为的是全人类的人道主义。17  尽管在古代儒学词典里人们几乎很难找到这里的诸如“科学”、“技术”、“工业”、“民主”等等时髦的概念,但是,这一“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精神,不正是完全可以在儒家“人本主义”、“体用不二”这一古老的“治”的模式里找到其最初的原型吗?  (二)  近些年来,在海内外学术界一度掀起了韦伯社会理论研究热潮。韦伯的理论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一方面在于他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TheProtestantEthicandtheSpiritofCapitalism)提出,资本主义的萌发是由于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导致了以“天职”为内容的新教伦理的出现,而产生了一种基于工具合理性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即指出以卡尔文派为主的新教伦理与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助因和正面联系。这促使人们在社会问题的研究中注意往往被之忽视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由此出发韦伯还把其研究推扩到中西文化比较领域。他在《中国宗教》(TheReligionofChina)一书中对勘中西时提出:“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性适应,基督教的理性则是对世界的合理性控制”。进而他认为中国的儒学非但无助于进取性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反而恰恰成为其严重的羁绊。换言之,即认为儒学作为一种“价值合理性”的而非“工具合理性”的学说,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看法,尽管不失为一种老生常谈,但对那些坚持把儒学拒之现代门外的人来说,却成为其理论依据的重要发现。  但是,儒学的“理性”果真像韦伯所说的那样,仅仅只是一种“对世界的合理性的适应”吗?  回答是否定的。实际上,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从孔子的“不怨天,不尤人”到孟子的“求在我”,从张载的“天地之帅吾其性”到陆九渊的“收拾精神,自作主宰”,都有一条思想主线一以贯之,这就是对人的本体、主体的地位和意义的强调,即强调人并非受现存既定的外在秩序的规定,而是“依自不依他”地可以自己安排自己,自己选择自己,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固然,儒家并不否定“天道”,也并不否认“天命”,但是儒家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决定了其所谓“天”和“人”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而具有可以互换的意义。因而归根结底,其所谓的“天道”并非“自在之道”而是人化的“自为之道”,其所谓的“天命”也并非“必然之命”而是人化的“自由之命”。故儒家的“天道”和“天命”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对人的主体地位和意义的褫夺和让渡,而与之相反,同那种仅仅停留于经验的人为层面的种种所谓的“人本学”相比,它恰恰体现了一种更为彻底、更为根本的“主体论”精神。因此,韦伯所谓的儒学的本质是“对世界的合理性适应”的论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同时,也正因为儒家的“人”和“天”是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因为儒家的人本主义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人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儒家学说中的人的超验是内在于现实经验世界之中的,换言之,即其所谓的“体”是与所谓的“用”是不即不离的,“体”是以“用”作为其自身表现形式的。故儒学并不等于“儒教”,尽管其并不否认人的“超验”,但这种“超验”已不是一种“外在的超验”,而是一种“内在的超验,从而儒学不惟没有流于“唯心”、“唯灵”的独断,而恰恰相反它是“下学而上达”地与功利的经验世界息息相关打成一片的。因此,虽然儒家强调“义本利末”,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以“价值合理性”否定“工具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儒家无视人的经济行为的重要性,而仅仅意味着儒家坚持人的经济行为必须纳入人本身的机制,坚持人的外在目的必须服从于作为生命本身的内在目的,而反对“见利忘义”这一“物欲之蔽”。故这种“义利之辨”并非以偏概全,而仅仅是坚持一种“本体论的优先”。以此可见,韦伯把儒学与社会经济发展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不过是一种十足的管见。18  事实往往胜于雄辩。战后日本经济风驰电掣般的起飞,以及接踵而来的“亚洲四条龙”令人刮目的经济奇迹的出现,而与这些“儒学文化圈”的国家、地区的情况相反,在诸如印度、泰国、斯里兰卡、菲律宾等未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其他亚洲国家经济却徘徊不前,这一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韦伯对儒学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它向人们表明,古老的儒学不唯不排斥反而却可以被有机地纳入现代经济的运行机制,不唯不阻滞反而却可极大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伴隨着东亚经济的崛起和迎之而来的所谓“亚洲世纪”,儒学的现代意义正在为愈来愈多的人所瞩目,麦克法夸尔所提出的“后儒家的挑战”(Thepost—Confueianchallenge)正在成为现代工业社会所不能不正视的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对日本经济发展的“魔力”进行研究时发现,其经济发展直接受益于有别于西方“科学化”的管理思想的其自身特有的儒学化的管理思想。在美国学者威廉·大内的书中,这种日本方式的管理思想被其命名为“Z理论”。在他看来,这种“Z理论”与西方科学化的管理理论相比具有如下不同的特点:  ——西方“科学化”的管理理论立足于物,而“Z理论”则强调“不论是汽车公司或是出售流行的牛仔裤公司,以及神秘的医院和官僚主义的邮政局,却是‘社会的人’”。  ——西方“科学化”的管理理论认为效率实质是指产品生产的技术和能力,而“Z理论”则认为效率“是一个社会组织的问题”,故“人际关系的技能在Z型方式经营企业中处于中心地位”。  ——西方“科学化”的管理理论认为“赢利”是企业经营的唯一宗旨,而“Z理论”则认为除“赢利”外,营业的目的还必须包括“价值”,而必须“千方百计地解决人道主义同商业目的之间的明显冲突”  ——西方“科学化”的管理理论主张“‘我’是部门经理,‘你’是工人,应当各守其职”。而“Z理论”则主张“以相互信任和尊重为基础的坦率的信息交流和参与决策”这一“民主”和“自治”。  ——西方“科学化”的管理理论主张管理组织实行官僚主义的冷峻的“等级制度”。而在“Z理论”看来,管理组织实际上是一人与人亲密无间的温情的“工业氏族”。  ——西方“科学化”的管理理论注重理智、客观、定量而推崇“明确”的控制方法,而对于“Z理论”来说,“这些方法只是为了获得情报而受到重视,却很少能在重要决策中起决定作用”,因而情感的、主观的、非定量的“含蓄”的控制方法反而备受管理者垂青。  总之,与那种基于“物”的西方“科学化”管理理论不同,“Z理论”时时处处强调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和宗旨。“要紧的是你认识谁,而不是你知道什么”,是“信任、微妙性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性”。这样,“管理”最终成了“文化”,威廉·大内在谈到这种“文化”时写道:  Z型文化认为任何工人的生活都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种杰克尔——海德式双重人格的个性,不是在上午九时到下午五时是机器,而在这段时间之前和之后则是人。Z理论认为,人道化的工作条件不仅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为公司增加利润,也使雇员感到自尊。心情舒畅能使每一个人作为人而更好地进行工作。美国的经理一直到现在都认为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是工艺技术,而Z理论所要求的是在公司的事务中重新注意人的关系方面(《Z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69—170页)。  此外,在谈到这一“文化组织”的根本宗旨时他还借用一位管理者的话指出:  最好组织的特点常常是使人发挥最大的作用。要注意到所有这些特点都是有关人际关系的,而没有涉及工艺技术、经济考虑或产品。整个的焦点在于人的品质——人们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在一起好好地工作。……总而言之,当人们是这样一种组织的一个必要成员时,所有的人都处于最佳状态。这种组织对人们的精神提出挑战,鼓舞个人成长和发展,使事情得到成功,只提倡和支持最高的伦理和道德行为标准。那就是工作生活质量的全部意义。……(同上,第159页)。  上述所有这一切,不正是与中国古代儒家的人本主义的、伦理化的“礼治”和“仁治”的精神相通,不正是可以看作是这一古老的管理思想在现代企管领域的运用和显扬吗?  因此,儒家的“治”的思想,不仅是理论上具有承古启今、跨越时代的意义,而且在实践上也正通过可操作的“日本经验”向世人展示出其永久的、无穷的魅力。
没过两天,周处长安排人发给我一份文件,说看看这文件里的系统要求,你们都能满足吗?我和技术部门的人仔细逐条看了一遍,这份文件是系统的性能指标要求,明显是上一代的产品,估计是飞讯公司的,除了一两个小地方,我们的系统都满足。于是,我把我们不满足的地方标了出来,回复了南京研究所。周处长问:“这两个地方要紧吗?”我说:“这是边缘参数,不重要,就算删掉也不会怎么样。”周处长说:“那我们就不改了,你明白吧,我们正在让飞讯公司的人出招标要求,他们还不知道你们参与,以为就他们一家在做,所以不要打草惊蛇。”我说:“明白,我们也会保密的。”后来周处长来北京的时候,我专门请他吃了两次饭,周处长趁着吃饭的时候,给我们讲了项目的进展情况,主要是飞讯公司和他们的往来。飞讯公司老板亲自带领团队跑了两次南京,在北京也接待周处长好几回,目前项目需要提交的文件,都是他们在做。周处说:“我们把项目需要的研制要求、建设目标、验收要求这些文件都交给他们做,他们觉得这个项目十拿九稳,就只看成交价格了。反正他们知道这个项目批下来多少预算,飞讯公司的李总单独跟我谈了,把这个项目运作得好,就按预算的金额签合同,而我们之间按谈好的供货价结算,这中间的差价部分,他们会以软件外协费的名义给我们。”说到这儿,周处长还盯着我说:“我觉得他们的提议很好,非常适合你我两家的合作方式,等到你们中标了,你我两家也按这种方式办。”我回答说:“周处您怎么说,我怎么办。价格方面我们总比飞讯公司便宜,跟我们合作,您赚得更多。”项目一点一点往前推进,我们很快正式报名参加项目,周处长告诉我说:“一共四个厂家参与,另外两个公司不是专业的通信厂家,估计是飞讯公司找来的。”又过了一周,周处长打来电话,让我去一趟南京,参加技术交底会。这个技术交底会其实就是领标书,但是在领标书的时候,大家可以到现场看一看要求,如果有问题,可以现场商量。我问周处长:“飞讯公司知道我们公司参加吗?你们怎么介绍我们公司?”周处长说:“我告诉他们了,我对他们讲,你是前任信息中心的领导推荐来的,但是没看见你们做什么工作,让他们不用担心。”我带着一名技术支持工程师,坐火车来到南京,参加这次的技术交底会。飞讯公司和另外两个公司各只来一名人员,而且都还很年轻。大家在会议室,人手拿一份技术要求看,我们两人看得非常仔细,那三个人看了一会儿就放下不看了。我们直接翻到当时找到的两处我们不满足的地方,对周处长讲:“这里有两个指标,太奇怪了,这个指标要求有什么用?”周处长也不懂,他就问其他三个人:“你们看了还有什么问题吗?”他们三个都回答没有问题。我说:“周处长,这两个指标完全就是没有必要嘛,不如把它们删去吧。”周处说:“删去也行。”飞讯他们三个人中的一个开口说:“那怎么能说删就删呢?写上去就有用的嘛。”我回应说:“那要说有用,把带宽放宽才有用,这上面要求的带宽太窄了,我要求按现在市场上最宽的带宽,做这个项目的技术要求。”飞讯他们就嚷嚷不合理了,我和技术支持也据理力争。周处长看差不多了,就让大家安静:“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吵了,这是在开会!这个技术指标的问题,交给评标专家去评判吧,把这两个要求删了,带宽也不变,我现在让大家都参与进来,至于选哪一家,由专家组评判决定。”于是,现场更改了技术要求,四家公司领了标书回到各自的公司。
我们做过一个调查,许多企业把“经营压力大,经营利润不能保障”作为企业当前的最大课题。大家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一、竞争导致售价不断被压低;二、工资水平上涨过快;三、原材料或其他资源涨价……所有这些也许都是事实。在管理实践中,人们经常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这三项上,期望通过和客户、员工、供应商进行价格博弈,获得较好收益。此等思维称得上是“低买高卖”的生意人思维,本无可厚非。但我要提请注意的是,这三项因素通常是由大环境决定的,对所有企业来说大致是公平的。第一,同样的产品,其售价终究是由市场或买家决定的,自己说了不算。要想提升售价,就必须在品牌、质量或服务等方面付出更多努力,实现差异化;第二,我们抱怨员工工资上涨过快,却没有留意到劳动者早已经开始用脚投票,现如今招不到人是现实,可见自己说了也不算;第三,即使你善于跟供应商博弈,期望压低进货价,但当你毫无节制压价的时候,供应商可能有两种选择,要么诚恳地告诉你这个价格做不了,要么接受压价然后偷工减料。也就是说,企业很难通过以上三项努力,持续获得相较于对手的竞争优势。或者说,生意人思维可能会获得短期收益,但注定走不远。企业要想基业长青,就必须学习、领会和运用以下三个精益思维。(1)第一个精益思维是,关注变动成本,更要关注固定成本和隐性成本。材料成本和劳务费属于变动成本的范畴,受关注也是当然。但固定成本和隐性成本却长期被忽视,弱化了我们的竞争力,才是大问题。什么叫固定成本?就是那些不管是否有生产或产出都要付出的成本叫固定成本。我们为什么要建那么庞大的厂房?我们为什么买那么多的装备?东北有一家企业年销售额100多亿元,却很自豪地告诉我,他们拥有19栋巨大的厂房,每栋厂房大概6万平方米。深圳有一家企业年销售额也是100多亿元,它只有一栋5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就是我创业前所服务的理光深圳公司。在许多企业,资产负债表里的大量资产不仅没有为企业增加有效产出,反而成为巨大的财务负担(利息或折旧)。降低固定成本,就是要用最少的厂房和设备(当然不是最差的设备)把产品做出来。什么叫隐性成本?就是大量浪费于无形的成本,在财务上通常被打包处理,比如生产成本、管理成本里就有许多这样不明不白的浪费。可怕的是,人们对这些成本往往习以为常,无动于衷,而且无需任何人承担责任。我们看到许多工厂从早到晚一派繁忙景象,到处堆满了货物,但就是不能如期交付,隐性成本很高。工厂内的库存及内部无价值的流转等,都是造成隐性成本的元凶。最近,我们顾问进入一家企业辅导,及时截停了一份300个流转箱的购买申请。客户之所以考虑购买这300个流转箱,原因是车间中间库存零部件多,没有地方摆放。购买300个流转箱多花费数十万元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又会固化一笔高额的固定成本(库存金额利息等),以及由此带来的隐性成本(储存、搬运和不良风险等)。半年不到的时间,我们通过布局与计划调度等改善,加快流转,中间库存降低了60%多,车间里竟然还多出百余个流转箱。更可喜的是客户的准时交付率得到突破性改善。不用算,就这件事就可以为这家企业每年多赚数百万元的利润。(2)第二个精益思维是,关注资源价格,更要关注资源效率。我经常会提醒企业领导,与其抱怨外部环境不断恶化,还不如内求,即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内部管理上。如何聚焦内部管理呢?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关注各类资源的产出率。过去我们粗放发展,只知道销售额,只知道材料价格、工资上涨,对资源效率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所以,当我问到,每平方米厂房的产出是多少?每一个员工的产出是多少?每一度电、每一吨水、每一立方气的产出又是多少的时候,绝大多数管理者显得错愕不已,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些数据,也没有这么看过问题。当人们议论中国制造的成本跟美国、日本相当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问一问,那为什么我们一线员工的工资依然不到美国、日本的三分之一。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通过精益管理,把资源效率提高3倍、5倍甚至更高的时候,才是我们中国制造之福,才是我们中国劳动者之福(待遇增长可持续)。从这个角度审视中国制造企业的时候,我们发现,还有许多待挖掘的铜矿、银矿,甚至金矿。我们要把企业内的精英组织起来,聚焦品质、效率和交付,全面开展以提升资源效率为目标的精益课题改善活动,快速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与此同时,向全体员工灌输和培养强烈的品质意识、成本意识和效率意识,引导全体员工擦亮眼睛,从身边能做的改善做起,力所能及和富有创意地参与到效率改善中去。(3)第三个精益思维是,关注节流降本,更要关注开源增效。由于竞争的缘故,当规模保持不变的时候,利润额是很难保障的,因为资源(包括人工)涨价、产品降价,利润空间势必受挤压。所以,制造业要想保持一定水平的利润,就必须着力做大规模来摊薄固定成本。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以为精益就是节流降本一条路,那就大错特错了。有一个小企业,销售额做到五六千万之后就开始徘徊不前。早年经营环境好的时候,最好的年份可以赚取近千万元的利润。随着竞争日益加剧,近年利润急剧下降,很快就要陷入亏损的泥潭,老板心急如焚。为了挽救颓势,老板要求财务部对客户订单进行一次核价。核价的结果是,不少产品的售价比财务核出来的基准价(材料成本+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利润)低出不少。于是财务部和老板如梦初醒,难怪公司利润越来越少,原来我们一直在做亏本生意,随即发出指令:一是要求销售部门低于基准价的订单不接;二是要求所有管理者要勤俭节约,降低成本。看似政治正确的两个要求,其实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殊不知小企业开源比节流重要。结果是,一段时间之后销售规模开始陷入停滞,又因为固定费用和变动费用逐年上涨,财务部核出来的基准价也会水涨船高,结果是更多的订单被拒之门外,销售随后出现萎缩的局面,又因为规模萎缩,分摊固定成本会更高……如此反复,这家企业经营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前途堪忧。幸运的是,因为我们的及时介入,很快纠正了老板的错误思维和错误做法。正确的思维是,假如现有6千万元的销售额即可消化所有固定成本,那么6千万元以上部分的销售额就不再需要分摊固定费用,所谓基准价是不存在的。后来,干脆取消财务部基准价,以较低的价格从离去的客户那里拿回了不少大订单,次年销售大幅度提升的同时,利润也随之产生。关于此点,尤其值得中小企业老板深思,并积极改变自己的传统思维,千万不要陷入降本、收缩、再降本、再收缩的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在经营活动中,以上三个精益战略思维值得所有企业经营者认真学习和积极实践。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接受第一财经《中国经营者》栏目专访时说道:“我的成长有多快,新东方成长就有多快,这就是我的核心竞争力。如果我不成长,新东方一定就停止了。我就是新东方的天花板。”一个企业能够做多大、走多远,归根到底受老板自身能力和境界的制约,老板的能力和境界为企业的发展封顶。这就是天花板定律。说狠一点,企业最大的瓶颈、最大的绊脚石就是老板自身。经销商老板更是难逃此魔咒。因为比起厂家来,经销商更是经销商团队的顶梁柱,甚至是唯一的。那么对于经销商而言,哪几个天花板最要命呢?主要有三个:一是发展愿景的天花板。老板在走到一定程度后,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走了,方向感和节奏感找不到了。原因核心有两类。原因应对视野不足:视野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多结交高质量的朋友、多出去走走吧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意愿下降:怕风险,求安稳,典型的小富即安心态大多数情况下是:厂家出手,逼其就范二是用人管人的天花板。走团队之路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宿命。用人管人不到位,注定做不大、走不远。对核心团队成员的识别、使用、激励、管控,既涉及到胸怀的问题,也涉及到技术操作的问题。相当部分老板正是为此所困惑、反反复复、犹犹豫豫、停滞不前。甚至反被外人“绑架”或“釜底抽薪”,弄得自己人去楼空、做了嫁衣裳。这并非危言耸听,血淋淋的现实案例多了去了。葛大爷说“21世纪最贵的是人才”。不全对,因为最贵的是忠心的人才!三是惯性思维的天花板。这是绝大部分老板都不愿意承认但又确实存在的天花板。对经销商而言,主要表现为容易犯“过低估计外界威胁、过高估计自身能力”的两个估计问题。尤其是前期越成功,后期越自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仅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也是失败之父。即使许多伟人也是如此。在跨界竞争、模式竞争、资本竞争的快速迭代的商业环境里,尤其需要保持敬畏之心、驱散自满之情。在这方面,万科王石的表现让人拜服。在万科年会上,有记者请王石用一句话概括公司发展的经验,王石说:“不用一句话,只用三个字:没想到。”记者又请他用一句话概括公司发展的未来,王石说:“也不用一句话,还是三个字:不确定。”这就是对成绩的清醒,对未来的敬畏。结论:要实现企业的真正跃升,必须首先实现老板的段位升级;要实现企业的实质变革,必须首先自我开刀。很不幸,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很庆幸,因为这才说明,你才是真正的当家人。在最好的时候变革“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这段话源自2001年3月正当华为发展势头十分良好的时候任正非在企业内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华为的冬天》。接下来,大家都知道了,互联网泡沫破裂让这篇文章广为流传,“冬天”自此超越季节,成为危机的代名词。其实,清醒的企业家每天都认为倒闭是随时有可能的,天天在备战。但是,很多人都是到了逼不得已的时候才想到了改变,然而此时的变革风险和阻力已经很大了,甚至一旦变革不成功,可能连后路也没了。所以优秀的舵手会选择在自身形势最好的时候开始变革。因为此时的人心最盛、资源最足、阻力最弱、风险最小、余地最大。同时,最好的时候往往也是衰落的开始,此时变革也正当时。当然,这需要非凡的胆识。涉及经销商的变革,主要有三个方面:组织变革主要涉及到组织结构的调整和激励方案管理方式变革主要体现为由人管人到制度管人,由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过渡发展模式变革包括目标市场、利润模式、关键控制点的变革。越是发展,问题越多,也就越需要改革。你是主动出击呢,还是坐以待毙?作为掌舵手,管控着一大家子人的利益,不可不慎重,但也不可被眼前的成绩和众多利益相关者的短浅目光所束缚,他应该看到甚至可以预示到自身裂变或聚变的节点。你,听到改革的种子在土中发芽的声音了吗?
上古中东的历史是多元文明的起源和从城邦到帝国、再到大帝国演变发展并为中东文明圈奠定基础的历史。(一)三个影响因素首先,我们简析一下影响中东古代文明发展的几个因素。第一,作为三大洲海陆交通的要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加上当地发达的文明,中东历来是民族入侵和迁移频繁发生之地,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冲突的典型地区。另外,为了控制商路,阻止外来入侵,原有国家也努力扩充军队,甚至先发制人,对外用兵,因此战争频繁。第二,物产单一使发达的地区贸易、国际贸易成为中东历史的突出特点,贸易促进了不同民族间交往和文明形成、发展。中东地区输出的主要商品有谷物、羊毛、食品、手工产品等,输入的主要商品有黑曜石、宝石、半宝石、燧石、木材、金属、石材、矿物颜料、沥青等。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指出:“近东的人们,例如苏美尔人……他们的一切必需品基础上都是从贸易交换而来。”6第三,中东存在着多元文化。从语言和民族角度看,创造中东古代文明的民族主要分为三类。(1)闪族(闪米特族),包括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勒底人、犹太人、阿拉伯人、迦南人、阿拉米人等。(2)操印欧语言的民族,包括赫梯人、喜克索斯人、波斯人、帕提亚人、塞人等。(3)其他民族,包括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其中古埃及人是由闪族和含族(含米特族)融合而成的。在上述三大群体中,闪族显然是古代中东最大的民族群体,也是现今中东人口中最多、影响最大的群体(包括阿拉伯人、犹太人),但中东文明不等同于闪族文明,而是多元文明的大融合。中东也与希腊、罗马进行着文化交流。(二)中东古代文明交往的三个阶段中东古代的文明交往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两大文明中心东西辉映的时期(远古至约公元前2000年埃及第十二王朝的建立)。从历史上看,中东古代文明存在几大中心,这些中心灿烂辉煌,交相辉映,相互影响。其中,最早最重要的文明中心是两河流域和埃及。两河流域形成了世界最早的城市、文字和文明。它发源于南方的苏美尔,而苏美尔奠定了希腊化以前两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公元前2371年,苏美尔为北部的阿卡德统一。古埃及文明虽发源较晚,但因尼罗河流域在地理上自成体系等原因,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却比两河更快。约公元前3000年,上、下埃及统一;此后,第四王朝(公元前2650—前2500年)开始了金字塔的建造。第二阶段,两大文明扩散和其他文明兴起的时期(约公元前2000—前550年波斯帝国建立)。埃及第十二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埃及恢复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而两河流域也随之进入了政治上的帝国时代。本阶段的特点主要有:第一,两大文明中心在遭受外来入侵的情况下持续发展。在这一时期,两河流域和埃及均遭受外来入侵,但新的统治者最终都被同化了。两大文明进入了它们发展的巅峰时期。第二,中心文明的传播和地方文明的兴起。在两大文明中心的周边地区(主要是西亚),兴起了一系列别具特色的地方文明,如腓尼基、迦南、犹太、埃兰、胡里特、赫梯、阿拉伯等。这些文明与两大中心进行贸易、交往,有时甚至处于后者的政治统治之下,因而大量吸收了其先进文化。在宗教方面,叙利亚的胡里特人的神谱中包括了两河流域的神灵埃阿、安努、恩里尔等,并以两河的宗教中心尼普尔和埃里都作为其宗教圣地。而胡里特人也将两河的宗教文化传播到小亚的近邻赫梯。7赫梯人同样尊崇两河的伊什塔尔,其史诗《吉斯吉莫斯》即模仿《吉尔伽美什史诗》。迦南人崇拜的暴风雨之神巴力和爱情女神阿斯塔特实即苏美尔的塔木兹和伊什塔尔,腓尼基的情况与此相似。此外,两河的塔庙也为西亚各民族普遍模仿。在语言文字方面,苏美尔的楔型文字对周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赫梯、埃兰、胡里特、乃至克里特的楔型文字均由此而来。8同时,阿卡德文成为中东的通用语言,而埃及的纸草则成为地中海地区的主要书写材料。此外,一些地方文明也相互影响。例如,胡里特人的宗教吸取了迦南和叙利亚的宗教因素,而犹太人的早期宗教也吸收了迦南宗教的因素。第三,在融合中发展、创新。两大中心以外的地方文明不但茁壮成长,而且少数文明在融合各种文明的基础上青出于蓝,创造了意义重大的新的文明形式。在沿地中海的列万特地区(即大叙利亚)形成了一条文明发展的“黄金海岸”,其东边则是两河的“黄金水道”,二者相联成为文明创新和交往的大动脉。大叙利亚的创新主要在语言和宗教方面,本阶段主要是语言。受埃及文字的影响,公元前17世纪在迦南产生了原始迦南文字,公元前15世纪在西奈产生了原始西奈文字。公元前14~13世纪,在腓尼基产生了分别受西奈文字和两河楔型文字影响的毕布勒字母和乌加里特字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母。其中的毕布勒字母书写简便,适于商业薄记。腓尼基字母成为世界字母的发端,由此衍生出希伯来字母、阿拉米字母和希腊字母。从原始迦南文字则发展出原始阿拉伯字母。此外,阿拉米文也逐渐取代阿卡德文成为西亚的通用文字。第四,中央集权帝国的广泛建立。埃及在经历了中王国的繁荣之后步入其全盛时期,即新王国时期,并首度占领叙利亚。两河流域则先后建立了大一统的古巴比伦、亚述、新巴比伦等帝国,其版图扩展到叙利亚、腓尼基、小亚东部、波斯西部和南高加索。同时,形成了米底、赫梯和胡里特人的米丹尼等强国。帝国的出现,本身就是社会经济发展、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改进和文明交往进一步发展的产物,而不仅仅是依靠军事征服。这就为后来波斯帝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建立了基础。第三阶段,东西方交汇时期(约公元前550年—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兴起)。本阶段的特点主要有:第一,两大文明中心式微,边缘文明发展成为主要的文明,建立了空前未有的大帝国。分布在中东边缘的波斯、希腊罗马和阿拉伯文明取代了埃及和两河文明,建立了囊括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即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及其他希腊化帝国、萨珊帝国、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这些大帝国的建立,极大地便利了各地区间的交往,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包括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第二,文化交往的形式和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由两大文明中心向中东内外各地区的传播为主演变为中东不同文明之间及与区外文明间的双向交往,甚至文明中心的吸纳多于付出。尤其重要的是,本阶段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文明通过军事征服,开始大规模地与东方文明展开交流,此即希腊化。广义的希腊化不应当局限于亚历山大帝国及其后继者塞琉古帝国和托勒密帝国,而应包括帕提亚帝国、甚至罗马帝国。希腊化时期的特点如下:(1)希腊化实即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交融。希腊化标志着东方文化全面登陆希腊,例如东方的占星术和宗教。同时,东方也第一次大规模引进了西方文化。在西亚,当时主要的文化形态是巴比伦文化、波斯文化和希腊文化,其具体形态又分为希腊风格、东方风格与东西融合的风格。(2)文化交融是军事征服的后果。希腊文化在中东的传播带有强制性,并表现出游离性的特点。它主要存在于在东方建立的希腊城市中,其政治、文化、体育设施全部为希腊式的,居民主要为希腊人。(3)地区中心从原有的文明中心迁移到欧亚大陆的交界处或其他地区的新兴城市。底比斯、巴比伦和雅典不再是地区的中心,后者移往位于欧亚大陆的交界处或其他地区的新兴希腊城市,如地中海滨的亚历山大、安条克和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泰西封。这些城市虽然地处古老的埃及、叙利亚和两河流域,但已经是希腊化城市,并且位于地区交通的枢纽。到萨珊帝国时期,巴比伦已经沦为废墟。阿卡德语到公元前1世纪时终被放弃。(4)随着时间的流逝,东西方文化从疏离逐渐走向融合。希腊化国家的中下层官员、军官和法官包括了大批当地人,东方城市仍然保留了自治地位。更有意思的是,巴比伦的希腊祭司贝罗苏斯著的《巴比伦史》与托勒密埃及的祭司马尼托所著《埃及史》完成了马其顿—希腊统治者与近东政治传统的同一化过程。在语言上,西亚语言吸收了希腊语的部分词汇,当地人还部分使用了希腊姓氏,阿拉米语与希腊语同为官方语言;埃及文字因使用希腊字母而改造为科普特语。在艺术上,纯粹的东方艺术和希腊艺术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融合型艺术。但东方风格仍然保持了主体地位。在民族成份上,到公元1世纪,在中东的希腊人日渐与当地人通婚,从而作为一个民族消失了。托勒密王朝美艳绝伦的末代君主克娄巴特女王即是一位混血儿。随着罗马帝国向中东的推进,它占据了小亚和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区,从而将罗马文化传播到当地,尤其是拜占廷帝国在小亚和叙利亚的统治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在东方,帕提亚、特别是萨珊帝国的崛起再次促成了波斯文化的的传播,成为抗衡罗马帝国的中流砥柱,波斯文化的影响超过了早先的波斯帝国时期。第三,中东进入了“轴心时代”,世界宗教形成。当代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00至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重大的思想创新:古希腊的文学、哲学,以色列的先知,波斯的祆教,印度的《奥义书》和佛教,中国的孔子、老子等。这些思想同化和接收了“古老的高度文化”并向周边传播,它们标志着人类开始意识到自身的整体存在及其局限,创造了至今人们仍在思考的基本范畴,促成了世界宗教的萌芽。9波斯帝国时期无疑是祆教的重要传播时期,而此时犹太教也经历了新的发展。可见,中东地区在轴心文明中占有两大创新,并与另外两个创新(希腊和印度)在地理上重迭,波斯成为与希腊、印度、中国并列的世界四大文明中心。当然,中东文明的最后成型是在伊斯兰文明兴起之后。希腊化时期也是宗教大动荡、大融合的时期,如在托勒密王朝创立了塞拉皮斯崇拜,它融汇了埃及与希腊的因素。起源于波斯的米特拉教也于公元前1世纪传入罗马,公元1世纪则遍布罗马帝国。在希腊,古典文化的时期宣告结束,出现了主张拥抱世界的学说(如斯多葛主义)和悲观厌世的学说。在希腊化开始之前,一神教已开始形成,即犹太教。进入希腊化时期之后,波斯和两河流域出现了多种二元神教,如诺斯替教和摩尼教,早已形成的祆教进一步完善。在吸收东西方各种宗教和思想的基础上,中东的第一种世界宗教——基督教诞生了,并逐渐传播到中东和欧洲。波斯以西的中东第一次形成了一种基于单一宗教的文化格局,只是存在着不同的教派,如波斯的景教和埃及的一性论派。另外,也仍然存在着一些小宗教如犹太教、拜星教及原始拜物教。同时,犹太教和祆教的存在证明了中东本土文明对希腊文明的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