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德鲁克社会(历史)维度概述特定社会(历史)维度(social(historic)dimensions)是德鲁克著述中最具特色的一个维度。德鲁克(Drucker,1973)指出：“社会维度是有关企业存亡的一个维度。企业存在于社会和经济之中。……工商企业是社会的产物，社会或经济在一夜之间就可以使任何企业不复存在。只有社会和经济容许，企业才能存在，而且只有当社会和经济认为企业是在从事工作，在做必要的、有用的、有生产率的工作时，企业才能存在。”209传统的管理学社会(历史)维度是历时性的，它以时间为坐标，沿着年月日的轨迹一成不变地行进着。反映到管理学家的著作上，可以看到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叙述性——描述“实际发生的事情”。在这些描述中，管理学家们选择了他们认为能构成“事件”的那些“重大事情”，其结果是使管理历史成了企业英雄(businessheroes)的编年史，而其他丰富的历史内容，如经济、社会、文化等，则被大大地遗弃了。在这种线性叙述中，隐藏着一种不言自明的逻辑——历史发展的因果性。传统管理说学史的弊端是明显的，德鲁克认识到这一点，试图摆脱传统的管理学历史维度所强调的纯企业史、纯制度史或“创业史”，扩大管理学的视野，将管理学历史维度研究引向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等领域。他的理想是建立一种“全面的管理学”，这种管理学通过研究某个问题，不仅将一个历史时期的组织及其管理状况反映出来，而且还把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领域全部纳入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在《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一书中，德鲁克(Drucker,1973)指出：“在几年前，管理人员和经济学家还认为企业的社会维度是如此不可捉摸，以致不可能为其确定绩效目标。但现在我们知道：事实上，不可捉摸的社会维度完全可能转化成为有形的、具体的。”210从一开始，德鲁克就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对于意识形态毫无兴趣。在某些方面，他与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211不无相近，他们都更看中于历史变化的长期因素，所以德鲁克对于人口统计特征、新技术、创新等，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不同的是，在德鲁克的心目中，新的组织形态可能是在所有新力量中占据最为显赫的地位。所以，在苏联、美国谁更代表未来激发起一代知识分子的热情时，他却通过通用汽车公司这样大型公司，看到了一个新社会的崛起——工业秩序正在取代所有的秩序，不管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要基于这种新的组织形态。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他又将知识视作了正在兴起的新社会的核心，创造了“知识工作者”这样的词汇，他们又需要新的组织形态。在德鲁克看来，组织及其管理的主人不是某个“企业英雄”，而是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诸多因素，如文化、经济、人口、社会习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认为，德鲁克的特定社会(历史)维度突出表现在对待理论的态度。应当这样说，德鲁克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管理学需要历史分析方法，但是，他在研究和阐述现代管理理论和思想时候大量采用的就是历史分析方法。譬如，历史地考察经理人的作用：从监工到目标制定与考核的演进；历史地考察顾客：从被动消费到价值主张得到满足的变化等。直到今天，管理学研究还大量运用历史分析法，包括组织职能的演变、竞争态势分析、竞争环境的变化等。可以说，历史分析方法是管理学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之一。在德鲁克看来，任何一个企业或管理学理论的产生是根植于历史和社会的环境，有时候是一种伟大的危机所造就的。因此，要了解企业或理论时，重要的是把它看成是来自一种存在需求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这里，德鲁克与他多年的密友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212在1944年出版的经典之作《伟大的转折》的思路是一致的，强调了管理的产生是根植于历史和社会环境的213。德鲁克极力反对借用主流管理学形式主义的抽象概念理解历史的方法，认为这是不完全的。管理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独立领域，从人类有集体活动以来，管理是嵌入于社会、经济、宗教以及政治制度之中的。这意味着，像企业创业、公司并购与重组、企业战略和市场营销这样的现象是由谋利的动机所激发的，并和具体的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只有根植于历史和社会的环境意义上的管理才能在对历史和现实中的组织及其管理体系的经验研究中产生富有意义的成果。德鲁克的特定社会(历史)维度告诉管理学者，我们更需要的是在不同的语境下用不同的社会历史因子(socialhistoricfactor)来进行管理问题的衡量，不同的组织结构形式和管理方式可能更好。214而利用这种历史语境分析，可以使管理学的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历史的语境驱动性质，更容易把握新理论在新历史条件下得以出现的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德鲁克的确比学院派管理学家多长了一个“心眼”，即在自己的概念框架中多加了一个新的坐标轴——社会历史因子(socialhistoricfactor)。换句话说，在对复杂的社会人按逻辑上前后一贯的方式做出的管理决策进行评论时，按德鲁克一贯的分析方法，必须把它放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必须假定一个特殊的问题情境(problematiccontext)，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历史)维。在我们看来，德鲁克的这种“整体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具有殊途同归的神效。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以哲学家的眼光，要求人们用历史唯物主义取代唯心主义；而德鲁克则在组织及其管理历史考证中用诗情画意的笔触叙述枯燥乏味的考证结果，用印象派大师的手法烘托历史长时段的时空变幻。2、德鲁克社会历史分析方法的特点在对德鲁克著作进行深入发掘中，可以发现德鲁克运用了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的方法，将管理学历史时间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面：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而每个层面分别对应不同性质的研究对象。地理时间在三种时间中变化最缓慢，它涉及的主要是作为组织及其管理活动背景的环境。个人时间在三种时间中变化最快，几乎是转瞬即逝、瞬息万变，它所体现的是个人规模的事件，可以说，传统管理学历史维度就是在这一层面中展开的。介于这两种层面之间的是社会时间，它的变化节奏较之地理时间快得多，但较之个人时间又慢得多，它所对应的是群体和组织的历史，也就是企业发展史。在这三种时间中，地理时间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不变的，可视为管理学历史维度中的常量，在管理学研究中只起辅助作用，意义相对不大；而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则是管理学历史维度中的变量，对管理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德鲁克看来，“历史时间”概念又不同于历史上的时间观念，后者还包括组织及其管理者的时间经验、时间心理、时间意识、时间文化等个人和社会的时间理解。而社会时间才是最能反映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及其管理的深层意义，因此，也是他最重视的一个时间层面。德鲁克非常重视特定社会(历史)维度中的个人时间。德鲁克(Drucker,1954)认为，区分高层管理者和基层管理者的惟一维度在于时间。管理者的重要任务就是将员工的目标引向组织目标。管理者需要在现在和未来之间取得平衡。因为管理能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因而越是高层管理者越是应该集中与组织长远目标。管理者必须在多种目标、现在和未来之间取得平衡。管理是什么？管理是一个有着多重目标的机制，即管理企业、有管理管理人员，同时也管理工人和目标。215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提出的这样的一系列真知灼见，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发挥着智慧的光芒。与布罗代尔不同的是，德鲁克的地理时间和社会时间是放在世界主义视野之中进行分析和论证的。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奎因·米尔斯(Mills,1991)评价说：“德鲁克总是从欧洲和美国的背景来审视企业和管理。当他谈论和写作管理的时候，德鲁克心中既有欧洲也有美国，从这个角度讲，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对美国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216德鲁克(Drucker,1983)写到：“我在日本的声望都来自于《公司的概念》这本书。日本能以一个经济强国的身份出现，以及它的工业成就和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我。《公司的概念》刚一出版立即就被翻译成日文，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阅读并应用它。”“至于我，我一直认为，有经理观念的负责任的员工和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是我最重要和最有创意的思想，也是我所做出的最大贡献。不管这些概念在日本有多大影响，通用汽车公司及其主管人员拒绝采纳它们，结果使得这些概念对我所在的国家毫无影响，这是我遇到的最大和最让我感到羞辱的失败。”217应当强调的是，德鲁克的世界主义视野表明管理学面临着理论上的挑战和现实中的冲突：前者是后现代管理学对一切总体性思维提出强烈的质疑(questioning)，而倾向于解构的、碎片化的思维方式；后者是管理理论与实践必须与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结合，要求突出地区性的文化和利益。这两者都有其合理性，但也并非与世界主义不可调和。事实上，它们所引起的挑战和冲突恰恰使德鲁克坐标中的社会(历史)维度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更深厚的关怀。德鲁克(Drucker,1999)强调，管理学研究的是人与社会机构的行为，它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因此管理领域中的预见，也远远比自然科学的预见重要得多。德鲁克依靠的也正是他的科学预见。他的预言之准确，令人心服口服。1999年出版的《21世纪管理的挑战》就是他对21世纪管理的预见，他能提出别人从未涉及的未来管理走向。譬如，他预见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工作者必将成为社会主体，“知识工作者的效率管理将成为对人管理的中心。正如100年前，对劳动者进行生产效率管理是那个时代的管理中心一样。”他强调：“管理已不是所谓管理人，管理首先是领导者，领导的目标充分发挥和利用每个人的知识优势。”因此说，未来管理的重要内容，就是“知识管理”。218在《管理下一个社会》一书中，德鲁克(Drucker,2002)忠告人们：“社会变化对于组织和管理者的成败而言，可能比经济事件还要重要。”219在德鲁克看来，管理的思维方式正确与否，就决定了领导者是否有预见性。这就是我们要看到“未来向管理的挑战”。德鲁克指出：人们都会重视今天面临的挑战，如领导力、执行力、创新能力、团队建设、组织再造、互相合作等，但很少有人去分析研究明天的“热点问题”。值此“转型时期”，如果缺乏引导潮流的人去研究未来，也就必然使组织停步不前。其实管理要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预见未来，这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3、小结美国管理学家理查德·帕斯卡尔与安东尼·阿索斯(PascaleandAthos,1981)在《日本的管理艺术》220一书中对德鲁克的社会(历史)维度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他们引述了德鲁克的话：“管理不仅是一门学科，还应是一种文化，管理要受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并受到特定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传统和习惯等因素的影响。”221事实上，德鲁克表明管理是有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的一种文化。而德鲁克(Drucker,1973)本人却谦虚地说，日本的中根千枝(ChieNakane,1926-)222，一位非西方的学者在这方面比任何西方学者都看得更清楚——这可能是日本的传统不同于西方传统，而管理显然是一种西方的观念。223德鲁克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管理学需要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但是，他在研究和阐述现代管理理论和思想时候大量采用的就是社会历史分析方法。譬如，历史地考察经理人的作用：从监工到目标制定与考核的演进；历史地考察顾客：从被动消费到价值满足的变化等。直到今天，管理学研究还大量运用社会历史分析法，包括组织职能的演变、竞争态势分析、竞争环境的变化等。可以说，社会历史分析方法是管理学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之一。
购物车
购物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