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点任务战略解码分为公司战略层面和业务战略层面(两次解码),业务层面的解码已经在“业务战略”中完成(即各个业务的“战略举措”),下面分析公司层面解码。根据分析,公司未来三年关键任务如图17-14所示。图17-14公司层面关键任务(二)行动方案战略解码之后,还需要进一步转化成具体的行动方案、衡量指标及目标值,首先使用战略地图从财务、客户、运营,以及学习与成长四个角度对上述战略规划进行描述(本报告仅分析供水业务)。1.战略地图战略地图由罗伯特·卡普兰和戴维·诺顿提出,以平衡计分卡的四个层面目标(财务层面、客户层面、内部运营层面、学习与增长层面)为核心,通过分析这四个层面目标的相互关系而绘制的企业战略因果关系图。通过使用战略主题(即一组相关战略目标的集合),可以将业务战略转化为战略地图,从而为下一步使用平衡计分卡来为每个战略目标设定相应的计分卡指标和目标值奠定基础,方法如表17-18所示。表17-18战略转化流程模型战略地图一般基于业务单元,“供水领域”的业务战略可以转化为战略地图(即战略地图的内容来自“业务战略”),其战略地图如图17-15所示。图17-15供水业务战略地图2.衡量指标在描绘出战略地图之后,需要为每个战略目标设立衡量指标和目标值,以使目标具体化、便于跟踪。战略地图分为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和学习与成长层面,以财务层面为例,“供水领域”战略主题来自战略地图的“提高营业利润”和“有效降低成本”,其衡量指标和目标值,如表17-19所示。表17-19供水业务战略主题及衡量指标(财务层面)在内部运营层面,“供水领域”战略主题来自战略地图的“提高区域市场渗透率”和“提升服务质量”,其衡量指标和目标值,如表17-20所示。表17-20供水业务战略主题及衡量指标(内部运营层面)3.行动计划在对各个业务将战略转化为战略主题、战略目标、衡量指标和目标值以后,需要战略行动计划,从而达成战略目标。行动方案管理流程的模型如表17-21所示。表17-21行动方案管理流程模型根据战略主题,以财务层面为例,“供水领域”的战略性行动方案组合如表17-22所示。表17-22供水业务行动方案(财务层面)而在内部运营层面,供水领域”的战略性行动方案组合如表17-23所示。表17-23供水业务行动方案(内部运营层面)4.资源配置水务集团需要通过全面预算(包括营业预算、资本预算、财务预算、筹资预算)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全方位、合理地、灵活地调动企业的资源,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智能推荐由分发工具变为任务分配工具和工作辅助工具。笔者服务过越来越多的工作任务推荐的案例。(1)某知产局有大量的海外专利说明需要翻译,每个行业都有大量专有名词,对于翻译人员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所熟悉、专业的领域,那么推荐系统可以为每个翻译员分配专利文件。当翻译资料很多而翻译资源不足时,推荐系统会尽可能地为翻译员分配熟悉类型的文件,提高翻译效率;当翻译的资料没那么多,翻译资源充裕时,推荐系统为翻译员分配更多多样性的稿件,提升翻译员的业务能力。推荐系统实现自动的文件分配,翻译员只需要接稿、译稿即可。同样的应用方式,企业内部的语料标注平台需支持动态调整标注人员的分配内容,根据不同规则进行内容的分配。当标注工作量大、事急时,采用更有效率的分配模式,自动给每个标注人员分配其最熟悉的标注内容。当标注工作进入模型巩固期时,可用于标注人员能力培养和训练,自动将更多样更陌生的内容分配给标注人员,以提升其业务能力。(2客服工单智能推荐。在运营商的服务场景中,通过语义计算的方式,计算每位客服的历史咨询记录与当前用户咨询问题的文本相似度,计算出当前用户所提问题最相关的客服列表。并依据客服忙碌状态,进行客服列表排序,推荐出最合适的客服给用户提供人工服务。此应用方式可广泛地应用到各呼叫中心场景。(3编辑素材推荐。在服务某报业集团的过程中,该报业集团的编辑部门在写稿时需要更多的素材完成写作,这时当选中文稿中的文字,便会有相关的素材、图片、视频、音频在编辑栏的右侧进行推荐。在完成写作时,还会有与当前编辑内容最相关的素材推荐,用来帮助编辑人员更客观地了解自己所编辑的文章及提供更多观点、知识的补充。同样的,在类似Word的某中国自研的编辑软件中,也与我们共同研发了基于编辑内容的素材推荐,用来帮助更多的C端用户更便捷地完成编辑工作。(4判决书、案件推荐。法院法官在撰写判决书的过程中,需要查询相似案件作为裁判的参考,且往往由高级法院所出的判决书会成为基层法院判案的指导意见,在撰写判决书的过程中,根据已选的案件由自动推荐推出参考判决书,有助于法官更高效、无误地完成判决书撰写工作。类似的工作还有,法务合同撰写、审核,判决书法律条款引用等场景。智能推荐越来越多地应用在了组织的流程运转过程中,辅助组织中的工作人员提高工作效率。未来可以预见的是,智能推荐会更深度与广度地参与组织协作过程,使组织工作生产工具更加智能化。
组织需要下级服从,但“听话”压倒一切,则会把部下变成职场油条。孔子曾经对“乡愿”深恶痛绝,称“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孟子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说:“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而西汉第一个布衣丞相公孙弘,就是这样一个“乡愿”。公孙弘出身贫寒,一边牧猪一边学习,奉养后母孝谨,在平民中是比较出色的。于是,被推荐到中央,因出使匈奴不合上意被免职,后来再次被推荐,这次被皇帝看中了,对策擢为第一,然后开始飞黄腾达,由待诏博士一步步登上丞相之位。公孙弘当上丞相后,并没有多大建树。按照史籍的记载,他在朝廷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唯唯诺诺,逢迎上意。当然,他也不是一无是处,设五经博士,配弟子办太学,就是出自他的建议。史称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汉书·公孙弘传》,下同)。看来,汉代的儒表法里、以“以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就是由公孙弘开始的。但是,公孙弘这些主张能够实行,主要是得自于汉武帝的喜好。他能提出这些建议,归根到底是揣摩上意的结果。如果武帝对这些不感兴趣,借给公孙弘个胆他也不会这样做。他的宗旨是,只要是皇帝不喜欢的,“打死也不说”。公孙弘最为人称道的,是节俭。他常说,君主的毛病在于志向不大,臣下的毛病在于奢侈豪华。所以,他盖的是粗布被褥,吃的是糙米淡饭,不要第二个肉菜。所有俸禄,都用来招待宾客,落得个礼贤下士的名声。这样,皇帝自然高兴。但即便是这样的好人,一旦权在手,也得用一用。这种唯唯诺诺的人,心眼往往比较小。所以,公孙弘宽厚的外表下,却不放过任何与他有矛盾的人。“其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常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公孙弘的学问比不上大儒董仲舒,董仲舒也讨厌公孙弘的阿谀奉承,于是,公孙弘就用阴损手段把董仲舒贬到胶西。而锋芒毕露的主父偃,同公孙弘政见不合,也被公孙弘借力打力断送了性命。“杀主父偃,徙董仲舒胶西,皆弘力也。”汲黯是当时的第一直臣,有点像唐代的魏徵,由于多次顶撞公孙弘,照样被公孙弘排挤。实际上,对于公孙弘的毛病,他的老师辕固看的很清楚。在公孙弘刚刚进入朝廷时,辕固竞曾经正色告诫他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而公孙弘后来的作为,不幸被辕固言中。阴谋造反的淮南王也曾直言不讳说道:“汉廷大臣,独汲黯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等,如发蒙振落耳!”(《资治通鉴》元狩元年)问题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何要用这么一个乡愿?很多人把公孙弘获得重用作为汉武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范例,这实在是一个误会。固然,公孙弘出身下层,然而,武帝提拔他也有自己一份私心。武帝当上皇帝,一心要轰轰烈烈干大事,但他受到了多方掣肘。来自太后和大臣的批评往往使他十分恼火。母亲的干预当然需要容让,而大臣们的说三道四则不能忍受。汉初的大臣,多数是勋戚功臣,不少人动不动就指斥皇帝。于是,武帝下决心要选出绝对听从自己的人。此前,所有的丞相都有爵位,现在,选出一个原来什么都没有的公孙弘,不怕他不听话。所谓“布衣丞相”不是看中他的才华,而是看中他的顺从。武帝用公孙弘抱有这样的私心,这种私心肯定会得到回报。皇帝的耳根子清静了,然而公孙弘也绝对不会启用不愿顺从他的人。史书上仅仅记载了他排斥的董仲舒和主父偃等人,而那些处于下位、因为才干和锋芒遭到公孙弘嫉恨,在他们还没冒出尖来时就把他们打下去,被折断翅膀而默默无闻的优秀人才,更不知有多少。这对于汉武帝所追求的文治武功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损失。企业管理中的用人,道理是一样的。一个老总,如果选拔部下的准则是为了用起来顺手,那么就不可能听到部下的不同意见。如果自己讨厌“刺儿头”,那么更下层的员工就会被中层打磨成滚珠滑头。而且,这种倾向会产生层级放大效应,上面喜欢矮个子,下面就会提拔武大郎。上面对下面用心眼,下面即便不会同上面翻脸,也会对更下的下面用诡计。而这种诡计,往往是上面所用心眼的放大版。领导的用人准则,肯定会被下面在使用员工中放大。而用人准则一旦偏差,最终会使领导追求的事业得到消极回报。
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帮助销售人员和企业提升销售业绩,与很多优秀的销售人员一起工作过,对于“成交”,我的看法是,成交并非发生在最后要客户高层做决定时,它从一开始便展开,并且贯穿整个与客户高层打交道过程中。其实,读到这里,你应该清楚客户高层做采购决定时要考虑很多因素,很少当着销售人员的面做出成交决定,销售人员就是有所谓的“成交技巧”也用不上。所以,我不教所谓的“成交技巧”。事实上,销售人员与客户高层打交道时做的所有事情,归结起来就是销售人员通过有系统、有计划地按照打交道流程推进销售进程,最终让客户高层顺理成章做采购决定。顺理就是采购决定有理由(通过为客户高层创造价值,让他更信任销售人员实现),成章就是采购决定符合采购规定(通过遵守采购流程实现)。顺理成章,就能使客户高层自然地做出采购决定——购买销售人员所销售的产品。换句话说,成交就是销售流程进展的自然结果,最佳的成交境界并非成交本身。前面介绍的内容就是为了使销售人员能够做到,让客户高层做决定顺理成章。如果客户高层决定不采购销售人员所销售的产品,应该是销售人员没有遵循与客户高层打交道流程,做了或者没做某些事情,致使在取得客户高层信任的某些方面达不到要求,如没有让客户高层信任产品的价值;没有做他的下属的工作,;让他做决定不符合采购流程;销售人员与客户高层的关系没有其他的销售人员与他的关系好;销售人员对他使用了成交技巧,降低了自己的信任度等,导致客户高层不能顺理成章地决定采购这位销售人员所销售的产品,即不能“成交”。不能“成交”时,销售人员要做的是从打交道流程分析,哪些方面做得不好、做得不到位,而不是提高所谓的“成交技巧”。为什么有时成交技巧对客户高层不起作用?第一,销售研究证明,成交技巧与成交金额的大小有直接关系。当成交金额小、对购买决策者影响不大时,与成交有关的技巧能发挥作用。而在成交金额大且影响很大的采购中,成交技巧就没有作用了。第二,如果销售人员能想到现在不是成交的时机,客户高层肯定也想到了。此时,销售人员对客户高层使用成交技巧,就表示销售人员在“逼迫”或者“求”他做他还不想做的决定,会适得其反,达不到成交的目的,还让他反感,降低自己的可信度。如果你知道有人在你身上使用成交技巧,你有何感想?你也会不喜欢。“成交技巧在大订单销售中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尼尔·雷克汉姆说。
非正常的信息搜集手段就是通过非公开的信息渠道获取信息情报的方式,是谈判前信息情报搜集的次要手段。其信息获取渠道包括:(1)谈判对手内部的雇员。(2)谈判对手的外部合作伙伴。(3)对谈判对手的情况比较了解的行业协会或第三方机构等。在应对稍微复杂的谈判局面时,谈判者往往需要组合使用正常和非正常两种信息搜集手段。案例2-5:采购经理以“价格太高,无法合作”“再不降价就找其他厂商合作”的理由要求供应商降价,供应商如何应对Bruce是一家化工原材料制造商的大客户销售经理。在与某塑胶管件制造商的采购经理进行价格谈判之前,他实地考察了这家客户的仓库库存情况,又通过该客户生产部门的人员了解到他们近期的生产计划安排情况。结合上述信息,Bruce经过一番测算之后发现:如果该客户按照目前既定的生产计划进行生产,材料库存只够满足半个月的产能需求。此时,在该客户营销部门工作的一位朋友又告诉Bruce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营销部门前几天又签了一个大订单,对方对供货周期的要求非常苛刻。行业里面除了Bruce的公司,只有一家企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给他们供应如此大量的原材料。此后,Bruce又通过行业协会的朋友了解到:另外一家有能力给这家客户供货的竞争对手两天前生产装置出现故障,目前处于停产维修状态,预计两周后才能恢复正常生产。在后期的价格谈判中,当客户方采购经理以“价格太高,无法合作”“再不降价就找其他厂商合作”等理由要求Bruce降价的时候,Bruce闭口不谈价格,而是反复强调公司在货期保障和产能保障方面的优势。拖延三天后,客户方采购经理无法找到其他能满足短交期的供应商,而生产部门又不断催促采购经理,采购经理只好按照Bruce的最终报价与其签订了供货协议,此价格仅比Bruce给采购经理的初始报价优惠1%,但要求客户的付款周期缩短了1个月。在上述案例中,Bruce之所以有不降价的底气,全因他在谈判之前就对谈判对手及竞争对手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并抓住了采购经理的“软肋”。
仓库的选择对于企业来说是一项重要资本投入,需要考虑全面。不要仅由寻源部门、使用部门或老板这些相关部门及负责人做一言独断的决策。最好是能够组织企业内的相关部门做集体评测,依据评测结果再做决策。这种多部门关键人参与决策的方法就叫专家评测法,对于在多仓源中决策最终仓源是最常用的,也相对稳妥的办法。专家评测法就是在企业内部的各相关部门,挑选合适的人选组成专家团队。如果有条件,也可以聘请外部专家,一般情况下企业内部组成专家团队即可。然后对各个仓源的各项参数进行打分,分数与对应的权重相乘,得出最后分数。全部分数相加,得分最高的就是最适合的仓源。通过专家评测法来确定仓源,还需要准备一样工具,就是仓源综合评定表(如表1-1所示)。在表中将调查仓源的各类信息加以展示,并在打分板块将关注的信息给予对应的权重。在评测前,寻源人还需要对各个仓源进行简述,并回答专家的问题。然后各专家通过信息,在仓源综合评定表上打分。仓源的综合评定表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仓源的基本信息,通过基本信息可以快速对仓源有一定的了解,建立基本框架。第二部分是对硬性评估条件判断,这一部分的内容是仓源是否可用的前提,如果在硬性评估条件中有一条最后评估是不能通过的,那么这个仓源就要予以废弃,不再作为备选仓源参与评估。第三部分是技术性评估项,也就是将对仓源关注的各项指标进行契合度评估,再和权重系数进行加权,最后得出总的评估分数,与其他仓源进行评分对比,得分高者,作为实际仓源使用。表1-1仓源综合评定表
从理论上看,迄今还没有学者对平台架构进行严格的定义,但实践中每个平台型企业都具有各具特色的平台架构。一般来说,平台架构(platformarchitectures)可以看成是一种信息管理的网络服务架构(networkservicearchitectures)。平台架构包括核心平台及其界面。按照平台的定义,平台是可以为不相关的参与者提供互补服务和产品的基础(Gawer,2009)529,平台代表了一种特别有效的协作架构,旨在利用系统创新的潜力(Maulaetal.,2006;530Teece,1996)531,通过一组界面可供应用程序使用平台的共享资产。平台架构明确表明应用程序的功能和如何使用平台的(Parnas,1972)532。平台界面是平台的直接扮演者,因此必须将其视为平台架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平台架构是平台倡导者所设想的应用程序的架构;应用程序微架构对平台架构属性的继承赋予了它们进化属性(Tiwana,2013)533。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鲍德温教授等人(Baldwin&Woodard,2009)534最先从利用开发和重组模块化组件(modularcomponents)的视角,将平台架构定义为一组稳定的组件,通过限制其他组件之间的链接来支持系统中的多样性和可进化性(varietyandevolvability)。他们强调,任何平台的基本架构都包括一组稳定的低变化核心组件和一组高变化外围组件(BaldwinandWoodard,2009)535。从技术上讲,平台架构是模块化的,即由通过标准化界面连接的模块化系统构成(Baldwin&Woodard,2009)536,具有可扩展性和演进性。模块化确保了增量创新和互补品的流动(Brusoni&Fontana,2005)537。界面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它们定义了模块如何交互。界面能够连接各种各样的组件,从而连接贡献者。模块化作为贡献者的协调装置,模块化意味着互操作性,它保证了平台生态系统中所有改进、创新和知识的传播、共享和访问。贡献者可以访问共享资源(SDK、平台功能、软件库、数据库、计算能力、存储能力等),并创建新的互补品,从而在内部和外部增加平台的价值(GawerandCusumano,2002)538。事实上,从平台定义上看,所有的平台都展示了架构特性,因为它们由一组低变化的元素组成,而这些元素被更多高变化的元素包围(Baldwin&Woodard,2009)539。英国管理学家托马斯等人(Thomasetal.,2014)540认为,平台架构是一个元素及其关系的系统(Baldwin&Clark,2000;541Baldwin&Woodard,2009;542Crawleyetal.,2004)543,尽管有时依赖于路径,但它在平台环境中代表了经过深思熟虑的设计决策的结果(Ciborra,1996;544Eisenmann,2008;545Gawer&Cusumano,2008;546Muffatto,1999)547。我们认为,平台架构意味着对平台倡导者以外各方参与者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放性。研究者已经充分证明平台开放在市场中介和平台生态环境中的重要性(Eisenmannetal.,2009;548Gawer&Cusumano,2002;549Gawer&Henderson,2007;550West,2003)551。事实上,平台架构的开放性与模块化理论中的“可见性”(visibility)概念有关(Baldwin&Clark,2000)552,最好被视为类似于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艾森曼等人(Eisenmannetal.,2009)553的“垂直策略”(verticalstrategy),并考虑到第三方供应商参与零部件和互补品的生产(Thomasetal.,2014)554。从这个意义上看,平台架构的开放性可以被解释为价值链聚合/解耦的层次(levelofaggregation/decouplingofvaluechain),以及在产业架构的背景下,组件和互补服务的第三方供应商的参与(Jacobidesetal.,2006)555。以这种方式,“架构开放性”与平台情境中现有的开放性概念保持一致,但研究者和实践者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在开放性的架构元素上。美国管理学家阿加瓦尔和卡普尔(Agarwal&Kapoor,2017)556描述了平台架构的模块化性质,强调其在促进创新方面的作用,阐明了平台的模块化组件在平台架构中的层次结构级别上的差异。他们认为,平台架构是一个层次化的系统(hierarchicalsystem),可以分解为核心组件和可选组件(coreandoptionalcomponents)。平台中有一些组件代表平台的核心架构(corearchitectureoftheplatform),而参与生态系统的所有互补都利用了这些核心组件。换言之,互补者公司使用平台的核心组件开发他们的产品,其余部分是可选的组件,互补者公司可能(或不可能)利用它们。美国佐治亚大学特里商学院(TerryCollegeofBusiness,UniversityofGeorgia)教授安姆里特·蒂瓦纳等人(Tiwanaetal.,2010)557认为,平台被定义为生态系统的核心,是对外围组件的互补,平台和互补之间的交互通过公共界面(接口)来实现。管理平台及其互补之间交互的界面(接口)概念规范描述了平台架构。蒂瓦纳(Tiwana,2013)558强调,平台需要“参与架构”(architectureofparticipation)来发展其生态系统(Baldwin&Clark,2006)559。外部应用程序开发者必须同时能够并有动力围绕它进行创新。没有动力的能力和没有能力的动力,一样毫无价值。创建能力是平台架构领域中最重要的能力,平台架构决定了应用程序开发者和平台所有者之间创新工作的可分割性,它也会影响其随后的重新融入。平台架构是平台生态系统的基础和蓝图,平台生态系统的演化是以其平台架构与管理方式的相互作用为前提的。我们认为,所谓的平台架构是指有关平台运行的整体硬件/软件结构与组件的抽象描述,以及用于指导平台生态系统各个方面设计的总称。具体地说,它是一种信息管理的网络服务架构,是对将要构建的平台价值创造系统的构造、能力要素与商业模式创新,以及业务模式选择所进行的设计,是关于平台参与方能力、行为、结构、分工、交易与竞争结构的一种耦合系统(Jacobidesetal.,2006)560。这种涉及核心和可选组件的平台架构具有多个层次结构,如硬件结构、软件结构、算法结构和移动支付结构,等等。例如,在视频游戏平台生态系统中,平台架构由中央处理器(CPU)、图形处理单元、内存控制器和视频解码器组成。这些是平台架构的核心组件,它可以使第三方开发人员开发的游戏能够在平台架构上播放。除了核心组件,游戏机还提供了一些可选组件(如运动检测器、摄像头和蓝牙),游戏开发者可以利用这些组件来增强游戏功能。游戏开发人员使用核心组件,也可以使用一些可选组件,为平台架构的用户开发不同的游戏(Agarwal&Kapoor,2017)561。对平台生态系统和平台倡导者来说,平台架构是一个持久的、往往不可逆转的战略选择,具有深刻的进化和战略意义的决策。良好的平台架构应当具备四个特性:简单性、弹性(resilient)、可维护性和可进化性。一方面,这些平台架构属性必须是相互平衡的和权衡的,不会显著地增加一个属性,而减少另一个属性。因此,任何平台架构都不可能同时拥有所有这些属性的最高级别。另一方面,某些情况下有些属性具有相关性:即增加一个属性可以帮助推动另一个属性向上升级。平台倡导者和平台架构师应该追求这些属性组合的“满意”水平,即令人满意和充分的架构属性组合。平台架构是平台生态系统架构的核心部分,它决定了平台运用的主流技术、竞争能力、价值创造模式和平台的组织结构形式。平台架构和平台治理直接影响平台生态系统内可共同创造的价值(Tiwanaetal.,2010;562Staykova&Damsgaard2015)563,平台架构是一个平台的基因(DNA),它预先安排了可行的组织逻辑,并不可逆转地烙印了平台架构的进化轨迹,平台的属性是由应用程序在其自身架构中继承的,这种技术性的决定会产生巨大的战略后果。平台架构决定了平台之间的封闭与开放、竞争与垄断情况,平台在市场结构的作用(平台的市场定位),交易结构和交易合约设计与交易成本的确定,平台竞争的主要策略与表现形式、平台发展、平台布局等方面所进行的全局性筹划或谋划。事实上,平台架构的开放性与高尔与库苏马诺(GawerandCusumano,2013)564提出的“内部平台”(internalplatform)和“外部平台”(externalplatform)的概念是一致的。典型的平台架构包括完全由厂商组织内部关系组成的架构,平台与互补者之间一对多(one-to-many)关系、多个平台与一个互补者之间的多对一(many-to-one)关系、多个平台与多个互补者之间的多对多(many-to-many)的关系,这种架构实质上反映了平台、供应商、竞争对手和互补者之间的关系配置。事实上,在不确定的环境下,资源获取与资源组合在平台架构上充满着许多不确定性。各种应用程序和互补品的并行开发不仅意味着更快的开发,而且可能转化为竞争对手应用程序开发者和互补品提供商针对同一用户需求的多种可能解决方案之间的市场竞争。并行开发还降低了平台所有者不断监视和监视应用程序开发者的需求,通过适当的平台治理获得利益,这些开发人员可以通过自己来保证与平台目标的一致性。平台领导必须保持战略弹性,在风险较低的情况下平行追求数种战略方案,以經營一組「實質選擇權」的方式,直到不確定性已解決大半之後,才做出案,以经营一组“实质选择权”(realoptions)的方式,直到不确定性已解决大半之后,才做出應對的策略「承諾」,確認組織資源的投入。应对的战略选择与资源承诺,确认组织资源的投入(Raynor,2008)565。平台领导经营“实质选择权”的更深刻的好处在于平台的可演化性,模块化使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变得成立,并在设计中嵌入强大的“实质选择权”(BaldwinandClark,2000:90;566GambaandFusari,2009)567。平台架构实质上是一组战略选择行为的产物,其产生过程包括实施平台开发行为的选择、平台的资源配置、资源组合与资源承诺行为的选择、经营范围与用户的选择、与互补厂商关系的选择和平台组织结构的选择等(罗珉、杜华勇,2018)568。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平台生态系统可以使参与企业能够利用广泛的平台组件和其他互补来增强其创新的价值,但这种相互关联的价值创造的平台架构,可能使平台生态系统参与各方在管理技术相互依赖性方面面临挑战(Agarwal&Kapoor,2017)569。正如艾森曼等人(Eisenmannetal.,2011)570所说,整个平台的生存取决于产品的互补性,而这反过来又取决于技术、功能和互操作性。平台的技术架构和商业模式之间的交互在双边市场的商业模式中更为复杂和更具动态性(例如,Wintel案例参见Casadesus-MasanellandYoffie,2007;571双边平台的案例参见Casadesus-MasanellandZhu,2010)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