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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轮与惠能
再往下看，“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几也。”这在我们第三章谈“诚、几、德”的时候就谈过了，吉凶之机就在我们一念初生、刚刚萌动之时。《六祖坛经》里讲有一个卧轮禅师，他修行很多年，自认为修行很好，见地很高，说了一个偈子：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这个意思是说，我卧轮和尚的功夫已经很深了，“有伎俩”就是有水平嘛！什么念头我都能把它断掉，自己始终都处在空性的状态中。任何事情来了，无论什么声色犬马之类，总之一切的一切，我都不动心，我就有这种本事，我就有这种定力。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菩提在一天一天地增长。六祖听了以后，就回应了一个偈子，完全就是针对卧轮和尚来的。六祖的偈子是这么说的：惠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我惠能没有什么本事，我心头该想什么就想什么，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在庙子里面当主持，有很多事物需要自己去管，去处理；经常有人前来请法，我也要讲；还要和地方的官员交往，《坛经》也是在韶州韦刺史的支持下讲的嘛！总之该想什么就想什么，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说什么就说什么。面对外部纷纭的事物，我的心不断起起落落，这件事情来了，嗯，我的心起来了；这件事情结束了，嗯，我的心落下了。下一件事情来了，嗯，我的心又起来了……如此周而复始。对于自己心头的菩提，管它长不长呢，根本就不用管它。这是两种不同的修行方式。我们是像卧轮和尚那样有意压抑自己的思维呢？还是如六祖一样，使自己处于一种道法自然的状态呢？通过对这两首偈子的揣摩，我们就应该有所感觉了。所以，对于“无思”和“思”，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混淆了！无思，并不是要我们不思。“无思”是我们本来的面目、本来的状态，但是这个本来面目要发生作用，这样你才能算得上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算得上是一个活泼泼的生命。如果你让自己这种“无思”的本来面目，处在“不思”的状态，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顽空”的状态，那就毫无生机了。这里，我们把“无思”和“思通”，参照着禅宗公案一起来体会，可能大家会更清楚一些。当然，对于我们在座的各位来说，恐怕卧能和尚的境界都还达不到，更不要说惠能了。但不管怎样，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之中，在定力上多下些功夫，对自己还是很有好处的。六祖大师之所以能“不断百思想”，并且“对境心数起”，那是因为他“真照”的功夫始终没有丢，自己的本心始终没有被遮障，对于每个念头，都知道它从哪里来，也知道它到哪里去，它会产生什么作用也是清清楚楚的。这就是“真照”，对一切都能照了得很清楚。我们一般人就没有这样的定力，比如有人给你说哪只股票好得很，买了肯定赚，呵，立马就跑起去买了，根本就没有细加分析，听到风就是雨，那么，你真照功夫就很差了。所以，当重大事情来了的时候，我们要先学会放一放，让自己的心多保持一段空灵的状态，用上自己的真照功夫，就会有智慧去面对身边的麻烦事。
　　第一章 法家的哲学思想
思想·阅读
　　（三）
读古代圣贤的书，使我常常留下这样一种怅然若失的遗憾，也即在他们的论述中，一如老黑格尔所批评的那样，似乎缺乏作为今天人类的普世价值的“自由”这一理念。虽然在庄子的《逍遥游》里我们可以看到对自由追求的隐喻。虽然在明清之际思想家方以智那里有“不自由即非礼”的明确之谈，60然而，较之儒家经典中几乎俯拾皆是的“仁”“礼”“恕”等议论，在古代学人那里对自由的提及是那样的讳莫如深，是那样廖若寒星般地少得可怜。出乎人们意料并和这种“集体失语”形成鲜明对比的，倒是中国历史上有几个不被看好的皇帝，他们虽在万人之上，虽握有所有人生杀予夺、恣肆一切的无上权力，却吐露出“贵为天子，身不自由”这样由衷的慨叹，61其对自由的体会是那样的刻骨入髓，其对自由的追慕是那样的毫不掩言。　　但是，读李贽的书及其传记，我才蓦然发现自己认为中国缺乏“自由”理念的看法，实际上是根本不成立的，它完全是一种自我矮化的偏见。通过李贽，我认识到，正如一个钱币的两面一样，自由从来就与奴役相伴而来，故富有忧患意识的中华民族，以其奴役深重不仅不缺乏自由的追求，而且和其他民族一样，自由是其与生俱来所向往的核心价值和终极性理念。　　　　得出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笔者认同国内似乎成为不易之论的一种观点，即李贽自由思想的产生乃是明季东南沿海市场经济萌发的产物，其自由之人格、自由之追求渊源于中国近代经济生活中商品的“自由流动”。而在我看来，这种对思想史的注释，完全未脱以西方话语为其元话语的历史“大叙事”的解读，其既有削足适履之嫌，又有使历史理解陷入千篇一律的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危险。相反，为了真正走进李贽的思想，我们必须回到多元化而非一元化的历史本身，回到每一民族所面对的其特定的“挑战一应战”式的历史机缘，这种历史本身及历史机缘，既包括李贽身处的中国政治专制统治空前酷烈的社会语境，又包括作为中国古代真正人文知识分子的李贽所借以应对、所可以调动的中国自己的文化思想资源。　　就李贽而言，这种文化思想资源无疑是多样化的而非单一性的。其有道家的影响，佛家的影响，还有儒家的影响。相比较而言，和当时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儒家思想的影响显然是决定性的。然而，“好腐物，可讲道学”，62正如李贽所明示的那样，真正对李贽思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儒家学说，并非是其心目中所鄙夷的“腐物”所谨守的程朱理学也即程朱道学，而是以批判程朱学说为其使命，并作为当时思想新锐的王学，尤其是左翼王学。如果说前者业已沦为一种“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伪道学”，沦为一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权力话语的话，那么后者则由于其直接切入人的生命根由，由于其作为一种切切实实的“为己之学”而深得原始儒家的真传。因此，唯有后者，才是李贽自由思想的最直接的思想资源。　　李贽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写道，“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63在《答何克斋尚书》一文里他亦说，“某生于闽，长于海，丐食于卫，就学于燕，访友于自下，质正于四方。自是两都人物之渊，东南才富之产，阳明先生之徒若孙及临济的派、丹阳正脉，但有一言之几乎道者，皆某所参礼也，不扣尽底蕴固不止矣”。64　　　　那么，到底是王阳明学说中的什么东西，使“倔强难化”，并恃才傲物的李贽对之一见倾心，对之心醉神迷，以至于“不扣尽底蕴固不止”，以至于“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就不得不使我们回到王阳明学说中那令其衣钵弟子“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殊胜奥旨和意蕴。　　众所周知，王阳明的学说乃是对朱子学说“反戈一击”的产物。王阳明所处的时代，也是朱子学说重焕异彩，日趋鼎盛的时代。不仅其本人由生前的备受冷遇扶摇直上为“官方哲学家”，而且其学说亦由先前所谓的“伪学”被奉作国家意识形态，以至于他的《四书集注》被规定为有明一朝士人的权威教科书，并且尊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因此，和其同时代的人一样，王阳明最初是作为朱学的忠实信徒步入社会的。但是，随着为学日进、阅历日深，其疑窦也日生，在青年王阳明的心目中，朱子这一度被其仰望的学术偶像日益失去了身上神圣而又炫目的光环。　　对朱子学说的质疑首先是学理上的，王阳明“竹上格理”的失败恰恰说明了这一点。按照朱子的说法，圣贤之理是通过所谓的“格物致知”来获取的，也即朱子认为“一草一木皆有理”，“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故对真理的致求是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这一“穷之以渐”“铢累而寸积”的功夫来“逐一去看”，以最终臻至对其的“豁然贯通”。然而对此最初深信不疑的王阳明却通过“格亭前竹子”的认知实践发现，这一方法不仅不能奏效，不仅始终没有使自己格出一个所以然，而且最后使他身心疲惫，以至于七日后竟“劳思致疾”。这样，在屡试不爽之后，就使王阳明不能不对朱子的学说发出这样的质疑：“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65　　　在这里，王阳明的质疑与其说是对朱子学说的质疑，不如说是对古今中外一切“外向型”真理观的挑战。在王阳明看来，这种“外向型”的真理观不仅不能克服真理之外在性及析心与物为二的问题，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它还由于一味地逐外不返而导致在认识活动中的人性的迷失，即作为认识主体的“自己”的遮蔽。而对于王阳明来说，后者才是朱子学说真正症结所在。这是因为，正如“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一孔子的教导那样，“圣贤只是为已之学”，66“古人之学，切实为己”，67这是因为，谪贬龙场、命系一线这些“百死千难”的人生经历告诉他，一切只满足于外在物理之求索，而无涉自己生命根由之探寻的学问，无论其多么自命高明精深，都以其无关人生痛痒。充其量不过流人古人所谓的“玩弄光景”之谈。因此，凡此种种，使王阳明从宋儒的“致功于外索”走向原儒的“切己自反”，并“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68　　　于是，一种迥异于朱子理学的全新的“心学”在王阳明的思想中被推出了。这种“心学”为学之道不是旨在一种“外向型”真理，而是旨在一种“内向型”真理；不是主张“逐物不返”，而是主张“反求诸己”；不是强调“天即理”，而是强调“心即理”。故在王阳明的学说里，一种内源性的、本己性的“心”已成为其哲学的最终的阿基米德点。而这种向“心”的回归，作为一种“我本学”的确立，作为一种对乞援于某种外在权威、外在准则的“天理决定论”的根本性颠覆，其既可视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又不失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部“存在主义的宣言”。称其为“哥白尼式的革命”是由于阳明学说像康德学说一样，体现了认识论探索上从立足于认知客体向立足于认知主体这一根本性的转移；称其为“存在主义的宣言”则是由于阳明学说像今日的存在主义哲学一样，确立人自己的存在即人当下生命的“此在”乃为一切存在的意义之源，乃为一切存在的真正根基。　　但是，严格地讲，王阳明学说中的“存在主义”思想并没有被真正贯彻到底。这种不彻底表现为，王阳明虽力倡一种回归原儒的“反求诸己”的“为己之学”，然而，作为一种所谓的“心学”学说，他的“反求”的“反”却更多是一种“反思”之“反”，而非原儒的“反身”之“反”，他的“为己”之“己”却更多是一种“心”之“己”，而非原儒的“身”之“己”。因此，尽管王阳明所谓的“心学”之“心”乃为一种中国式的道德化之“心”而非理智化之“心”，尽管这种道德化之“心”内含着向践履化之“身”转化的契机与可能（其所谓“知行合一”说的推出即此明证），就其心学的终极取向和最后结论而言，王阳明的学说依然未脱流于“空空穷理”的宋明理学的那种“准意识哲学”的特征。　　这样，为了把王学中的存在主义思想贯彻到底，也即为了真正回归原儒的“为己之学”，一种从“心体”向“身体”的转化，就不能不被提到王学进一步发展的议事日程。无疑，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在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王学左派的肩上。而泰州学派之所以一如黄宗羲所说，既因其出现使阳明之学“风行天下”，又因其出现使阳明之学“渐失其传”，并非在于其“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69即把阳明学佛学化和禅学化，而在于其一方面是王学的“为己之学”路线的继承，另一方面又回归原儒的“近取诸身”“反求诸身”的传统，开始觉悟到古人“亲己之切，无重于身”之旨，开始从“心体”走向“身体”，而与其师说中残留的“唯心主义”孑遗彻底决裂。也正是缘于此，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泰州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像那些“思想家加斗士”的法国“实践化”的启蒙主义者一样，其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思想上的启蒙”而开始“行动上的造反”，他们几乎个个都是“赤身担当”“赤手搏龙蛇”和“掀翻天地”的英雄好汉，以至于无论他们的言谈还是行为举止“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无疑，这种“身学”思想首先是由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王艮开启的。王艮，这位“早年贫不能竟学”、几乎目不识丁的民间下层人士，之所以能使王阳明产生“向者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矣”70这一深刻印象，之所以能被李贽加以“当时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为最英灵”这样的赞誉，71足见其识见确有不囿于师说的独具只眼之处。这种独具只眼之处，恰恰集中体现在他在坚持阳明的“为己之学”的同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把阳明的“心本体”学说改造为“身本体”学说，从而王艮学说的推出，实际上标志着中国思想史从理学时代向后理学时代的战略性过渡和转移。打个比方的话，王学中的从王阳明到王艮，恰如西方现象学哲学中的从胡塞尔到梅洛一庞蒂。　　因此，在王艮的学说里，我们看到身体的地位被得以前所未有的高扬和提撕。王艮谓“止至善者，安身，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语录上》），谓“身与道原是一体，圣人以道治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弘道，是至尊者身也。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同上），谓“以天地万物依于身，不以身依于天地万物”（同上）。而一旦身体被提到本体论的高度，这同时意味着一位真正的儒者的理想已不再一味地默识参究，而是致力于身体力行；意味着一位真正的儒者的人生已不再是“静思的人生”，而是“行动的人生”；意味着一位真正的儒者的为人处世已不再是畏首畏尾于“见隐之道”，而是无论何时都不乏“赤身担当”的勇气。因此，与那些从书本到书本，从事“文字搬运”的儒者不同，王艮讲“百姓日用即道”，并以动作“不假安排者”为人指示出道之迷津。再如，别人读《孝经》，王艮也读《孝经》，但他不是徒用口舌而是用自己行为读《孝经》，故亲睹其父隆冬受役之寒苦，他不仅悲之痛哭而且“于是有事则身代之”。72又如，当阳明之学谤议蠭起之际，而王艮却一往无前地始终不改其直师阳明的初衷，且“冠服言动，不与人同，都人以怪魁目之”，以至于连王阳明本人都以王艮“意气太高，行事太奇”而对其“痛加裁抑”，并当王艮拜访他时竟将其坚拒门外，使其饱尝了及门“三日不得见”的冷遇。73　　就是这样一个王艮，曾给别人讲述了他亲临的一看似狂诞之极而又耐人寻思的梦境：“一夕梦天堕压身，万人奔号求救。先生举臂起之，视其日月星辰失次，复手整之。觉而汗溢如雨，心体洞彻。”74其实，它与其说是王艮的一个扑朔迷离的梦，不如说恰恰是对业已内化为其潜意识、业已转译为其生命符号的他的身体哲学理念的明喻。而这种身体哲学理念也即其所谓的“以天地万物依于身，不以身依于天地万物”，也即其所谓的“至尊者身也”和“身道不二”。就其思想根源来说，这种身体哲学理念可追至周礼的“反求诸身”的思想，可追至周易的“近取诸身”和“依形躯起念”的根身现象学观念，并最终还可以远溯到中国文字的词源学的考古发现。无独有偶，在中国的甲骨文中，无论是“天”还是“大”“太”“元”这些终极性概念，其字形作为象形字，都取象于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的身体的形象，都和人的身体形象直接相关。　　　我们看到，这种“身学”的思想除了体现在王艮论述处外，还为其众多弟子多所发明。罗汝芳强调身之“道”、身之“学”、身之“书”，其谓“方信大道只在此身”，75谓“身在是而学即在是”，76谓“渠身上书一向尽在明白”；77何心隐强调身之“性”，其谓“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安佚，性也”；78颜山农则强调身之“欲”，其谓“是制欲，非体仁也”，79杨起元则强调身之“德”，其谓“明德不离自身，自身不离目视、耳听、手持、足行，此是天生来真正明德”。80同时，正如王艮从“身学”出发，其人生从一种“静思的人生”走向“行动的人生”一样，其众多弟子亦如此。在立身处世上，他们已不再同于那些只知“袖手谈心性”的腐儒、酸儒，而个个都是敢于直面人生、在危难面前挺身而出的顶天立地的豪杰英雄。《明儒学案》里记有：“山农游侠，好急人之难。赵大洲赴贬所，山农偕之行，大洲感之次骨。波石战没沅江府，山农寻其骸骨归葬。”81汝芳为山农弟子，“其后山农以事系留京狱，先生尽鬻田产脱之。侍养于狱六年，不赴廷试”。82更有那位被李贽誉为“独来独往，自我无前者”的何心隐，其虽身为布衣，却早年在家乡办“聚和堂”，以实践其以宗族为单位的社会乌托邦理想，后因反对官府征收“皇木银两”的额外赋税，被定绞罪，而经友人所救改为充军。当权相严嵩当道之际，他发起了倒严活动；当张居正颁布禁讲学令后，他则依然宣称“必学必讲”，并欲入京发起驱张运动，直到最后“直欲博一死以成名”，被官府杖杀武昌，以英雄之死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　　李贽曾经犹如一幅壮丽的画卷一样地为我们描绘了王门弟子的谱系图：“心斋之后为徐波石，为颜山农。山农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波石以布政使请兵督战而死广南。云龙风虎，各从其类，然哉!盖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后为赵大洲，大洲之后为邓豁渠；山农之后为罗近溪，为何心隐，心隐之后为钱怀苏，为程后台：一代高似一代。所谓大海不宿死尸，龙门不点破额，岂不信乎!心隐以布衣出头倡道，而遭横死，近溪虽得免于难，然亦幸耳，卒以一官不见容于张太岳。盖英雄之士，不可免于世而可以进于道。”83　　　我相信，李贽当时是饱含着泪水写下这段文字的。它记载了一部王门弟子的历史，就是一部卧虎藏龙的历史，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历史，就是一部一浪高于一浪的慷慨赴道、前仆后继的历史。这里有太多的感人泪下的人与事，这里回荡着顶天立地的豪杰之士的浩然之气，这里的故事不是史家可以用一支缘饰的秃笔写下的，而是英雄们用自己活力四射的生命、用自己的沸腾的热血直接书就的。它表明了，我们虽生于命运多舛的末世，我们却无法回避进于道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我们虽身处一个生不自由的国度，我们却不可让渡自己天赋我身的自由，因为正如王艮所说，“身与道原是一件”，我们身体就是宇宙之道最生动的体现，道是自在自足的，我们的身体也是自在自足；道是不假他求的，我们的身体也是不假他求的，故身道合一决定了觉悟到道的知识分子的身体注定是一种“自作主宰”的身体，他们的一生注定是“依自不依他”而非仰人鼻息、唯他是从的人生。当然，这里的“他”既包括业已失去自己的“他人”，也包括作为身外之物的“他物”，故顾宪成所谓“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的批评，以及国内学界流行的多视泰州学派者为趋利避害的“经济动物”的看法，不仅不能成立，且完全是一种之于泰州学派根本精神的南辕北辙的误读。　　我相信，李贽当时也是以一种无比感激的心情写下这段文字的。作为王艮之子王襞的学生，84作为泰州学派的嫡传弟子，他的血管里流淌的是王门学派的血液，他的生命中被深深植入王门学派的基因。是王阳明使他意识到“心”的自己和自由，是王艮进而又使他觉悟到“身”的自己和自由，使他以旷古只眼不仅发现了“宇宙在吾手”“万化生于身”，85而且发现了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身性，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自有其“雄世之具”，决定了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大哉乾元”既非统属于宋儒所说的“天理”，也非可寄托于众所仰望的“圣人”，而是“人人各正一乾元也，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也”，而“自甘与庶物同腐焉，不亦伤乎!”86因此，正是这些先知先觉者，使李贽在沉浮宦海多年后如浴火重生般地重新找回了迷失的自己，使李贽在一个既没有思想的自由又没有行为的自由，人的一切都托庇于皇权、父权、族权及圣贤话语的社会中发现了久违的自由，使李贽在一个艰于呼吸视听近乎窒息的思想牢文字狱的世界里写下了“放言横议”“敢倡乱道”的《焚书》，写下了“真如与千百万人作敌对”“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藏书》，并且使李贽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像宣布“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他的先师王阳明那样，以一种“此身自由，亦复何求”的生命告白。走向了自己无怨无悔和闪烁着无比璀璨艺术美的人生的尽头。
“信息传播通道”篇
前言
当年，笔者在益海嘉里花生油品牌小组工作时，参与胡姬花和金龙鱼双品牌的花生油营销管理。在工作过程中，对鲁花品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了解越多，就对鲁花品牌越发感到惊讶和敬佩。鲁花对中国式营销手法的得心应手，不仅在食用油行业，可以说，在整个消费品行业都是首屈一指的。鲁花出自草根，以一家乡镇企业起步，不脱家族企业的本色，最终成长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民营企业，在与央企和外企的抗衡中毫不逊色。鲁花参与了花生产业链的全过程，从最初的育种、种植和收获，再到收购、加工和销售，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扎实地下过工夫，为中国花生产业的茁壮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鲁花的许多成功经验，不仅值得粮油行业学习，值得其他农产品相关品牌学习，甚至对中国的整个消费品行业乃至中国的企业家们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在离开益海嘉里集团后，笔者曾经在某省一家茶叶龙头企业工作过。当时经常需要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工作沟通，有回还到省政府向省级高层领导汇报工作。该省是一内地农业省份，经济落后，茶叶是支柱产业之一。为了引导农民脱贫致富，发展地方经济，政府很是重视对茶叶品牌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扶持。相信有许多地方政府都知道农业品牌和龙头企业对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就业和带动农业产业发展的巨大作用，但相关的成功案例并不多。鲁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以品牌带动农业产业发展的经典成功案例，值得中国所有有志于振兴农业产业和促进农业产品销售的人士关注和研究。最近几年，唱衰山东经济的文章不时出现，以产能过剩的传统行业为主体的山东经济，似乎进入了一个积重难返、举步维艰的阶段。而鲁花作为一家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食用油企业，何以能够不仅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势头，而且发展后劲十足，很值得其他鲁商深思。笔者在写作《金龙鱼背后的粮油帝国》一书的过程中，每每感慨于篇幅所限，不能给鲁花更多一些笔墨，于是就萌生了单独为鲁花写一本书的念头。鲁花集团虽然和益海嘉里一样以食用油为主业，但两者的商业模式大不相同。益海嘉里背后的丰益国际是一家世界级的企业，它拥有的是世界一流的竞争力和和全球范围的影响力。《金龙鱼背后的粮油帝国》这本书中的关键词是外资粮油品牌、世界500强企业、中国粮食安全、世界粮食危机等。而本书的关键词则是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三农问题、扶贫致富、中国式营销、家族企业、鲁商等。这本书亦可作为《金龙鱼背后的粮油帝国》一书的姊妹篇来看。两书相互对照、相互补充，亦会是一个有趣的阅读经历。本书是本人《粮食帝国》系列写作计划的第二部，对那些想要了解和研究中国三农问题出路、中国式营销及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的读者，真心希望这本书能够有所帮助。本书力求以一个农业产业化品牌的故事为线索，考察农民、消费者、行业、政府等各利益相关方的互动与影响，来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份真实而客观的记录。如果本书能够对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有一点小小的帮助，给相关人士在制定政策或企业经营中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则笔者幸莫大焉。本人尽力做到以客观和公正的态度进行叙事，所有用到的资料都尽可能地有可靠的出处，并大量应用了本人亲自搜集和整理的市场数据信息。感谢原益海嘉里集团老领导伍翔飞给我的指导意见，感谢原益海嘉里集团乔明、原恒大粮油集团张弘力等老同事对本书稿的审阅及修改意见。囿于本人学识所限及资料不足，书中的疏漏与错误在所难免，所有可能与事实不符的地方都应由我一人承担责任。更多交流，敬请关注个人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的“头条号”：粮食帝国。余盛2019年9月完成终稿
第四编提高企业竞争力
第一节上市条件与标准
（二）品质部统筹四级文件
11-2 先做肥皂才会有肥皂泡
产值需要经营，市值同样也需要经营。市值管理，已成为近来国内企业家的圈子里流行的一个时髦的概念，也有很多总裁班和资本平台请我去给他们讲市值管理的课。在课堂上我发现，很多企业家以为市值管理就是在二级市场上炒股票，如何把自己的股价做高，然后在股价的波动中获取利益。所以他们认为只有上市公司或者新三板挂牌企业才需要市值管理。我认为这种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被Ａ股市场上的炒家误导了。其实不光上市公司需要市值管理，非上市公司同样也需要市值管理。有一次我和一位二级市场的炒股专家一起去给一个企业家平台讲市值管理课，他上午讲，我下午讲。他讲的内容是教企业家如何通过各种方法做高自己的股价，然后组织一批基金配合坐庄。其基本战法无非就是集中成千上亿元资金对敲键盘，有计划按步骤地把企业的股价拉到最高点，然后想办法高位套现，通常是在股价的一路下跌中仓皇出逃。轮到我讲的时候，我表示对这种市值管理的概念和方法不以为然，先不说这种手段是否合规，即使从效果上来讲也不值得推崇。我半开玩笑地对听课的学员说，要是你们手里有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资金，与其用来对敲键盘，还不如干脆把企业的产品或库存买下来呢。把企业的产品和库存买下来，就等于直接让企业实现了利润。有实实在在的利润指标支撑，企业的股价会稳步上升。你可以在股价的平稳上升的高点从容地出手赚钱，何必要在被换手率炒起来的股价一路下跌中仓皇出逃呢？因此，正确的市值管理的概念，不是教企业怎样打造肥皂泡，而是教企业怎样做大肥皂。没有实实在在的肥皂，肥皂泡从何而来？
四、从通用汽车的事业部创制看事业部的机理
在大工业生产的早期，20世纪20年代之前，垄断汽车行业的巨头是福特汽车，它在全世界汽车市场的占有率一度高达70%，通用和其他公司加起来30%。福特汽车无可撼动的地位后来发生了变化，美国经济的发展使消费者开始分层，这时其实企业也在分层了。高收入阶层有了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价廉物美不再是市场唯一的诉求。当时，老福特也穷尽办法想推出新车型，但在一人独裁的直线型管理模式下，其他管理者其实都是它的侍从和跟班，没人能独挑大梁，去建一个新业务，企业还是按照惯性往前走，想象力暂时止步于黑色T型车。福特T型车的生产曾是当时先进工业生产技术与管理的典范。而这时，通用汽车迎来了活力勃发的金色年华，这个时期的掌门人斯隆堪称最伟大的职业经理人。事业部制是斯隆的天才独创，他按照高、中、低档不同车型的业务划分出不同事业部，每个事业部都有一个专属管理班子。各事业部负责深耕自己的产品和市场，这样的阵容助力通用汽车在市场上对福特汽车形成了立体化的阻截。到“二战”结束时，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经过一二十年的市场较量，市场形势完全扭转了，通用夺取了世界汽车市场60%的份额，福特汽车的属地缩减到10%。对于这一场商战，我的观察是：这是商业世界里先进组织方式的一次辉煌胜利，通用汽车以事业部群雄并立、协同进击的一群人，打败了老福特汽车高踞金字塔尖决策的一个人（见图5）。斯隆在通用汽车的事业部管理创制为企业管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直到今天，他对事业部制的设计思想和结构安排，依然是现代企业事业部制遵循的基本原则。斯隆进行事业部制改造的设计思想和要点我归纳如下。(1)不同的业务形态分成独立事业部，如凯迪拉克、别克、雪佛兰、货车、配件等。(2)每个事业部承担起完整的经营责任，如市场责任、利润责任、资产责任、员工责任等。(3)每个事业部的核心考核指标是投资回报率（净资产利润率）。要有最低投资回报率的承诺，如果达不到基准水平，管理班子就要下课。(4)总部成立公共平台（跨事业部的委员会），包括品牌广告部、通用采购部、通用技术部、运营部（对产销平衡进行协调）、一般销售部（共享的大客户和销售资源）。公共平台承担什么任务，遵循什么领导规则？它的治理权归属于各个跨事业部的委员会，讨论共同关联的品牌、产品标准、协调策略等问题。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企业总部运作公共平台的管理水平，是一个关键要害之处。在好企业里，跨部门委员会的治理特别有效。因为复杂组织内的各单元无法清晰地切成完全独立的部分，它们相互间一定需要一些共同的策略，跨业务委员会的职责就是讨论、制订这些共同策略。(5)事业部与事业部之间采用市场定价机制。不同部门间的资源使用采用市场交易的法则。五、新业务的管控之道：以美的事业部的最佳实践为例新业务组织设计的最后一个内容，是对新业务的管控。培育新业务要做好两件事，一件是激励，一件是控制。控制不是把业务管死，而是确保业务在航线上走，不偏离轨道。人性都是有灰度的，私心重者难免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新业务之上，因此对新业务仍需要管控，这是组织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管控新业务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摆脱路径依赖。不能过去的业务怎么管，现在管新业务也照葫芦画瓢。要根据新业务的具体形态实施管控，重在关注新业务成功逻辑的要点。第二个原则，赋能为主。新业务最重要的是能力，管控的目的是给它增加能量，不能为了管而削弱它的能力。第三个原则，管控最小化。鉴于新业务作为创新活动的特殊性，能不去管控的就不干涉，对不得不管的地方适度管控，遵循管控最小化原则。美的成立事业部时，何享健先生就确立了美的事业部制管理的十六字方针——集权有道、分权有序、授权有章、用权有度。在何享健的十六字方针下，美的有一套做法，称为“1471”，即一个结合、四个强化、七个管住、十个放开（见图6）。一个结合：责、权、利结合。四个强化：权力分下去了，总部的角色是做投资规划、做资本运营、做人力资源体系等。事业部是利润中心，全责承担产品的经营。分权的前提是四个强化。强化计划预算管理。事业部可以要权力，但你要告诉总部，你的目标和计划是什么，整体计划和预算得到批准，权力才能给你。事业部在执行过程中，要与计划对齐，在计划和预算内走。强化考核。没有评价就没有授权，所以一定要能评价，才能授权，美的当年对事业部的考核是以利润和销售额为目标。强化审计监督，强化服务。以上是美的事业部分权管理的四个强化。七个管住。管住目标、管住资金、管住资产、管住投资、管住发展战略、管住政策、管住事业部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十个放开。总部把要害都管住以后，其他的权力都放开。如事业部下面想设立什么部门，任命谁，总部不管，只管事业部层级的干部。劳动用工不管，专业人员聘用不管，员工利益分配不管，预算内和标准内费用的开支不管（只管批预算，之后钱按什么节奏花，自己决定），计划内生产性投资项目的实施不管（只管批项目，不管具体实施），生产的组织权、采购权、销售权都不管。大家在做新业务时，在事业部管理上可参考以上美的的做法。美的是1968年成立的公司，到1996年营收达到26亿元，1997年业绩首次下滑，只有20亿元。经过事业部制改造后的美的，在2000年时营收突破了100亿元，它的五大事业部把新业务的活力激发出来了，把美的推上了快速发展的崛起之路。最后，我们回过头来重温一下前面讲的新业务管控总体原则：摆脱路径依赖，赋能为主，管控最小化。企业不要在这些地方投入过大，避免成本冗余，这是管控新业务、做好事业部管控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组织能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隐秘支撑——组织能力主题发言组织能力建设要抓住四个“构件”，躲开三大暗礁夏惊鸣：华夏基石双子星管理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联席CEO组织能力建设的三个核心问题：第一，为什么组织能力很重要？第二，到底什么是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的核心构成有哪些？第三，组织能力建设过程中的关键命题。一、为什么要建设组织能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隐秘支撑组织能力是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也是企业跨越周期、屹立不倒的真正内在力量。总结企业的发展规律，事实上，绝大多数企业最初的成功都是属于偶然的、“一不小心”的，企业从起步阶段地想活下去、活得更好一点，到抓住机遇、做大做强，从而实现了从生意到事业的蜕变，并不断产生对新的事业的追求。对事业的追求，核心应是对产业竞争力的追求。抛离了对产业竞争力的追求，则不是真正的事业概念。企业经常所讲的“追求世界第一、全球第一”这类目标，就是在追求产业竞争力。从企业经营的结果上看，产业竞争力体现在企业规模增长和盈利能力的提高之上；而从核心竞争力上看，产业竞争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品牌需要注意的是，品牌不是指打广告，而是企业的研发、生产、营销、人力等方面凝聚在客户心智中的深刻印象。在客户或消费者心智中形成强势品牌，具有很高的竞争壁垒。这也是有些企业倒闭后，其品牌依然很值钱的原因。品牌同时具有较强的不可替代性，一个品牌一旦在客户心目中形成深刻的印象，想改变它或者替代它是很难的。因此“品牌”是核心竞争力的第一个体现。(二)知识累积性复杂系统一家不属于高科技行业的餐饮企业能不能做成一个很牛的企业？当然可以。决定这家餐饮企业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品牌和可累积的复杂系统，例如，中央厨房、冷链供应链、门店运营体系，如果这家餐饮企业能够把这些具有较强不可替代性的知识累积性复杂系统做出来，就会形成很高的竞争壁垒。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百果园，其核心竞争力就是“系统+品牌”。(三)高壁垒的技术企业界流行这样一种说法——“超一流的企业做标准”，很多企业认为能够参与到制定国家行业标准的队伍中，就是超一流的企业了。这实则是个误解，对标微软、英特尔、高通这些世界顶级公司，不难发现，“超一流企业做标准”，其实做的是知识产权，是技术，并且是底层的、基础性的、高壁垒的技术。这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看，核心竞争力形成的背后是组织能力，企业要打造核心竞争力、形成产业竞争力，实现事业目标和持续发展，最终都离不开组织能力的支撑（二者关系见图1）。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比如说技术，如果企业没有好的研发团队，没有形成好的研发人才梯队和研发管理体系，又没有有效的研发激励机制，技术的核心竞争力能形成吗？显然不可能。再比如品牌，如果营销、生产、研发都没有很好的管理体系，没有很好的人才梯队，没有很好的机制，怎么能够形成有影响力的优秀品牌？还有高壁垒的知识累积性复杂系统的形成，如果没有人才梯队的持续建设，没有很好的激励机制激发大家持续成长，也没有高效率的管理体系保障人才梯队和动力机制的相互作用，怎么能形成知识累积性复杂系统？这么推导下来，背后的逻辑就清晰了——企业持续发展必须要形成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来源于组织能力。优秀的组织能力才是一个企业走向卓越，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在力量。二、组织能力的核心构成是什么？紧紧抓住四个“构件”从组织能力的建设这个角度看，组织能力的内涵包括四部分，我称为“四个构件”：一是人才梯队，二是管理机制，三是组织体系，四是企业文化。(一)人才梯队这四个构件之间的内在逻辑，首先一定要有人，人是最关键的；能够激发人的工作动力的，是管理机制；激发动力后，组织体系决定了一个企业（平台）及员工的工作效率；而企业文化则是前三个构件所体现出的导向、理念和原则。四者形成一个闭环。需要注意的是，组织能力的第一构件是“人才梯队”而不是“人才”。因为单一的“人才”概念不能转化为组织能力，而“人才梯队”则具有组织能力。比如，企业常依赖“能人”，可是一旦“能人”出了问题就会对组织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这就是没有实现组织化的弊端，形成人才梯队后，这个问题就能够避免。有人出了问题，下面还有七八条枪可以替补。因此我一直强调，没有人才梯队，企业的机制就会失灵，有了人才梯队，一个企业或是组织就可以实现自我新陈代谢。人才梯队是一个企业形成依靠人、但不依赖“能人”，能够自我新陈代谢的关键。(二)管理机制管理机制的本质是激发员工的动力。管理机制的核心是决策机制、目标管理机制、分权机制、分配机制这四个方面，有了人之后，如何激发动力、持续奋斗、打胜仗，这主要是由管理机制来驱动的。(三)组织体系这里首先需要对组织体系与组织结构进行区分，组织体系不是人们通常所讲的组织结构，而是组织结构当中的各业务与管理子系统，它包括结构、流程、操作规范、方法论、知识沉淀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能力营盘。二者的关系可以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句话来形容。IPD体系、ISC体系、干部管理体系、财务管理体系、资金管理体系是典型的组织体系。另外，温氏打造的“公司+农户”的运营模式，是一套比较完善、值得借鉴的运营系统，值得一提的是，在运营体系的定价方法方面，该系统包含了60余种定价模型和10余种基本模型。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企业或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只有逐步建设、持续完善各类系统，形成套路，才会相对成熟和稳定，才能变得更加高效。(四)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被大多数人所误解的一个概念。很多人习惯把企业文化搞得神神秘秘，很多人认为阿里巴巴集团取花名就是企业文化，将其视为一种成功的“文化招数”。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决定企业的发展。因为企业文化的本质是企业的经营管理，包括企业如何经营客户、如何竞争，如何搭建人才梯队、组织体系和管理体系等。可以说，文化和行动是“一体两面”，企业文化是企业的业务和管理所体现出的导向、观念或原则。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正确认识企业文化，才能够正确建设企业文化。总结起来，人才梯队是组织的生命力；管理机制是组织的驱动力；组织体系是组织的“能力营盘”，是营盘力；企业文化是组织的“导向”，是向心力。
七、经销商最大的两笔糊涂账
自2003年开始，中国就进入了深度分销的轨道。深度分销，实际上有两大前提：一是渠道碎片化，只有深度分销才能解决问题，因为深度分销的本质是尽可能接近终端、接近消费者；二是深度分销是依托人海战术，依托人海战术是因为人力成本低。在销量增长时，成本的增长是可以暂时忽略的。因为销量增长可以摊薄成本。当销量停止增长时，经销商们发现利润被销量和成本双重挤压。销量没增长，促销费用的增长挤占了毛利；成本的增长进一步挤占了利润。过去，快消品行业代理商的平均利润大致是3%，平均配送费是7%~8%，这还不算促销费和管理费用。过低的利润，稍微受点销量和成本影响，就进入盈亏平衡点。对于一些价格透明的快销品，毛利已经相当低了。经常听到经销商抱怨，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销量越来越高，利润的增长却与之极不匹配，甚至出现利润不增长和负增长的情况。事实上，快消品圈子里的经销商能明明白白算账的凤毛麟角。经销商下面有多辆车，哪一辆车在赚钱？赚多少？哪一辆车在亏损？亏损多少？自己服务的网点几百上千个，哪些网点在赚钱？哪些网点在亏损？很多经销商都是一笔糊涂账。经营利润跟着感觉走，大差不差地做着自己的生意。快消品行业，没有车辆就没有网点，没有网点就没有销量，没有销量就没有利润，今天就车辆的盈亏平衡和网点的盈亏平衡这两点，好好帮助经销商算算账，只有算好账，才能更好地适应今天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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