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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老板通讯录
三、合作共赢未来
笔者深深地体会到，我国企业当下在构建商业生态簇时，过多地依赖于单一的业务交易关系来构建商业生态簇，对利益相关者的使能或赋能还远远不够。在线化、数据化、智能化趋势下，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赋能和使能越来越容易。我国企业构建商业生态簇应当秉承“深淘滩、低作堰”的智慧和道理。深淘滩，就是确保对核心资源的掌控、确保对核心能力的投入、确保对未来的投入；低作堰就是怀着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多一些让利给利益相关者、多一些使能或赋能利益相关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相互融合的紧密关系，建设共创共享、共生共荣的商业新生态。
附2：工作计划管理流程图
7.精益中，供应链跟不上怎么办？
在全球化的今天，每两次经济危机之间的间隔将越来越短。可见，即使本次危机将要过去，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高枕无忧，企业间的竞争也不会因此结束。因此，思考企业未来，未雨绸缪地进行精益管理必将成为我们必然的选择。精益管理通常包括整个供应链走向精益的过程，而不限于企业内部的精益生产。因此，研究和实践容易被忽视的供应链前端的精益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供应商精益管理的意义】   在充分竞争的时代，客户个性化需求以及利润空间的逐步趋窄，客观要求企业必须将目光从个体企业内部生产过程的精益化，转向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各个环节和整个供应链系统的精益化。通过精益管理提升供应链的品质、效率和交货的竞争能力。供应链（SupplyChain）是指商品需要经过供应商、制造商、销售商进行原料提供、产品生产和销售而形成的一个链状的供需过程。只有保证原料、零部件等供应链中各个环节管理的高水准，才能保证最终产品的竞争力，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由于对供应链的前后端固有的主观认知，人们往往会忽视对供应链前端，即供方的关注和支持。事实上，关注和帮助供应商提升管理，对提升供应链竞争力是十分有效的。首先，可以通过控制和改良供方原材料、零部件的品质水平，减少由于供方不良可能给最终产品品质造成危害的可能性，提高客户对产品的满意度。其次，供方稳定的高品质还可以消除整个供货过程中诸如退货、修理等失败成本浪费，改善整个链条的盈利能力。第三，可以提高整个供应链的反应速度，缩短交货周期，更好地满足客户快捷交货的要求。第四，可以促进供需双方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继而形成稳固的互利双赢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会在共同面对危机时发挥重要作用。【供应商管理中的误区】在一次总裁班课堂上，笔者谈到企业必须拥有先进的供应链管理理念，并且通过在支付和管理上对供应商提供支持，与供应商建立互惠双赢的伙伴关系。听到这里，有学员指出，上一堂课程的老师刚刚教我们如何用供应商的钱赚钱。可见，关于供应商管理，人们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认识误区或错误做法。1、无节制压低采购单价在制造业成本构成中，原材料或零部件一般都占有很高的份额，企业高管对原材料或零部件成本予以关注，这本在情理之中。但是，管理者会不知不觉地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原材料或零部件的采购单价上，并期望通过无节制压低供应商价格，来提高自身成本竞争优势。无节制压低采购单价的后果是严重的，供应商或者因为无利可图而被迫停止供货，更坏的情况是供应商为了生存而采取以次充好的应对策略。可见，期望无限压低资源价格来获得成本优势，不仅背离了精益管理思想，而且企业还可能为此付出惨痛代价。2、太多审核监管，太少辅导支持许多企业抱怨，供应商能力低下，品质、交货等总是达不到要求。面对问题，许多管理者想到的是，通过加强审核监督，甚至采用重罚等手段来达到目的。至于对供应商实施辅导，帮助提升管理水平方面，则没有意识或少有作为。其结果是，供应商能力提升缓慢，考核和处罚还会增加供需双方的不信任感，以至于出现相互推诿的现象发生。3、能拖欠货款成了被奖赏的能力有的企业以为，能够拖欠货款是采购经理值得称道的能力，并以此来考核采购经理的工作绩效。其结果是，企业想方设法拖欠货款，还经常找茬子（以品质不良或交货延迟等为理由）不支付或少支付。这样做的后果是，企业信用和形象严重受损。我的一个企业家朋友就告诉我，他再也不想和国内某大牌企业做生意了，原因是对方不仅做事霸道，而且支付信用很差。4、供应商不行就换在一些企业看来，更换供应商易如反掌，因为有太多的中小企业等着成为他们的供应商。在不断更换供应商的过程中，这些企业确实能够从中得到实惠。但是，这样做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在供应链整体能力提升方面无所作为，缺乏积累，而且还会在企业信用和形象上遭受莫大的损失。这些认识误区和错误做法，不利于供应链整体能力的提升，阻碍企业走向精益的进程。
四、在什么时候做FMEA
一般FMEA的制作和更新有以下三种情况：新设计、新技术或新过程。对现有设计或过程的修改。将现有的设计或过程用于新环境、新场所。FMEA制作时间表如表1-3所示。表1-3FMEA制作时间表
第一节 德鲁克谈中国
德鲁克在他的第一本有关管理的著作——《公司的概念》的序言中，写了一个关于中国的寓言：一个西方的年轻人雄心勃勃要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他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这个话题的文献，然后决定不远万里亲赴中国。他到中国的第一天，就受到了中国人的热情款待。到了晚上，他兴奋不已辗转难眠。于是，这个年轻人干脆揽衣推枕，秉烛夜书。到第二天东方发白之际，年轻人已经拟就了提纲，所有的细微之处皆已成竹在胸，唯一欠缺的只是几个无关紧要的数据。年轻人觉得大功将成，便上床睡觉了。谁料转眼之间，青青杨柳已然变成霏霏白雪，当初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已是耄耋老者。然而，那本关于中国的书还没有最后完成，那个昔日的年轻人还在继续寻找那几个无关紧要的数据。　　德鲁克在他的著作中多次谈到中国，尽管德鲁克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深度远比不上他对日本文化的造诣，尽管德鲁克对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有不确之处，但这些论述中不乏发人深省的智慧和切中肯綮的见解。　　德鲁克对中国管理思想最早的认识可能来自报阀鲁斯（HenryLuce）。德鲁克在20世纪30年代初到美国时，曾为美国报业巨子鲁斯的《时代》周刊工作过。鲁斯在年轻时曾在北京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鲁斯对中国很有好感，对日本侵华持鄙视的态度。德鲁克谈到，鲁斯领导其报业王国时，对下属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在下属之间挑拨离间，以使自己的地位固若金汤。鲁斯的领导方式与一般美国人很不相同，德鲁克猜测他的手段一定是向中国人学来的274。由于鲁斯的影响，再加上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德鲁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还曾经专门抽出一段时间来研究儒学，以及道教、佛教和禅宗，了解它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管理热潮席卷全球，可惜这股热潮未能影响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德鲁克预言：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遇到的最大问题将是管理和管理人员的问题275。的确，如德鲁克所预言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掀起了迟到的管理热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德鲁克讨论了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挑战，建议美国对中国采取积极的贸易政策，对华贸易应该以服务贸易而不是以商品贸易为中心。因为中国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将迫使它发展制造业，所有能够在中国生产的商品都会在中国生产而不会进口。而在服务领域，如高等教育、医疗卫生、通信信息、金融保险以及港口运输等美国有优势的产业，中国存在着巨大的需求。因此，美国对中国出口战略的重点应该放在这些产业领域276。诚如德鲁克所言，今天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工厂，服务贸易领域也正越来越开放。德鲁克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来过一次中国，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还是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可惜此时他年事已高，不可能如当年研究日本一样仔细了解中国的情况了。　　　德鲁克看到中国人正在发展出一套完全不同的管理风格和结构，尽管他不能预言中国式管理将是什么模样，但他相信东方式管理一定有近似的内涵。德鲁克认为，如果日本人的秘诀在于将现代企业经营得像家族企业，那么中国人的秘诀可以说是将家族企业经营得像现代企业。2001年，北京光华德鲁克研究会成立，德鲁克为研究会撰写了开幕词，“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的人才能建设中国，因此，快速培养并使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迅速成长起来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需求，也是中国的最大的机遇。”
（二）误区二：经营计划就是目标分解
有些经销商虽然对合同落地很重视，对业绩目标做了一定的转化。但总体上缺乏相应的管理工具和方法，难以形成有针对性的经营策略，只是依靠努力和热情开展工作，或只是套用过往的经验反复去做，导致经营结果出现偏差。很多经销商将目标转化分解到员工后就不管不问了，将目标压到员工身上，等于将企业的命运交给了员工，就算落实了业绩目标责任制，也不会确保达成目标。而年度经营计划的核心关注点不是业绩目标本身的分解，而是要找到完成目标的“因”，即完成目标需要的具体对策和方法，依靠准确有效的对策来制定年度经营计划，形成具体的工作路径，一旦对策正确且落实到位了，业绩目标自然就能实现。大多数经销商一般是让各部门自行制定对策，这个过程一般没有进行太多的分析论证。这样制定出来的对策，其有效性恐怕连制定者本人都不抱太大的希望。
三、成本项目
为避免或减少歧义，成本项目，或称费用项目，可按会计核算的成本费用科目设置，无须另外认定。生产型企业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等，流通及服务型企业包括营业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这里的成本不包括资本化费用。例如资本化费用计入在建工程，在建工程完工后转资产，资产再通过折旧费的方式进入成本。当下的成本计算不应考虑今后形成折旧费的当下资本化费用。否则，从长远来看，计算就重复了。每个成本项目包括许多明细项目，类似每个成本费用科目包括许多明细科目。例如：（1）制造费用，包括工资、福利费、交通费、劳动保护费、折旧费、修理费、租赁费、物料消耗、低值易耗品摊销、生产用工具费、试验检验费、停工损失、取暖费、水电费、办公费、差旅费、运输费、保险费、技术组织措施费等。（2）销售费用，包括工资、福利费、教育经费、工会经费、社会保险费、折旧费、修理费、物料消耗、低值易耗品摊销、办公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通信费、车辆费、能源费、运输费、保险费、租赁费、装卸费、包装费、通关费、宣传展览费、仓储费、调试费、广告费、业务提成佣金、投标费、售后服务费等。（3）管理费用，包括工资、福利费、工会经费、教育经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折旧费、办公费、通讯费、差旅费、交通费、汽车使用费、低值易耗品摊销、资料费、维修费、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财产保险费、租赁费、劳动保护费、排污费、绿化费、会议费、董事会费、咨询费、审计费、诉讼费、印花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业务招待费、资产摊销及损失等。
第一篇 中小企业管人、用人的误区
​ 常见的用人难题​ 管人、用人的误区​ 尊重环境的人力资源管理我们假设把所有管理理论都编成程序输入到一台计算机中，然后让这台计算机来担任某公司的总经理，所有员工都是计算机的下属，请想象一下会出现什么情况？这家公司能管理好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假设：且不谈不同理论之间本身就存在冲突，大部分理论也只是很抽象的说法，无法编译成A到B的逻辑式；即便真的都编译好了，无法变通的规则和教条死板的制度也根本无法应对管理的复杂。但如果不是这么极端呢？只是把国外的理论用到国内；只是把过去的经验用到现在；只是把大企业的方法用到小企业……这些做法却变得那么言之凿凿、有理有据了。其实这和计算机当总经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二、工具——《周工作计划总结表》
我们基于多年的研发及在口腔行业的经验，设计出了能够让全员每天进行持续改善的工具表单——《周工作计划总结表》。让院长通过一张表透视口腔门诊的运营现状，通过一张表能够把握口腔门诊运行的命脉，让口腔门诊的问题显性化，让门诊主任或者院长的改善落地步骤化、可视化。表6-1就是简单而高效的《周总结计划表》。表6-1《周总结计划表》这张表的整体逻辑完全符合数字化业绩改善的逻辑，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上周工作总结，另一部分是本周工作计划。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先看本周工作计划。要想设定科学的目标和计划，需要先设定可衡量目标实现情况的过程型指标和结果型指标，也就是绩效指标。绩效指标能够反映出医护人员执行流程的数量和质量。比如医生接待多少患者就是执行了多少次患者的接诊流程，所以患者量就是衡量流程数量的指标，而接诊率能够体现医生接诊成功或是失败，是衡量流程执行质量的指标，而每个患者的就诊金额也同样可以体现医生流程执行的质量，这个衡量指标就叫人均费用。这样我们就能通过绩效指标透视医护人员的过程表现。有了指标就可以进行目标的设定，当然目标的设定要合理，也要有基本的原则；然后就可以根据实际达成情况与目标的差距进行原因分析，并制订改善计划。计划是实现目标的过程，因此周计划表上的改善计划需要具体、详细。改善计划的第一列是改善专案，改善专案是支撑下一周经营目标的实现措施。改善专案有两个来源：一是上周总结找到问题要进行的改善；二是为了达成目标主动性的改善。改善计划也要有目标，很多口腔门诊有计划，但是没有完成计划的标准，即改善计划的目标，就无法衡量执行人的达成质量，所有的计划都要有可衡量的结果。当然，在执行前需要有执行标准，这个可能不在周计划表里体现，但是一定要做。当本周的计划经过一周的执行后，到下一周就要把执行的结果，即可衡量的绩效指标的数值或者完成情况填到上周总结部分里。上周总结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绩效指标完成状况；另一方面是上周为实现目标所做的改善计划的完成状况。绩效指标总结包含绩效目标、实际达成、差异分析和改善计划。实际达成与绩效目标之间的差距就是问题，所以在差异分析里就要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然后进行本质改善。差异分析一列就是要填写问题出现的原因，我们能有效地界定业绩问题是外部因素还是内部因素造成的。当然，无论是外部因素还是内部因素，我们要从自身去找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然后制定改善方案。改善计划一列要填写具体的解决方案，这个改善方案怎么落实呢？转化成一个专案，填到本周的改善计划里。改善专案包括上周分析出的近期问题所做的改善工作，以及为实现业绩目标所做的主动性的改善工作，要具体到每一天，因此门诊管理者就可以帮助医护人员每天进行改善，进而逐步实现全员改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成功要靠一点点的积累才能踏实、长久！在全员改善的同时，因为改善专案是根据下周工作的闲忙程度安排，具体到每一天的工作，再通过晨会或者夕会的把控和调整，从而实现全员每天在日常工作中进行改善的目的。改善专案完成状况的原理也是这样的，不同的是总结的内容可能不是数值而是改善专案达成的状况。本周计划基于上周的绩效完成情况、改善工作完成情况及本周的现实情况设定新一周绩效指标和改善计划，周而复始形成一个科学的业绩改善闭环。所以，全员每天都在进行本质改善，这周改善专案做完了并不意味着结束，在下周要总结本周的改善是否执行到位，分析哪里做得好且对下周的数据指标有哪些支撑。好的地方总结下来变成标准让其他执行人学习和延续；不好的地方再继续改善，这样就真正实现了全员持续每天进行本质改善的最终目的，真正实现院长通过一张表管控口腔门诊的目的。
　　一、“即身而道在”
尼采宣称：“一切从身体开始”，梅洛—庞蒂提出：“世界的问题，可以始于身体的问题”。这一西方后现代主义“身体哲学”转向不仅是对西方传统的思辨哲学的根本的纠拨，亦为我们真正切入中国古代哲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易言之，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也与那些业已“对根的遗忘”的晚出的中国哲学（如“理学”、“心学”）相异，原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旗帜鲜明的“身体性”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的“身体性”而非“意识性”首先表现在，中国古代哲人的“问题意识”最初并非源自对世界本质的“惊奇”，而是源自对人身处境的“忧患”。《易传》言：“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司马迁亦云：“文王拘而演周易。”也正是这种对人身体自身的“囚徒困境”的切身关怀，激发和唤醒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人自身出路的苦苦的求索和探讨。而在中国古代哲学词典中，这种为之求索和探讨的出路也就是有别于西方式的“理”的那种所谓的中国式的“道”。　　其实，中国古代哲学的身体性不仅表现在中国哲人一开始就把自己的问题反躬和聚焦于人自身的身体，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哲人还在人类哲学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明确宣布“即身而道在”（王夫之《尚书引义卷四》），即坚持道体现在人自身的身体之中，该身体本身就是道。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先从作为中国哲学的滥觞的古老的《易经》中的道的概念谈起。　　在《易经》中，形上之道即其所谓的“太极”。“太极”的“太”字为“大”字的引申义，故《广雅·释诂》称：“太，大也”。而“大”字按许慎《说文》，其为象形字，即像直立的首、手、足皆具的人的身体形状。这一字形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的甲骨文还是在后来的铜器铭文中都得到了有力的印证1。因此，该词源学的考查表明，在中国古人心目中，形上之太极也即形下之人身。而要理解这一“依形躯起念”、这一“下学可以上达”其中的吊诡，就不能不涉及中国古人对“身体”概念的独特理解，以及我们称之为的一种所谓的中国式的“身体现象学”理论。　　中国古代“身体”概念的独特性在于，与西方人那种作为物理对象的躯体的身体（body）不同，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身体之身除作为物理对象的躯体外，还兼有突出的“亲自”、“亲身”和“亲自体验”的涵义（如《韩非子·五蠹》：“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如《后汉书·赵憙传》：“因以泥涂仲伯妇面，载以鹿车，身自推之”）。这意味着，在中国古人心目中，在世界万事万物中，身体乃一种人最直接地把握的对象，身体乃一种前理论的、前客观的物体，身体乃一种最为亲切体己的东西。就此而言，身体即为“亲身”，正如在现象学中在即为“亲在”。　　因此，在这里，我们毋宁说已看到了中国古人对身体的一种现象学式的还原。经此还原，一方面，身体由一种异己的存在回到了本已的存在。故在中国古汉语中“身”即人称代词“我”的别称（郭沫若曰：“《尔雅·释言》：‘身，我也’”2）；另一方面，这种还原又不复有抽象和蹈空之虞，同时保持着现象充盈丰满而不牺牲身体的外部具体体现。因此，中国古代的身体概念的推出本身就代表了对人类哲学史上的种种二元论学说的克服和消解，它把诸如人与物、内在与外在、本我与非我、主观与客观、本体和显体等等对立二项经由一种亲身性的身体真正融为一体。而宋儒张载所谓的“我体物未尝遗，物体我知其不遗也”（《张子正蒙·诚明》）的论断，以及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宣称的身体既是显现的主体，又是被显现的对象的思想，其实都可视为是对这一一元论身体性状的揭明。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哲学之所以坚持身体为一身体主体与身体客体合一的现象学整体，其故端在于，正如在现象学中现象学家把现象看作是本体向显体的生成活动、生成过程一样，在中国哲学中哲学家亦以“生”训“身”3，把身体看作是身体主体之于身体客体的生成活动、生成过程，此即由孟子率先提出后为王夫之大力阐明的从“性”到“形”的所谓“践形”。这样，正如在现象学中对象实体已消解在意识活动中一样，在中国哲学中身体实体亦“销所归能”，身体实质上已不再是实实在在的物体而是借用显体地成为一种“无方无体”的身体行为、身体活动。而在中国古汉语中，“身体”即为“力行”，无论是身体的“身”字，还是身体的“体”字，都兼有行动和践履的动词涵义即其佐证。如《孟子·尽心上》：“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如《淮南子·缪称训》：“身君子之言，信也”，再如《荀子·修身》：“笃志而体，君子也”，以及《淮南子·汜论训》：“故圣人以身体之”。无独有偶的是，这种对身体的行为主义理解几乎与梅洛-庞蒂之于身体的理解如出一辙，因为梅氏坚持身体体验乃发轫于身体行为，此外还明确宣布：“所谓整个身体，是已经走过的全部道路，已经形成了全部能力”。4　　这也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所谓的“潜在的身体”，或按古汉语的说法，以“孕”训“身”的身体（在古汉语中，“身”通“孕”，如《诗经·大雅·大明》：“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这种身体的潜在性不仅是指“身体生存至少建立了在世界上真正呈现的可能性，缔结了我们和世界的第一个条约”5也即身体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在世存在的真正的和原初的可能性，而且还指这种可能性不是一蹴而就的完成式而始终是进行式的，其指向了一种无限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身体之为身体，不在于其作为一种既定的器官的总和，而在于其乃为一种梅洛—庞蒂所谓的“可能活动的系统”，也即其乃为经由行为而不断地向世界开显和生成的一种生生不已的活动。因此，也是基于这样一种无限可能的生命活动，在中国古代哲学里身体已不再被局限于人的七尺血肉之躯，而是以“动与万物共见”的方式向无尽无穷的大千世界开放，乃至于“人身虽小，暗合天地”，整个宇宙都被视为该身体的生动的体现和化身。而《易经》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一永远“未济”的宇宙图式，不正是对这一无限的生命运动的展示和说明吗?　　显而易见，这一区别于实体主义的“肉身”的行为主义的“宇宙身”的理念，既是一种身体观又是一种宇宙论。故“《大易》不言有无”（张载语），中国古代宇宙论从来就不是什么“存有论”的（无论是把这种“存有”视为“物质”还是“意识”），而是一开始就是一种“身体论”的，它是一种根身的宇宙论，或毋宁更准确地说，乃一种根身的生态学。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哲学里其终极性思考始终与身体性思考难舍难分地纠缠在一起，有关所谓“安身”、“守身”、“贵身”、“返身”、“修身”的问题的解决永远是古之贤哲的第一等事，而对执迷于“身体之物”的那种所谓“以身为殉”的原始焦虑始终使其忧心忡忡。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唯有在中国哲学里“世道”才无异于“医术”，孙思邈言“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大医”，古人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人们看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尼采所谓的哲学就是医学或生理学这一在西人眼里惊世骇俗之论，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却了无新意，因为其早已被中国古人目为不言而喻的自明之理。　　因此，这种作为根身生态学的宇宙论理论也使一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生活世界”成为可能。这一世界的生活宗旨在中国古老的《易经》学说里得到了深刻而完整的说明。在《易经》中，世间万物不过是人身借以利用安身的器具，吉凶悔吝则体现了人身从事价值取舍的目的，而进退屈伸实际上乃为人身付诸行为抉择的策略。故《易经》的宇宙论与传统西方的宇宙论截然异趣，它与其说是一种以人的眼光为视角的宇宙是什么的学说，不如说是一种以人的身体为坐标的生命如何可能的学说。同时，由于把生命如何可能的问题最终诉诸和落实于行为抉择策略的“如何作”，它使《易经》已不再拘泥于一种不无客观生命理论而成为一门天人相趣的生命之“行为艺术”。相形之下，那些现代西方新近出炉的种种不无时髦的“生命哲学”和“生活世界哲学”，由于其依然或多或少地胶柱鼓瑟于“是什么”的问题，由于其始终未脱“解释世界”的孑遗而不能不为之黯然失色。
11.阶段性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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