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在他的第一本有关管理的著作——《公司的概念》的序言中，写了一个关于中国的寓言：一个西方的年轻人雄心勃勃要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他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这个话题的文献，然后决定不远万里亲赴中国。他到中国的第一天，就受到了中国人的热情款待。到了晚上，他兴奋不已辗转难眠。于是，这个年轻人干脆揽衣推枕，秉烛夜书。到第二天东方发白之际，年轻人已经拟就了提纲，所有的细微之处皆已成竹在胸，唯一欠缺的只是几个无关紧要的数据。年轻人觉得大功将成，便上床睡觉了。谁料转眼之间，青青杨柳已然变成霏霏白雪，当初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已是耄耋老者。然而，那本关于中国的书还没有最后完成，那个昔日的年轻人还在继续寻找那几个无关紧要的数据。

　　德鲁克在他的著作中多次谈到中国，尽管德鲁克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深度远比不上他对日本文化的造诣，尽管德鲁克对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有不确之处，但这些论述中不乏发人深省的智慧和切中肯綮的见解。

　　德鲁克对中国管理思想最早的认识可能来自报阀鲁斯（Henry Luce）。德鲁克在20世纪30年代初到美国时，曾为美国报业巨子鲁斯的《时代》周刊工作过。鲁斯在年轻时曾在北京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鲁斯对中国很有好感，对日本侵华持鄙视的态度。德鲁克谈到，鲁斯领导其报业王国时，对下属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在下属之间挑拨离间，以使自己的地位固若金汤。鲁斯的领导方式与一般美国人很不相同，德鲁克猜测他的手段一定是向中国人学来的274。由于鲁斯的影响，再加上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德鲁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还曾经专门抽出一段时间来研究儒学，以及道教、佛教和禅宗，了解它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管理热潮席卷全球，可惜这股热潮未能影响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德鲁克预言：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遇到的最大问题将是管理和管理人员的问题275。的确，如德鲁克所预言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掀起了迟到的管理热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德鲁克讨论了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挑战，建议美国对中国采取积极的贸易政策，对华贸易应该以服务贸易而不是以商品贸易为中心。因为中国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将迫使它发展制造业，所有能够在中国生产的商品都会在中国生产而不会进口。而在服务领域，如高等教育、医疗卫生、通信信息、金融保险以及港口运输等美国有优势的产业，中国存在着巨大的需求。因此，美国对中国出口战略的重点应该放在这些产业领域276。诚如德鲁克所言，今天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工厂，服务贸易领域也正越来越开放。

德鲁克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来过一次中国，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还是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可惜此时他年事已高，不可能如当年研究日本一样仔细了解中国的情况了。

　　　德鲁克看到中国人正在发展出一套完全不同的管理风格和结构，尽管他不能预言中国式管理将是什么模样，但他相信东方式管理一定有近似的内涵。德鲁克认为，如果日本人的秘诀在于将现代企业经营得像家族企业，那么中国人的秘诀可以说是将家族企业经营得像现代企业。2001年，北京光华德鲁克研究会成立，德鲁克为研究会撰写了开幕词，“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的人才能建设中国，因此，快速培养并使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迅速成长起来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需求，也是中国的最大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