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汲取历史智慧，已有无数学人写出无数文章，同时也有大量实践者得出的大量心得体会。笔者把这方面的行为归纳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方法和技巧的模仿

这是最粗浅的层次，同时也是最常见的层次。在业余读史者中占的比例极大，在学者中也有不少数量。这个层次的基本方式是：了解某一历史事件或者某一历史片段，深有感触，大受启发，进而模仿、改进、变通，把古人的做事技巧用在当下。例如，

​ 看到张良暗劝刘邦答应韩信要求的齐王之封，从中学得如何对待功高震主者的权谋666；

​ 看到王翦出兵楚国时向秦王不断讨赏，从中学得如何自保的窍门667；

​ 看到曹操烧毁部属与袁绍暗中勾结的信件，从中学得如何稳定人心的法术668；

​ 看到徐阶参倒严嵩的奏章文字，从中学得如何揣测上司心理的技巧669；

​ 乃至看到高士奇用金豆子向康熙身边的近侍买通消息的做法，从中学得不择手段谋求上位的卑劣670。

凡此种种，正史野史中都可随手拈来。非专业人士读史，往往偏爱这种读法。不如此读，则觉得无所裨益。学术界尽管有些人认为这种研究层次较低，但有不少人依然乐此不疲。当今的许多史鉴文章，十有六七在这一层次。

在方法和技巧层次上读史用史，乃至展开相关研究，所能收到的效果就是以史书记载的间接经验弥补自己直接经验之不足，丰富自己的感性认知。在这一层次汲取历史智慧，有利有弊，但积极效用有限，说到底，这种学习是一种山寨式学习，充其量是前人方法技巧层次的再现。

最好的情况，是把曾经在历史上产生过“四两拨千斤”作用的技巧，转化为当今借力打力的支点。做得好，可化腐朽为神奇；做得不好，有可能化神奇为腐朽。

对业余读者来说，在起点低、积累少、技能缺、办法无的情况下，这种直接追求方法之用的读史是有效的，但要警惕沉迷其中。凡是权谋式的东西，往往见效快，却有可能是辟邪剑法。单纯从技术角度看，所谓削藩之术、兵法应用，乃至重走长征路、开展整风运动种种举措，均有可能落入这种窠臼。对学术界来说，这种层次在普及相关知识上具有积极意义，但很难进入高阶。

第二个层次：寻求历史借鉴，即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人们需要镜子，是要观察自己的映像，读史求鉴需要把自己置于相对“无知”状态，以历史为自身参照，所求不是“用”而是“鉴”。求“鉴”和求“用”相比，相同之处在于都是汲取历史经验，不同之处在于经验的厚度有别。求用是寻求操作型经验，而求鉴是寻求趋势型经验。以史为鉴，要比单纯学习方法技巧高一层次。古今读史研史，多追求史鉴层次的效用。

方法之用是单一性的，而经验之鉴是复合性的。在方法层次上，只要看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做法就可以拿来；而在经验层次上，没有积累就不成其为镜鉴。就本质而言，历史说到底不过是人类的经验积累。要取得经验之鉴，就需要有一定积累。如秦隋何以短促，汉唐何以长久，不是一时一事所决定的，而是多种历史因素的复合作用。从单一事件和偶然言行中，难以总结出概率性经验来。由此可见，以史为鉴，需要“长时段”和“大数据”。所谓长时段，是年鉴学派提出的概念，他们主张放弃传统史学中对标志性事件的探寻，而从社会生活的发展演变中观察人类进程671。所谓大数据，是互联网普及带来的概念，正好可以与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对应672。

恩格斯曾经把历史发展比喻为“力的平行四边形”，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673

历史之鉴，就是借助史书观察发现历史上的各种力量之交错作用和脉络走向，在多个甚至无数平行四边形的复合之中看到趋势。如果说，读史求用相当于解应用题，那么，读史求鉴就相当于云计算。在经验之鉴中，人们可以得到真正的提高。在当下的史学文章中，这一层次大约占十之二三。而在传统史学中，这类著作占的比例较大674。古代对史学的重视，多立足于这种求鉴心理。

真正求得历史之鉴，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介入式的换位思考（即陈寅恪所言“同情”），二是排除公式化的成见。在这两个条件下，不断积累对历史的认知，其镜鉴效果的质量会越来越高。读史求鉴，需要警惕的是化约了的概念对长时段的直线化，以及有色眼镜的偏见对大数据的过滤。一旦对长时段不耐烦，就可能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手里拿个锤子，则眼中所见都是钉子。没有长时段，历史镜面会模糊；过滤大数据，历史镜面会扭曲。现代中国史学在这一层次上，受简化的“社会发展史”和“五阶段”公式的影响，历史思维简单化的倾向比较严重；受“以论带史”的方法影响，过滤史料的偏差也较为多见675。在极端情况下，史鉴变成影射，其中的教训值得人们警惕。

第三个层次：提高理性认知水平

承认历史的复杂，扔掉手里的锤子，不再把史料看作可以任意敲打的钉子，需要理性思考。这种理性思考，首先是情境模拟还原，其次是逻辑辨误。经验之鉴是知其然，理性之思是知其所以然。读史研史到这个地步，就已经进入了高阶。

例如，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婚姻少不了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对此，现代人向来认为这是封建礼教扼杀自由恋爱的历史糟粕。然而，通过反思，仅仅从婚龄看，古代的早婚习俗，导致订婚乃至结婚的青少年心智并不成熟。让十几岁未成年的小孩自主决定婚姻大事，显然不当。由古代婚龄的辨析再加上逻辑推论，就可以看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某种历史合理性676。再如民国的张勋复辟，段祺瑞率领讨逆军同张勋的辫子军作战，英国记者莫理循看到打仗的双方士兵对天开枪，断言北洋士兵不懂“弹道学”677。有的学者以莫理循的现场报道为据，批评北洋军队没有进行过射击瞄准训练。但如果推究情理，就会发现，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今天打仗明天和解的大有人在，即便开仗，双方本来是弟兄，各自手下有分寸。段祺瑞讨逆，不过是要回北京重掌权柄而已，只要驱逐张勋离京就足矣，无须置其于死地。所以，是北洋士兵没学过瞄准，还是做出打仗样子给别人看，恐怕后者的可能更大678。一旦展开这种反思，就可认知史事的内含机理和外显路数。

进行这样的理性之思，实际上是要给史书记载的历史事件给出合理解释。同时，也能使读者更好地体会某些学术见解。例如，很多人对古代选拔官员的论资排辈不以为然，然而，也有学者有不同看法。唐代吏部尚书裴光庭，在提拔官员中制定“循资格”。《新唐书·选举志》对其有严厉批评，称其“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得铨授，限年蹑级，不得逾越”。但当代的岑仲勉教授则认为，“循资格”对开元盛世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他的解释是：

“政治不走上轨道则已，如其走上轨道，则泛滥之破格，实不可以经久。盖偶然破格，固任何时代所不免，而一般循资，则为任何时代所不能打破。更析言之，政务上之破格，有时或收效甚宏，常务而破格，势必引生不良之后果。在封建时代，人人得躐阶而进，更无异于奖励钻营。”679

沿着岑仲勉的思路，考察从武周的不次提拔到玄宗的政策调整，可以对唐代“循资格”给出更合理的解释。对大量的历史记载，配以理性之思，可以增进人的悟性。

理性之思已经达到读史的高端，但依然要警惕，如果这种理性之思不以经验为依据，而是单纯依赖理性推论，很有可能产生理性的自负。所以，没有历史积淀的哲思，依然有可能进入迷途。看到某条史料（如段祺瑞讨逆军朝天放枪），给出理性的推论解释（断言这些军人没学过瞄准），而不从更多的经验角度加以验证（尤其是黑天鹅、鸭嘴兽式的验证），就很有可能沉迷于自得之见，盲目相信理性的正确。哈耶克对此有深刻的批判680。反过来，没有理性之思，沉迷于经验之中，哪怕经验再丰富，也无法升华到新的境界。据说，罗素曾经讽刺归纳主义者说，火鸡永远不能从主人喂食的经验归纳中认识到将被宰杀的命运681。话虽刻薄，但道理不假。因此，反思要超越经验。但离开了经验，就很有可能把反思建立在没有地基的空中楼阁上。可见，理性之思最怕“跳出”历史。把历史哲学化，是理性之思取得进展的标志，也是理性之思步入迷途的标志。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哲思，后者则会产生出排斥史实的“原理”。

第四个层次：增进人类的智慧

人的智慧有两种：一种是从实践中试错而来的智慧，另一种是从概念中推论而来的智慧。

读史形成的智慧有根，概念推出的智慧无根。当人们从大量历史事实中总结出趋势时，这种推理是有根的；当人们从概念中推论出“规律”时，这种规律是无根的682。除非这种规律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进行实验（即生根），而社会科学中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和复合性，导致很难进行自然科学式的可控实验。因此，认知社会的历史方法，与认知自然的实验方法，本质是相通的。当人们读史读到提升智慧时，就进入了读史研史的最高境界。

读史研史到这一层次，就像武侠小说中虚构的少林寺读遍藏经阁的扫地僧。此时所得到的历史智慧，不再是见招拆招的具体招式，也不再是行走江湖的经验积累，而是对武学本质的一种领悟。达到这一层次的人，不论是身在学术界的研究者，还是身在其他行业的史学票友，都有成为大家的可能，甚至会修炼出一代宗师（有些票友，其水平甚至可能超过科班）。此时的读史所得，就不再限于对具体史实的掌握，而能养成洞察古今的慧眼。

需要指出，即便扎下了智慧之根，依然不可能修炼成百病不侵之身。进入这一境界的读史研史者，还需要防范“心魔”。一旦受“心魔”支配，扫地僧也会走火入魔。所谓“心魔”就是试图找到终极真理683。如果坚持历史发展的试错性，就不会承认终极真理，只承认可被验证的假说。而如果坚持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就很有可能最终走向排斥试错的终极真理。波普尔提出的“证伪”理论，在史学研究中具重要意义。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终极真理的心魔有独到的批判，可资当今读史研史者参考684。

在上述四个层次中，一、二层次较为多见，第三层次较为稀缺，第四层次虽然不是凤毛麟角，却极少见到。能够得到专业共同体长期推崇的极少数大师级人物，在他们潜心研究的某些领域，可以给世人展示出这一层次的智慧丰采。需要指出，这种达到第四层次的人物，不仅在学术界有，而且在实业界也有。正如管理学的权威不仅有专门从事学术的西蒙、马奇等人，而且包括实业界的斯隆、松下幸之助等人。以中国近现代史学而言，学术界如王国维、陈寅恪，实业界如张謇、王云五，都属于这样的大家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