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非暴力抵抗者不是入狱就是被遣返出境。虽然斗争时而平静，时而激烈，但双方都多少有些式微。政府意识到把抵抗者送进监狱无济于事，把他们遣返回国只会让自己难堪。有些案件闹到法庭上，政府甚至还败诉了。而印侨这边也因非暴力抵抗者人数不足，无力继续奋勇斗争。有的印侨厌倦了争斗，有的则彻底沦为失败主义者，反把那些坚定的非暴力抵抗者视为傻子。但那些“傻子”们知道自己是对的，他们对神，对自己的事业，对自己所采取的手段的正义性充满信心。他们坚信真理至上，真理必胜。

与此同时，南非的政局也是风起云涌。为提升自身地位，布尔人和英国人全都急着让南非各殖民地组成一个联邦。（P.347）赫尔佐格将军坚持与英国划清界限，而其他布尔人却希望和大英帝国保持名义上的关系。英国人是绝不会同意殖民地从帝国彻底分裂出去，殖民地要获得更高的地位必须经由英国议会同意。于是南非的布尔人和英国人分别决定派代表团赴英，向英国内阁说明自己的情况。

印侨意识到，如果南非殖民地组成联邦，自己的处境会愈发艰难。各殖民地一直都想压制印度人，有鉴于此，联邦组成后，反印倾向只会变得更强。为了尝试一切办法，印侨决定再度派遣代表团赴英游说，哪怕自己的微弱之声会被英布的虎啸狮吼淹没也要振臂高呼。这次指定与我同行的是祖籍波尔班达的麦孟绅士哈吉·哈比伯先生。这位先生在德兰士瓦经商多年，见多识广。虽然他没受过英文教育，但英语很好，还会说荷兰语、祖鲁语等几门外语。他虽很同情非暴力抵抗运动，（P.348）但自觉还算不上一名真正的非暴力抵抗者。1909年6月23日，我们搭乘肯尼勒沃斯堡号轮船（s. s. Kenilworth Castle）前往英国。南非著名资深政治家麦瑞曼先生145刚好与我们同船，此行他是为促成殖民地统一。史沫兹将军及其他人早已到达英国。纳塔尔殖民地的印侨为了申诉自己的冤屈刚好也派了一个代表团赴英。

时任殖民地大臣为克鲁勋爵146，印度大臣为莫雷勋爵。我们多方讨论，四处走访，凡是能见到的记者和两院议员都见了。安普菲尔勋爵147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因为他过去常常与麦瑞曼先生、博塔将军及其他人见面，所以他终于从将军那儿给我捎来一个口信。他告诉我：“博塔将军理解你们在此事上的感受，所以也愿意满足你们的一些小要求。但他不会废除《亚裔人员法》，也不会修订《移民限制法》。他也不同意废除当地现行歧视有色人种的法律。对将军而言，保留肤色区分是个原则性问题，而且就算他想打破这一点，（P.349）南非的欧洲人也绝不会听他的。史沫兹将军和博塔将军意见一致。这就是他们最终的决定和让步。如果你们还有更多要求，那只会给自己、给你们的人民带来更多麻烦。所以，无论你们怎么做，都请先好好考虑一下布尔领导人这个态度。博塔将军就叫我向您转告这些话，让您清楚自己的责任。”

传完口信后，安普菲尔勋爵又说道：“您也看到了，博塔将军都答应了你们全部的实际要求。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有所得就必有所付出，不可能事事如愿以偿。所以我强烈建议您还是接受将军开出的条件。您要想为原则而战，可以延后再说嘛。您和哈比伯先生好好想想，方便的时候就给我一个答复。”

听完这一番话，我看了看哈吉·哈比伯先生。他说：“请带我转告博塔将军，我代表怀柔派接受他的提议。如果他能做出这些让步，我们暂可知足而退，等以后再为原则性问题继续斗争。我不想侨民再继续遭罪了。我能代表大多数侨民的意见，而且这些人也掌握着大部分的财富。”

我逐字逐句地翻译哈比伯先生的原话，然后代表非暴力抵抗派对勋爵说：（P.350）“您如此费心斡旋，我们二人都感激不尽。我这位同事说得不错，他代表的是人数和财富都占大多数的侨民。我代表的是较穷的印度侨民，而且人数较少，但他们全都宁死不屈。他们抗争为的不仅是改善生活，也是为了捍卫原则。如果二者不可兼得，他们宁愿放弃前者，也要坚持原则。尽管我们都领教过博塔将军的本事，但我们更珍视自己立下的誓言，为此我们勇于直面最惨淡的结局。我们会耐心隐忍，只要信守我们以神之名立下的庄重誓言，理想一定会实现。”

“您的立场我能理解。您已经帮了我们很多忙了。如果您不再支持少数派的非暴力抵抗者，我们不会介怀。我们不会忘记您对我们的大恩大德。但我们无法听从您的忠告，还请您见谅。当然，您可以让博塔将军知道哈比伯先生和我对他的提议是什么态度，但也请转告他，非暴力抵抗者虽是少数派，但我们会坚守誓言，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吃的苦能让将军心软，让他废除《亚裔人员法》。”（P.351）

安普菲尔勋爵回答我说：

“千万别以为我会不理你们。你们讲原则，我也要有绅士风度啊。为了风度，真正的英式绅士愿意随时放下手头一切事。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用的手段也很纯洁。我怎么可能对你们弃之不理呢？不过，您也看得到，我的处境很微妙。如果要遭罪，也只能让你们独自承受。我是于心不忍才建议你们接受眼下达成的解决方案。但是如果你们就算遭罪也还要为了原则继续吃苦，那么我非但不会阻止，反而还要祝贺你们。所以我会继续担任贵委员会会长一职，继续尽力帮助你们。只是你们要记得，在贵族院我人微言轻，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不过你们尽可放心，就算没什么影响力，我也会继续为你们争取。”

听了勋爵这番鼓励的话，我们两人都很高兴。

读者一定也已从这次会面中看出一个令人感到欣慰的现象。正如我所说的，哈吉·哈比伯先生和我的观点不同，尽管如此，因为彼此深厚的友情和相互信任，哈比伯先生毫不犹豫地让我替他转达自己的不同政见。（P.352）他相信我会如实向安普菲尔勋爵说明他那边的情况。

最后，我将以一段与主题不太相关的话来结束本章。访英期间，我曾有缘与多位印度无政府主义者交谈。他们的观点和南非部分印侨相仿。为了回应这些观点，我于1909年11月在搭乘齐尔朵南堡号（s. s. Kildonan Castle）返回南非途中，写成《印度自治》这本小册子，148其后全文在《印度舆论》刊登。动笔前，我曾和安普菲尔勋爵讨论自己在书中的主要观点，以免他认为我利用他的大名以及他对我在南非事业的支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那次与勋爵的长谈令我至今难忘。尽管他家里有人生病，仍挤出时间见我；尽管他并不赞同我在书中的观点，却仍始终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斗争。我与勋爵的关系一直和睦融洽。（P.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