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入狱者中有一位生意人，人称“伊曼大人”（Imam Saheb），本名是伊曼·阿卜杜勒·卡达尔·巴瓦兹（Imam Abdul Kadar Bavazir）。他因无证经营于1908年7月21日被判处以四天苦役监禁。伊曼大人身体羸弱不堪，所以当他说自己也要争取入狱时，大家都笑死了。有些人跑来叫我别让他去，生怕他会给侨团的脸上抹黑。我对这些劝阻置若罔闻，因为我无从判断伊曼大人有多坚强或有多脆弱。这位大人从未打着赤脚走路，喜欢各种享受，他的马来妻子把家收拾得舒舒服服的，而他自己出门都是坐马车。这些都是事实，但谁又能知道他的内心有多强大呢？伊曼大人刑满获释后，又再次入狱，在狱中是名模范犯人，干完苦役后牢饭照吃不误。在家他是日日珍馐佳肴，在牢里就吃些玉米粥，却还感谢神赐。可他非但未被击垮，生活反而变得简朴起来。在狱中，他砸石头，打扫卫生，和其他犯人一起列队。后来到了凤凰村，他负责打水，（P.334）甚至帮着报社排字，——在凤凰村的真理静修院人人都要学会排字，伊曼大人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练好的。现在他在印度为国尽力。

不过在狱中脱胎换骨的不止伊曼大人一个，心灵得到净化的还有很多人。

纳塔尔第二代印侨约瑟夫·罗耶鹏（Joseph Royeppen）是名律师，剑桥大学毕业。虽然父母原来都是契约劳工，但他本人过的全是欧式生活。他从不赤足，哪怕是在自己家里，而从不光脚走路的伊曼大人在祈祷前还是会洗脚，然后赤足祷告。罗耶鹏丢下法律书籍，拿起菜篮子，当街无证买菜，被抓了起来。他也被判入狱。“难道我得坐三等车厢去监狱吗？”他问我。“如果你坐头等或二等车厢，我还怎么要求其他人坐三等车呢？监狱里谁认得你是位律师呢？”我答道，罗耶鹏听了就再无怨言。

很多十六岁大的少年也入狱了，其中有个叫莫罕拉尔·曼吉·葛兰尼（Mohanlal Manji Ghelani）的孩子才十四岁。

监狱看守用尽了一切手段来整印度人，但你让他们去扫垃圾吧，他们脸上都挂着笑；让他们去砸石头吧，（P.335）他们却边念叨“安拉”或“罗摩”的名字边砸。他们还被派去挖池子，在石头地里就靠把十字镐一下下地挖。大伙儿的手都长出老茧，有的实在受不了劳动强度昏倒在地。不过没有人挨过打。

大家可千万不要认为，监狱里就没有猜忌，没人争吵。光是食物就会让犯人总是争个不休。不过我们成功地避免开内讧，甚至没人为口吃的与人吵架。

当时我也再度被捕。在沃克斯鲁斯特监狱印度囚犯人数一度高达七十五人。我们自己做吃的。因为大家只服我给各人分配的伙食量，结果我成了厨子。我煮的粥半生不熟，又没放糖，多亏伙伴们对我的爱护，大家居然都吃得毫无怨言。

政府以为把我和其他犯人分开，或许我们就都会服管。于是他们把我送到比勒陀利亚监狱，单独关进专门收押危险犯人的禁闭室。每天我只有两次放风时间，而且不像在沃克斯鲁斯特监狱，比勒陀利亚监狱不给印度犯人酥油。不过在此我并不打算描述我们所受的牢狱之苦，我另外写过自己在南非坐牢的经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P.336）

饶是如此，我们无人屈服。政府进退两难：到底还要把多少印度人关进监狱啊？人关多了，就意味着要花更多钱。于是政府开始绞尽脑汁另谋手段处理眼下的问题。（P.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