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大象安静地和我们在同一个房间里，我们却对它视而不见。就像当年的资本主义。

自古以来，资本主义一直在我们身边，它强调私人拥有资本并掌握收益分配权。不过千年以降，无论是手工业者还是各类商贩，始终在各国社会的底层徘徊，私有资本对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直到16世纪末，“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特有的经济体被发明，它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使得资本主义用300年的时间迅速征服了世界。数百年来，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以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社会被大多数人认可。人类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都不是凭空而来或亘古存在的，现代社会中的各类制度，其前提都必须充分适应私有产权及充分鼓励私人投资。

自古以来，知识（对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认知）就伴随着我们。无论是古希腊的智者们还是中国春秋诸子，他们都认为知识代表着人的道德和对世界的探索——苏格拉底（Socrates）和柏拉图（Plato）更加关注外部世界和精神智慧；孔子更加关注道德和社会伦理；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强调知识是逻辑、语法和修辞，他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些智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认为“知识”是一种和“技能”相对的东西，它有关人的思想、道德和教养，但却不能拿来直接用于现实生产和生活。知识是洛克（John Locke）的“主权在民”，是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甚至是李贺的“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从原始社会一直到近代，知识的最大应用是解决了东西方精英政治中的精英认证问题。尤其是东方的科举制度，成功解决了精英政治中的阶层固化问题。

14世纪到16世纪，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艺术的传播、以及稍后印刷术的发展（谷登堡印刷术）推动了知识在欧洲的传播，这直接导致了文艺复兴和其后资本主义的大行其道；16世纪到20世纪初叶，知识在企业的推动下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哲学上的“存在”107直接转变成了经济资源和生产资料——知识应用于工具和生产，带来了机械设备和工具的大规模推广；知识应用于工作研究，带来了科学管理思想和实践。社会生产力因知识的应用得到前所的未有大发展，人类的生活因此而改变，这种改变在里德利（Matt Ridley）的《理性乐观派》中有着精彩描述。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分工进一步细化、生产率不断提升，各行业都开始对细分技能的“方法学”产生巨大需求，“专业知识”越来越重要，“科学”由此产生！古代的匠人，无论是石匠、猎户、木工、瓦匠还是卖油翁，都需要经验和技能，但这些经验和技能难以进行规模性地学习和教授。现代科学则是分科之学，它把知识分为许许多多“学科”，这些“学科”与传统的“技能”相对应，并将“技能”转化为可以通过系统教育方式高效传播的“方法学”。比如与瓷器烧制相关的学科就有物理学、化学、机械制造、电子工程学、管理学，等等。

普鲁士皇帝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和学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据此重新改革了普鲁士的义务教育制度，使普鲁士国力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提升并得以剑挑群雄，德意志地区由分裂走向统一。普法战争结束后，普鲁士元帅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说：“普鲁士的胜利，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已经奠定了”。西方社会由此开始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普遍推行普鲁士教育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又一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互联网使得人类知识传播速度和广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任何人都可以从网络上搜寻到所需要的大部分知识。这导致“专业知识”开始超越了土地、资金和劳动力，成为最关键、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资料，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劳动力是第一生产资料；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是第一生产资料；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有知识的人）成为了第一生产资料。历史在不可逆地单向发展。

农业经济增长本质取决于可开垦土地和劳动力的增加值；工业经济增长的本质取决于新增资本的投入，即资金、土地、劳动力和技术资源的投入，用“大规模生产”、“新市场开拓”等方式取得超额利润；知识经济更进一步，它将知识应用于“知识本身”，用系统的方法（知识）找出应用现有知识的最佳方法，用“营销”和“创新”取得超额利润。举例为证，美国零售商塔吉特（Target）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地预测出它的女性客户中哪些人怀孕了，甚至比准妈妈们更早知道她们的孕情，从而用精准营销的方式推出更加适合的商品和服务（孕期商品以及婴儿床等）。

今天，知识和知识工作者已经成为绝大多数行业中的第一生产力。中国彩色电视机的产量已占到全球60%以上，但利润的90%被国外厂商攫取，其原因就是知识凝结物——专利并不归属于我们。此外，某些行业的产出品直接就是知识凝结物，比如制药行业，无论是药片、胶囊还是针剂实际上都是知识的外在包装——它实际上销售的是人类对疾病认知和应对的知识——未来随着3D打印和相关技术的演进，越来越多的行业不再需要产品制造输出，企业直接输出知识凝结物即可。十年前开始的互联网+产业狂欢，大量风口企业尚在亏损中甚至在没有销售数据的情况下就被投资商疯狂追捧，从市盈率到市梦率，资本追逐的不是土地、劳工和垄断资源，而是对这个世界的新认知。据世界银行的相关报告指出，发达国家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产值已超过GDP的50%，知识工作者阶层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

有很多科幻小说、电影乃至经济社会理论对未来进行预测和描述——包括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电子技术时代”、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以及媒体口中的互联网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这些说法各有道理，但基本无用，因为我们无法去描述和预测未来会怎样，我们只能把握现在并顺应大势（虽然我们热衷于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但事实证明，我们对未来的猜想只有极少的部分靠谱）。按托夫勒自己的说法，以上预测未来的命题没有一个是合适的；而公认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则明确表示自己绝不是未来学家，给不出未来的答案，他只是喜欢研究大家在做什么以及努力阐述如果这么做的话结果会发生什么。

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找出房间里那头大象，即那些已经发生并且将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并以此为依据来决定我们今天应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

试举几条会对未来会产生重大影响，并与本书主题相关的事件：

-​ 劳动力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农业从业人口比例急剧下降，以及工业蓝领人口比例逐渐萎缩，“自带生产资料”的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服务领域的“蓝领”）人口快速上升，详实数据难以统计，不过就公开数据推测，发达国家知识工作者加服务工作者的占比应该已经达到就业人口的70%以上，单独知识工作者的占比已经超过就业人口的1/3。

-​ 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人口结构的变化主要围绕人口的数量和年龄结构。在过去的100年间，人口数量暴增，今天全球人口已经超过78亿人。同时，人口的平均寿命大大延长（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已经到了87岁！），而单身潮和少子化引致的全球老龄化问题，是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情况。

-​ 产业正在围绕知识和信息进行重组

无论是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还是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本质都是从生产制造的角度围绕知识和信息进行产业重组。相对于生产制造业，服务业重组的速度更快。淘宝、微商、物流、直播带货以及手机上层出不穷的APP都在深度重组整体产业链并改变我们的生活。

-​ 全球知识和信息查询、存储和交换的便捷性大大提高

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信息不对称”实现了经济学意义上的边际突破，极大地降低了商品交易成本。原有社会化生产的组织模式被打破，资本、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要素投入的重要性降低。举个例子，我们在超市里买一斤苹果需要八元人民币，但在互联网上购买同样质量的苹果只需要四元，这是因为超市需要资金投入、土地租赁和劳动力雇佣。互联网让生产者拥有了直面消费者的能力，知识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追逐极致化体验和口碑的“互联网精神”是知识深度应用的一个表征，以知识经济为依托的商品买卖头部效应和长尾效应越发明显。

-​ 企业成本的外部化已经极大地损害了我们的世界

300年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曼德维尔（de Mandeville）提出了著名的悖论：“私利邪恶成了公共利益”，意为追求私利的行为反而会促进公共利益的增长。休谟（David Hume）和斯密（Adam Smith）等一批先贤继承了曼德维尔的思想，但却未能看到由此造成的外部性。上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等提出外部不经济的概念，表明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和只关注利益的企业行为会对外部公共利益产生损害。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历史上不曾发生的问题——核战争阴影、环境资源赤字、资源被无止境地消耗、劳动者权益无人管控、恐怖主义四处猖獗、公共安全不堪一击——这些问题绝大多数来源于组织/企业成本的外部化。举个例子，无论是政府开发核能资源、企业私自倾倒污染废水还是“莆田系医院”风波，都极大地损害了公众利益。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仍然建立在以“个人私利邪恶”为基础的大厦之上，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必将没落的原因——没有任何社会能够长期建立在作恶（be evil）的信条之上。欧洲的不少企业已经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例如谷歌多年来秉持“不作恶”的企业准则，但即便如此，最发达的国家也无法解决企业成本外部化这个重大问题。企业是社会的经济器官，300多年来，企业整体成本的外部化已经造成了非常显著的恶果。人类在享受了由企业带来的经济福利，基本减缓了饥饿的威胁并大幅延长了寿命的同时，地球的生态环境已经被不可逆地改变。

-​ 村落/宗族的功能被企业/组织所取代

百年以前，中国人大量时间是在村落中或者祠堂中，和同村、同宗打交道。而现在大量时间是在以企业为主的各类组织中，和没有亲缘关系的陌生人打交道，这是社会结构的绝大变化。中国古圣贤强调“以孝治天下”，强调“修身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是因为村落/宗族负担起了绝大多数社会责任，包括经济、教育、文化、健康、医疗等功能，让社会能安全运转。但工业革命以来，村落/宗族无法再负担起相应社会责任，年轻人不得已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成为组织/企业的一份子——以企业为核心的组织社会已经完全取代了以村落为核心的传统社会。

-​ 知识不稳定造成产业更新速率加快

按照柏拉图（Plato）的说法，“知识是证明了的真的信念”。而被广泛接受的波普尔（Karl Popper）学说则认为，只有能被证伪的知识才是科学，否则就是宗教或伪科学。由于知识的本质就是不断被证伪，不断迭代，因此与技能相比，知识极端不稳定——烧制陶瓷的作坊可以将其传统工艺传承千年，作为其升级版的陶瓷企业，其烧制陶瓷的技术和工艺必须不断更新，否则数年之后（按这个时代的发展速度，该数字不超过两位数）企业就会面临倒闭破产的命运。今天的工匠精神与百年前不同，它要求从业者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知识以跟上时代的脚步，IT产业的工程师对此应该深有感触。这是知识的特性和本质，它直接造成了产业更新速率加快。

-​ 关于企业目标的基本假设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将“为股东挣取利润”作为企业的唯一目标是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诟病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天的企业，尤其是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其他目标的存在，不过由于基本假设带来的巨大惯性，大多数企业管理者依然对此一无所知。

因此，德鲁克（Peter F. Drucker）从他1939年的第一本著作《经济人的终结》开始，就对此大声疾呼，要求企业“成为社会的有效器官，为社会贡献繁荣、为社群贡献和谐和成长、为成员实现自身价值搭建平台”。1954年，德鲁克《管理的实践》出版，其中明确提出了企业目标的八个关键领域。1994年，《基业长青》出版，柯林斯（Jim Collins)）和波拉斯（Jerry Porras）在书中研究了18家全球最优秀的企业，并以德鲁克关于企业本质的假设和事业理论为前提提出了愿景学说，要求企业提出自己的宗旨、使命和愿景，并以此构建企业的目标体系。他们在书中明确指出，“纵观这些高瞻远瞩公司的历史，‘尽量增加股东的财富’或‘追求最大利润’一向不是主要的动力或首要目标。高瞻远瞩公司追求一组目标，赚钱只是目标之一，而且不见得是最重要的目标……但有趣的是，高瞻远瞩公司要比纯粹以盈利为目标的对照公司赚更多钱。”

关于企业目标的基本假设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企业的运作方式、决定了每一个战略或策略的制定、也决定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路径。同时，它甚至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和整体社会的福祉。

房间里的大象默不作声，它存在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身边的一切事物。不过由于路径依赖的强大力量和人类的思维特性，我们中多数人会选择性地视而不见。这是当前社会问题、企业问题和我们每一个人自身问题的根本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