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税史人物，其命运的铺陈与展开，都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里完成的。其中，国体政体则是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注定存在的命运场域。因此，他的人生的成败，命运的兴背，无不受制于这个个人无法选择的大背景。

胜良君在对税史人物的评价中，始终注意了税史人物命运的历史大背景，主要是政体大背景。因此，在臧否税史人物悲与喜的命运时，都令人心存怜悯之意，常怀理解之同情。特别是对税史人物悲剧命运的总根源——皇权专制政体的恶劣性，则明确给予了必要的警觉与关注，认为中国社会的停滞与落后的赋税根源在于——皇权专制赋税制。此类评价，可以说，在对每个税史人物的评价中都能窥其一斑。

“从王亥之死看中国商税宿命”中说：“一部中国商税史，也许就是一部借助‘抑商‘之名幸依商、疑商、役商、夷商、缢商、劓商、刈商之实的血泪史，一部标示一个泱泱大国因为一个个朝代和一个个帝王的村野浅见而一误再误直至沦为他人鱼肉的败家史，一部中国古人在窝里斗的快感和得意后承受自毁长城的尴尬、屈辱和报应的内耗史。”在“汉武帝的税收功过”一章中，则直接向汉王朝的首恶——汉武帝“问责”：“从战国到秦汉，再从两宋到明清，一次次的商业热潮都毁于专制统治下的偏见，使得二千多年的中国一直生活在那种靠天吃饭且生产效率地下的农业背景下，不能不说是逐步落后于世界的一个制度原因。历朝对工商业的恶税体制，自是应该在这个落后的进程中承担一份相当的责任。而这份责任，又确实该从汉武帝算起。”在“包拯的拯救与无能拯救”一章中，同样对税史人物个体命运吊诡无常的制度背景给予了提醒：“尽人事而听天命。包拯之‘拯’，不遗余力；包拯之无能拯救，也自是因为受到包拯和他所在王朝体制的局限性所困而无可奈何。”在“想起了沈万山”一文中的“有感而发”——“在不能给予商民们依法纳税以足够尊重的社会环境下，纳税人即使足额地完纳了税款仍然有‘赎罪’而不是扬眉吐气、意气风发的感觉。而在税务人员眼里，则每个纳税人都因为可能偷逃税款而被视为观念上和潜在的‘犯罪嫌疑人’。”更是明确直陈封建专制赋税制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