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法约尔著作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与法约尔自身的跨界有关。法约尔本人的睿智和洞察，使他自己好像也没有完全搞楚：他是把理论摆在第一位，还是把实用摆在第一位？他是一个现实组织的编纂者，还是一个把组织当作客体的解释者？

法约尔的管理原则，内容相当庞杂，但是绝大部分内容是与组织有关的。因此，就这一点来说，他的管理原则基本上属于组织原则。我们可以看出，法约尔的组织理论只是考察了组织的内在因素，而忽视了组织同周围环境的关系。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当然是个极大的缺陷。但是，这种时代局限是当事人不可能克服的，对此进行批评，不过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聪明。然而，分析论证法约尔思想中的逻辑冲突和认知偏差，则对管理理论的进步意义重大。

对法约尔管理理论的批评，主要来自西蒙。在《管理行为》中，西蒙指出：“目前流行的管理原则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如俗话说的‘福祸不单行’一样，管理原则也总是成对出现。无论对哪个原则来说，几乎都能找到另一个看来同样可信、可接受的对立原则。虽然成对的两个原则会提出两种完全对立的组织建议，可是，管理理论里却没有指明，究竟哪个原则才适用。”（《管理行为》，詹正茂译，机械工业2009年版，第26页）西蒙认为，管理过程学派常说的原则，如专业化、命令统一、管理幅度等，虽然看似简单明了，但内在的逻辑往往存在着矛盾。西蒙点名批评的是古立克，但管理学界一看就明白真正的学术指向是法约尔。

以专业化为例，西蒙指出：“专业化只是说明，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事而已。事实上，由于任何两个人要在同时同地做完全相同的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任何两个人总是在做不同的事。”（同上，第27页）再进一步，专业化本身包括了地区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两种，而具体在实践中究竟应用哪种才能提高效率，这个原则并不能解决问题。以护理工作为例，按地区分派人员去承担当地的一切护理工作，同按职能分派人员承担所有地区的单项护理工作，都是符合专业化原则的，但笼而统之的专业化原则对于这两种方案的选择毫无帮助。所以，这种泛泛的“专业化”原则，在内涵上具有模糊性。命令统一原则与专业化原则在实质上也是不相容的。命令统一意味着多个专业工作会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而专业化又意味着不同职能要分解到不同的领导者那里。所以，西蒙认为，这些所谓的管理原则，实际上不过是描述和诊断管理状况所用的尺度而已，靠它们建立不起真正的管理理论大厦。这种批评，以及对这种批评的反驳和辩护，推动着管理领域学术研究的进展。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法约尔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所以，他没有研究绩效评价问题，也没有提出如何进行绩效评价的方法和程序。他对人事职能的看法与泰罗的看法一样，都是有时代局限的。

对于数学的看法，法约尔既具有深刻的洞察又饱含偏见。他认为数学在管理中用途不大，甚至断言：“长期的个人经验使我懂得，高等数学对管理企业是没有用的，采矿工程师和冶金工程师几乎从来不用它。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高等学校的学生被迫进行漫长无用的数学学习，而同时又有很多必要的东西应该学习却没有学习。”（《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国社科1982年版，第93页）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是有所偏颇的。正是数学工具的发展和应用，出现了管理科学。通过更复杂的统计和数学方法、用更恰当和更经济的量化技术分配稀缺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管理的不精确性。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数学在管理中的运用更加广泛，对管理者的数学知识要求越来越高。运筹学、系统分析、决策科学、数学模型的使用，都要求管理者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对数学知识的运用能力。如果没有相当的高等数学基础，就不可能适应现代管理发展的要求。法约尔自己可能也没想到，正是他看不上的数学，在后来成为他力图建立的理论大厦最得力的工具。不过，法约尔的偏见，又在不断警示人们数对这种工具过度滥用的弊端。

法约尔的真正不足，是他没有研究管理的环境问题。管理植根于经济活动之中，从本质上来讲，管理研究是一种广义的经济研究，它涉及用一种约定的方式生产和分配经济价值，但管理的范围并不限于经济，其活动同时又受社会价值的影响，管理模式的基本投入是人，而产出则用于满足人的需求与愿望。管理人员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都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价值的影响，管理活动同人性假设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在管理决策中，政治环境是极其重要的，贸易和关税政策、对外政策、防务开支、产品管制、反托拉斯法、劳动就业、污染控制、城市问题等，都高度影响并塑造着工商业的目标。而法约尔的所有理论，基本上是着眼于企业内部展开的。之所以存在这一不足，可能同法约尔的公司是煤炭冶金企业有关。煤矿公司只有一种产品，除了简单的洗煤和选煤以外，无需其他处理。在法约尔那个时候，煤炭的用户也很单纯。在19-20世纪之交，采煤的技术虽然变革得相当快——当法约尔开始工作时，炸药还未开始应用，而当他退休时，大家已经在使用机械截煤机了——但采煤过程本身却没有大的改变。这些，都决定了这类公司管理的焦点在企业内部而不是外部。而随着时代推移，这种着眼于企业内部的管理理论，就会表现出局限性。后来发展起来战略研究和管理环境研究，对法约尔理论是必要的补充。

可能与法约尔过分强调管理理论有关，他重视管理理论研究而忽视管理方法研究，在严密地运用科学方法方面，尤其是实证研究方面，法约尔比泰罗的科学管理有所不足。法约尔提出的原则和要素，多是从经验、常识和各种信息积累中推导出来的。法约尔提出理论的基本方法是经验归纳，而经验归纳在总结出天鹅是白色的同时，从来不保证没有黑天鹅。西蒙和法约尔的对垒，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二人在认识论上的根本分歧。归结到哲学上，就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分歧。严格来说，法约尔是经验主义者，而西蒙是理性主义者。如果从互补的角度看，他们的争论可以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思考。西蒙倡扬理性在管理中的作用，不过，他在经验的基础上对理性进行了限定，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缺乏经验证明的公理框架。法约尔也对自己提出的管理原则进行了说明和解释，强调原则的模糊性和灵活性，回避了逻辑上的构建。西蒙对法约尔的质疑，当然有他充分的道理。毕竟，法约尔的管理原则缺乏相应的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所以具有自身的局限性。正是类似于西蒙的这种批评，推动着管理学理论的实质性发展。但是，西蒙的批评丝毫不会削减法约尔的光辉。在法约尔的时代，除了依据丰富的经验归纳，建立管理学的知识体系别无他途。而到西蒙的时代，理性工具的逻辑分析正是深化学术研究的不二法门。

法约尔时代距今已经一个世纪，百年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组织和管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所以，今天对法约尔提出批评并不难。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法约尔理论在今天看来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丝毫不会影响其理论的光芒。对于前人，必须要设身处地考虑他们当时的条件和背景，抱着一种“理解的同情”来看待他们的思想和学说，才能有一个准确地把握。否则，以今天的尺度来丈量前人的思想，极易产生偏差。

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产物，又是文化环境的生成因素。它依赖于文化模式、道德水平和社会制度的变迁而不断向前发展。只有站在这个高度，才能真正领悟法约尔一般管理理论中所蕴藏的精神实质。

（初稿撰写：孙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