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认为，基层民众治理，要解决三个问题：争、盗、乱。

什么是争？争就是抢，既然开始了争，迟早从暗斗变为明抢，从文斗升级到武斗。争什么？抢钱（财物）、抢粮（食物）、抢人（女人、男人/奴隶）、抢地盘（灭国、殖民）、抢权（王位、官职）。

不要以为基层群众所抢的只能是钱、粮、女人，陈胜高喊了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启了中国2000多年王朝无序更迭的“魔咒”，群众一旦想抢地盘的时候，就是山大王；想抢权力的时候，就是起义军；这就要天下大争大乱的。

老子所在的春秋时代及以前的历史，虽然还没有出现陈胜式人物与观点，但是周王朝及诸侯国内部争夺王位的血腥，下克上式的弑君、逼宫（如著名的国人暴动），占山为王、啸聚天下的盗跖（展禽的弟弟）等，已经屡见不鲜。周取代商的合法性依据就是爱民有德之有无，重视基层群众的态度，是周王朝治理的主要特征与指标，而所有治理基层群众（牧民）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使民无争而乐推（领导）、自为（主动做自己该做的事）。

让群众不争不抢乃至不想争不想抢，不是一个简单容易的事，人类全部政治思想都在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西方的主流政治思想认为，解决不争的钥匙是实现正义，正义体现在法律里，法律要代表自然规律（自然法），自然法的基础建立在对个人生而自由、天赋权利的无需证明的认可之上。

中国先秦思想解决不争的方法以西周的有德、爱民、尊礼为主流，孔子以西周的方法为主干，只是将有德改造为仁，后世墨家加入尚同（平均主义）、节用等思想，法家加入以法钳民、以吏为尊的思想，庄周、道家（以稷下学派为主导、管子、晏子为表现形式）加入无为、顺民之意等思想，这样至战国末年，中国主流政治思想的元素就基本具备：无为+仁（爱人）+礼法并用+平均主义+节用，构成太平盛世的治世模型。

不难看出，中国思想对于个人自由、天赋人权的思考，在2000多年的古代历史里，是极少作为社会合理秩序之基础去推敲思考的。

老子对于不争的解决方法与周王朝（即孔子及其衍生思想）的不同，老子认为解决人民（被统治阶层）的不争方法是不尚贤。这里的贤，并不是《墨子》尚贤里所指的贤能之人，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墨子尚贤的贤，是指“贤良之士”。

老子的贤，是贤字古意，即财多而富，却没有爵位与官职的人。在春秋时代，有爵位，有官职，有钱财，无钱财，是社会的基本阶层构成。老子的贤，是指有钱财的民，这里的贤人，指有钱富裕，却没有爵位（也即没有贵族血统），没有官职（贤人后来与君子、士人等混用后才指称官员里的廉洁有为之人），本质上还是属于士、民的阶层。

老子说，对于民众里的有钱人，不要去推崇他，这样就可以让民众不去争抢。这句话在今天的商业社会里，自然被认为是反动的逆耳的荒唐之言。先把义愤放一放，回到老子的语境与时代去推敲一下：不尚贤，逻辑上是不是可以实现使民不争呢？

举个例子，在一个公司里有两个员工，一个是贫苦人家的孩子，一个是富裕人家子弟，管理者如果尚贤，就对富裕之家的孩子更赞赏，如果不尚贤，就是一视同仁，这两种态度，哪一种更合理、结果可能更好呢？把这个公司换成大学（学校），对于农村的学生与富二代的孩子，老师是有教无类好呢？还是区别对待更好？这样举例，把公司、学校换成社会，是否可以领会老子对于“治民”所说的“不尚贤”，是指什么历史场景有新的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