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经验主义的行为学说必然导致了这样一种人学思想，即用自然规律偷换人自身的规律，拒不承认人的行为的自主能动性，而把人完全视为“趋利避害”的动物这一将人“物化”的倾向。由此便产生了作为西方传统管理理论的“X理论”如下对人性的假定：

（1）正常人生性懒惰——尽可能少做工作。

（2）他缺乏雄心壮志，不愿承担责任，宁愿被人领导。

（3）他天生以自我为中心，对组织需要漠不关心。

（4）他本性就反对变革。

（5）他不太伶俐，易于受骗，易于受到骗子和野心家的蒙蔽。

这其实是一种“群氓假定”，即假定人类是一群自私的“经济动物”，是一群“为个人利益所驱使的无组织个体”。同时，也正是基于这一对人性的假定，西方管理理论倚重管理法规对人的行为的规定，强调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所谓的“积极的干预”。而对这种规定和干预的方式的理解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外乎“胡萝卜加大棒”这一奖励与惩罚的“恩威并用”。

与这种“行为他律”的学说不同，中国古人在人类管理活动中则坚持和强调一种“依自不依他”的精神。在中国儒家看来，人性本“善”而非“恶”。所谓性“善”，是指人先验地蕴含有一种符合、服从社会组织需要的能力，即人天生并非一种原子式的“经济动物”，而为一种具有自组倾向的“社会人”。故儒家以“仁”释人，人即从二之人。同时儒家认为，仁不仅是人的一种行验的本质规定，亦是一种人之“端”。“端”本“耑”，《说文》称：“耑，物初生之题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故“端”即事物之萌芽、之根苗。亦言之，“端”即事物之“潜能”。因此，作为“端”的仁的学说的提出表明，人的合乎社会需要的行为之产生，人的社会责任之履行，并非外力规定和干预所致，而其实是一种人自身的自我生成、自我完善的“成人”过程。犹如“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它不过是人之潜在性向现实性的过渡，不过是自我本质的一种“扩而充之”。

这就导致了中国古代礼治学说中的“有治人，无治法”的“行为自律”思想的提出。中国古代儒家认为：礼治之实质并非把礼作为“束缚之具”，用礼以绳人，而其实是一种把“责任”还原为“义务”的人的“自我规定”“自我支配”“自我调节”活动。因此，对人的行为的管理能否成功，关键不取决于赏罚这一“他律”之劝禁，而取决于能否使人“返求诸己”地回到自身，即取决于能否使人成为真正自觉的“人”。故《礼记·曲礼》提出：“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孟子》提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这样，“礼治”归结为“礼教”，“治平”落实到“修身”，不是法制的确立，而是道德和人性的培养的“教化”成为儒家管理学说的中心。

在古代儒家看来，较之那种基于“他律”的“法治”，这种基于“自律”的“礼治”自有其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司马迁称“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也就是说，法是消极的亡羊而补牢，而礼则是积极的防患于未然；法作为一种“有形的命令”可以使“民免”，但却不可以使“有耻”，而礼作为一种“无形的命令”不仅规定了人的行为取舍，而且使该取舍出自行为者的自觉。因此，“管理”即为“伦理”，人类管理活动中“治标”与“治本”、“治身”与“治心”、“治外”与“治内”等难以克服的对立，在中国古代“一以贯之”的治道里已完全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依据。

无独有偶，在现代西方“Y管理理论”中我们亦看到了这一“行为自律”礼治思想的体现。作为对传统的“x理论”的反思，“y理论”提出：

（1）人用心智、体力于工作，正同于游戏同样的自然，人对于工作的喜恶，关键在于工作的情况对他是否是一种满足，抑或是一种惩罚。

（2）外力的控制与处罚，并不是唯一使人朝向组织目标而努力的方法，人对自己所承诺的目标可以自我控制与努力。

（3）对目标的承诺是对成就的一种奖赏。人有“自我满足感”，以及“自我实现的愿望”，这些都能诱导人们朝向组织的目标而努力。

（4）一般人在适当状况的鼓励下，不但能接受而且追求担负责任。避免责任，缺乏雄心壮图，以及过分强调安全感并非人的天性，通常是经验的结果。

（5）大多数人都具有相当高程度的想象力、创造力，用以解决组织上的问题。

……同时，基于上述思想，“y理论”认为人类管理活动之实质在于使管理者认识人的这些本性，充分调动人的潜力，并由此提出了“目标管理”“分权管理”“参与管理”及“顾问式管理”等一系列理论。所有这一切，不正是可以看作向中国古老的管理思想的复归，不正是说明了“行为自律”原则所具有的超越民族、超越时代的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