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赴英途中，我和一位定居南非的英国人偶然聊到反亚裔人法案，在获悉我们此行目的时，他感叹道：“看来你们去伦敦是要解开狗项圈啊。”他为什么把德兰士瓦的居民证比作狗项圈呢？是表达他对印度人的轻蔑，对印度人受辱感到幸灾乐祸呢？还是单纯表达他对此的强烈反应？当时我是一头雾水，现在写下来也还是不甚了了。但《圣经》的金科玉律有云，“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为公正待人，我们就不该把别人说的话往坏处想，所以我认为这位先生只是在用生动的语言表达自己强烈的反应。不管他是什么意思，德兰士瓦政府确实是要把“狗项圈”套在印度人的脖子上了，而印度人也做好了与政府的恶政斗争到底的准备，我们同心协力、精心筹措，绝不带上这个“狗项圈”。（P.199）不消说，我们给英国和印度的友人写了大量信件，让他们及时了解事态的进展。不过非暴力抵抗斗争靠的不是外部援助，只有内心的自救才最有效。因此，运动领导的精力主要还是花在解决社团内部的各种问题上。

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应该由哪个机构组织运动。德兰士瓦英属印度人协会会员人数众多，而且非暴力抵抗还未问世之前协会就存在了。协会之前就抵制过多部邪恶的法案，将来也会坚持抵制。除了组织抵制活动，协会也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上发挥了很多作用。但并非所有会员都宣誓以非暴力抵抗来抵制“黑色法案”。与此同时，如果由协会来组织非暴力抵抗斗争，我们还得考虑到协会可能会面临的外部风险。若德兰士瓦政府宣布我们的抗争扰乱治安，所有组织抗争的机构为非法组织怎么办？要是那样，不支持非暴力抵抗的会员如何自处？（P.200）再就是，怎么处理非暴力抵抗运动还未成形之前大家捐赠的经费？这些问题都非同小可。最后，非暴力抵抗者一致强烈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对未参与非暴力抵抗的人怀恨在心，不管他们是出于任何缘故——信心不足也好，软弱退缩也罢，——而未参与非暴力抵抗；我们不但不应怨恨，还要和他们继续搞好关系，甚至要与他们在其他运动中并肩战斗。

出于以上种种考虑，侨团得出结论，不能通过现有组织开展非暴力抵抗斗争。非暴力抵抗者将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名为“消极抵抗协会”（Passive Resistance Association），而其他组织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量提供帮助，用其他各种方式抵制“黑色法案”。从这个新组织最早的英文名称中，读者能看出当时我们尚未创出“萨提亚格拉哈”（非暴力抵抗）一词。事实证明，成立新组织是个明智之举，若把其他组织搅和进来，可能会阻碍非暴力抵抗运动。很多人加入了这个新协会，整个侨团也慷慨解囊，提供经费。（P.201）

经验告诉我，运动低迷不前甚或半途而废，从来就不是因为经费不足。这并非说没钱也能搞运动，但一场运动只要有好的参与者，有坚定的目标，就不愁筹不到必需的经费。反过来，我也见过有的运动经费多得用不完，却从此走下坡路。所以不能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管理公益机构，那么做即便算不上犯罪，也是极为不妥。公益机构的经费来自公众，但若失了民心，就无以为继。公益机构若唯利是图，就不再顺应民意，而会日渐专横跋扈、自以为是。很多社会机构、宗教机构就是因为经费稳定而腐败丛生，在此我就不细述了。只是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公益机构的负责人可以多加关注。

还是言归正传。不是只有律师和受过英式教育的人才会吹毛求疵。我发现南非一些印度侨民就算大字不识也是火眼金睛、口若悬河。有人说，（P.202）大英政府既已驳回旧版《法案》，当初在老帝国剧院立下的誓言就已经兑现了。有的人就以此借口退出运动。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只是它说服不了那些不光是反对“黑暗法案”的人，因为他们反对的是这部法案背后的恶性原则。不管怎么说，我们觉得为了保险起见，有必要让大家再次宣誓，以唤醒整个侨团，查找潜在的弱点。于是我们在各地召集会议，向大家说明形势，组织大家重新宣誓。大家一如既往地情绪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