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无论是在西方哲学还是在中国哲学里，无论是在人类现代文化还是在人类古代文化中，对话的原则都已是一极其重要的原则，对话主义都已是一广为认可的学说。该学说已经逾越了历史、地域与民族的区别和界限，以其巨大的涵盖性成为人类共同拥有的一笔哲学财富和资源。

　　诚然，正如人类的任何理论都囿于理论创制者特定的视域而难以逃脱其思想的一定片面一样，对话主义哲学亦如此。对话主义者主张用我你取向取代我它取向、用交互原则取代主从原则、用直接关系取代间接关系，一言以蔽之，用主体间的“关系论”思想取代主客间的“实在论”思想，但是对话主义者忘记了，正如在语言表达中一种交流式的语言不能离开述谓式的语言一样，在哲学理论里一种成熟的“关系论”思想亦需要以“实在论”思想作为其坚强的支持和有力的补充。舍此，对话主义所谓的“关系”就有见于同一而无见于对立，而“非平衡是有序之源”(普利高津语)，一种缺乏对立性的关系不仅不可能成其为真正的关系，而且同时也丧失了其发展的条件和动力。

　　然而，正如特定的视域是从事解释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而相对真理恰恰是绝对真理的一种体现一样，对话主义哲学的这种“深刻的片面”也恰恰体现了一种理论上的以偏救全。它所鼓倡的我你取向正是对积重难返的主客二元对立理念的一种物极必反，它所坚持的交互性原则正是对愈演愈烈的中心主义、权威主义思想行为模式的激进反叛，而它对直接关系的推崇则作为对日益膨胀的工具理性思潮的批判，代表了对希图摆脱手段独裁和宰制所造成的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疏远这一人类理想的热望和期盼。

　　因此，一旦站在现代人类生活和思想的地平线和制高点上，我们就会发现，对话主义作为一种康德式的“范导原理”恰恰可看作是当今人类主流哲学的致思取向的体现。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今天的人类社会关系领域，不是单维的“极权”，而是多极的“民主”成为顺昌逆亡的历史潮流；不是我说你听的“独白”，而是人人可以自由表达、互相听说的“商谈”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手段。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今天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已开始取代了人对自然的一味掠夺和征服，“人是地球的主人”的豪言壮语已让位于“地球是人类的母亲”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一谦卑的反省和深刻的憬悟。现代人发现，人类正在走向一个后冷战的共存共荣的“全球一体化”的世界：这种“一体化”不仅意味着唯我论的式微，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化为和解，而且同时也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手足之谊的再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终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与那种自以为是的喋喋不休的独白的“理”不同，以对话为宗旨的“道”从不急于表白自己是什么，而只是虚怀若谷地与他者从事交流和沟通。唯其如此，它才道不我私地真正代表了天下的“公道”；唯其如此，它才大音希声地成为当今时代的最强音。

　　今天的世界，正是一个大道流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