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尚书·皋陶谟》

“思维方式”是一个学术界经常使用的常识性概念，但是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似乎都把它认作一个无需论证的前提假设，并未对此进行基本的界定而径直地进入对思维方式的内容的探讨。在笔者看来，这实际上起码留下论证理路上的某种模糊区间的可能。因此，我们的讨论就应从一个明确的起点开始，这个起点就是所谓“认知结构”（cognitive structure）。“认知”不完全等同于“认识”，它是指形成人们认识的基础要素、方式和途径，是关于形成认识的“所以然”。笔者认为，“身体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内在认知架构的基础要素之一，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整体结构和思维规则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身体隐喻”的认知意涵

“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是由法国思想家米希尔·福柯（Michel Focault）中晚期研究中所使用的分析性概念，引进国内则是90年代初期的事情。继“知识考古学”之后，福柯转向到“历史系谱学”方向，此后，作为主体自身的“身体”以及它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福柯“话语”的兴奋点。通过一系列细腻的个案描述和宏观透视，福柯试图告诉人们“身体在道德领域中是罪恶，在真理领域中是错觉，在生产领域中是机器”的现代性观念，203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或许由于受到福柯研究作品的影响，“身体政治”也已逐渐进入政治社会学领域的主流话语。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赖恩·特纳（Bryan S. Turner）在其最近的综合性论着中专章讨论了“普通身体社会学”问题，并把“全面把握身体形象在社会空间中如何发挥功能”、“真正从社会学角度评价各种社会身体在长时间内的交互作用，即达成对于身体体现之集体性理解”以及“以一种彻底的历史感来认识身体及其文化形态”，作为“身体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目标。204

对于本文的论题而言，福柯的思想只是启示而不是方法，这种启示就是：作为认知结果的“知识”，实际上就是已在思想者头脑中预设的一套观察和归纳问题的基础模版或框架，人们据此去看待、评价和分析客观事物。在这个结构中，“身体”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在以往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人们一般会把分析的视角投射到主体以外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关系的维度上去，而生产思想的主体自身则处于被“遗忘”、“淡漠”和“省略”的状态。换言之，作为认知主体的认知结构，被排除出思想史分析的范围之外。但对问题做了这样的缺省之后，我们将无法回答诸如：为什么人们面对同样的事物，却可能“读”出完全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意义？作为同样的人类存在，世界各文明系统之间又为什么会呈现如此之大的差异？具体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我们将无从解释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什么总对某些问题和命题特别地关注，而对于另外的一些问题和命题却从未设问？例如：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天--君--臣--民”的系列命题极为关注，论述甚丰，但对于“权利”（power）与“权利”（right）的关系却极少提及；作为政治学基础的人性问题，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十分发达，但这并未能导致关于权力制衡意义上的制度思考。显然，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仅仅从地域环境的角度给与解释是远远不够的，而认知结构的奠基则是一个重要的视角。虽然生存环境与知识结构不是决定论的，而是相互依赖性的，但也必须指出，当某种知识系统相对稳定下来的时候，它就会向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弥漫和扩散，以勿庸质疑和不证自明的“习俗”和“精神”的要素，成为支配、左右和控制社会生活的内在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如福柯所说：“知识”就是“权力”，精神结构就变成了建构世界和解释事实的认知依据。这里可以借用余英时先生关于思想史“内在理路”（theory inner logic）的方法论概念，只是我们是在认知的角度予以运用，所探求的是思想脉络之所以形成的知识基础，即关于“知识的知识”。在这其中，关于“身体”205 在政治思想形成方面的建构作用，又是一个值得展开讨论的层面。

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的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晚年将学术视野渗透到人类学的方向上。其名著《宗教社会的基本形式》，开启了一宗学术流派的先河。在研究原始部落的宇宙模式时，涂尔干独具慧眼地指出，人们不是根据宇宙模式塑造和推想人类社会，恰恰相反，而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组织的结构成为人们赋予宇宙事物以意义的基本原型。换言之，不是宇宙决定社会，而是社会决定宇宙。因为在这里，宇宙并不是物的外在实体，而是与社会一样的“事物”。他说：对于早期人类来说，“他们本身就是事物，而宇宙中的每一件事物都像人一样，是部落的一部分，是部落的正规成员，在社会组织的整个格局中都有一个确定的位置”。206 该书的结论部分已涉及到人类社会知识的起源与结构问题。他强调“社会在逻辑思维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指出“只有当人们在感官经验所形成的即兴的概念之上，成功地形成了作为所有智识之共同基础的、整个稳定的观念世界时，逻辑思维才成为可能。事实上，逻辑思维始终都不是个人的思维，在任何时代里，它都是一种‘具有固定形式’（subspecies oeternitatis）的思想。”207 其后，他与莫斯（Marcel Mauss）合作的小册子《原始分类》，实际上是这项工作的继续。208

涂尔干关于人类社会关系之模型是知识建构来源的理论，的确显示出创造性活力，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论。209 我们认为，涉及到中国思想史知识建构的起源问题，需要对涂尔干的理论作若干修正。这就是：与其说整体社会关系构成了思想范畴的来源，不如再进一步，首先是个体化的“身体隐喻”导致了中国社会关系的结构，再由这种结构塑造出中国人对待外在事物的基本分类。这里，所谓“身体隐喻”是指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时，实际上以自己的身体作为直接和基础的参照系和预设结构，由“身体”的系统和结构去联想外界事物，此时，外界事物只是个人身体的一种外推性理解的结果，从而建立起一种“主–客”之间同构的、鲜活的有机整体模型。由于“身体”是人们感知最直接和最细腻的物体，所以它就在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等感观层次建立起“主–客”之间最直接、最便捷和最准确的沟通桥梁。这种认知方式与西方认识论传统显示出很大的不同，以至于在一定的意义上，导致了中国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在理论进路、命题设定和论证方式等方面的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