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主张积极出仕，得君行道，但现实中的君有贤与不贤之分。当坏人当道时，一个智者就应该全身而退，不应对君主愚忠。为民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君和社稷则不必。

9.8章与9.7章一样，也是讨论进退出处之道，只不过讨论的对象是孔子。下面9.9章则以百里奚为例,继续讨论这一主题。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缪公，信乎？”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yù）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缪公，信乎？”“鬻”是卖。“自鬻”，卖了自己。什么价格呢？“五羊之皮”，以五只羊的皮。“食（sì）牛”，为人养牛。万章问：“老师，有人说了，百里奚以五张羊皮的价格把自己卖给秦国养牲畜的人，替人养牛，以获得秦穆公的任用，这事可信吗？”

万章所问的百里奚，本是春秋时虞国的一个大臣。虞国灭亡后，他逃到了秦国，得到秦穆公的信任，被委以国政。百里奚相秦七年，“谋无不当，举必有功”，内修国政，外图霸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建立不朽功业。

关于百里奚如何得到秦穆公的重用，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见于《史记·商君列传》，是说百里奚听说秦穆公贤明，想去投奔，但没有路费，“行而无资”，无法成行，于是自己把自己卖给了秦国人，替人放牛，这样来到了秦国。百里奚本来是一个大夫，虽然屈尊为人放牛，见识还是不一样，金子总会发光，一年之后，终于受到秦穆公的关注，“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百里奚替人放牛，等于是从牛嘴巴下提拔的贤人，所以说“举之牛口之下”。秦穆公授以国政，让其管理百姓，所以说“加之百姓之上”。这种说法认为百里奚是主动来投靠秦穆公，通过委曲求全的方式，得到秦穆公的重用。

《史记·秦本记》还记载了另外一种说法。晋献公灭了虞国，百里奚被俘后沦为奴隶。后晋献公的女儿嫁给秦穆公作夫人，将百里奚作为陪嫁的奴隶带到了秦国。百里奚不堪忍受，于是逃出秦国，跑到楚国边界时被俘虏了。这时秦穆公已发现百里奚的身份，知道他是位难得的人才，想用重金把他赎回来，但又怕对方不答应——既然此人这么重要，为何我们楚国不留着使用呢？或者干脆杀掉，免得以后成为我们的敌人。于是派人对楚王说：“我有一个陪嫁的奴隶跑到你们这里了，我给你五张黑羊皮，你把他送还回来。”楚王没多想，就答应了。所以百里奚又称五羖大夫，五张羊皮的大夫。百里奚回到秦国后，被委以重任，帮助秦穆公建立功业，称霸西戎。关于百里奚，有两种不同记载。万章所问，显然是前一种。

孟子说：“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不对，不是这样，是好事之徒编造的。“百里奚，虞人也。”百里奚是虞国的一个大夫，周初武王牧野之战大败殷人后，分封诸侯，“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虞国就是其中的一个姬姓国。始封君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儿子、仲雍的曾孙——虞仲，封地在今天山西省南部夏县和平陆县北一带。古代宗法组织盘根错节，与武王沾亲带故的都可以得到分封，虞仲是太王的后裔，当然也在分封的范围内。虞国是一个小国，不过围绕它却产生两个著名的成语,一个是假途灭虢，一个是唇亡齿寒。

“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国和虢国是相邻的两个小国，晋国想灭掉虢国，但要从虞国经过。于是就对虞国国君说，我想攻打虢国，要从虞国路过一下。我不会打你，这个你放心，我会送你宝物，算是过路费吧。什么宝物呢？“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垂棘这个地方出产的玉璧和屈这个地方出产的良马。虞国国君见宝眼开，一口答应了：好，没问题，快把宝物送来。这就是著名的假途灭虢的故事。

当时虞国有两位贤大夫，一位是宫之奇，另一位是百里奚。“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宫之奇向国君进谏，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灭亡，虞国也会跟着亡国。我们虞国与虢国就好比牙齿和嘴唇的关系，嘴唇没有了，牙齿也会寒冷，所以一定不能借给晋国人道路。这就是唇亡齿寒成语的由来。但是虞国国君根本听不进去。

我们注意一下，宫之奇进谏时，百里奚做什么了？“百里奚不谏”，没有进谏。为什么呢？“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因为他知道虞国国君根本不可进谏，根本听不进去，与其进谏，还不如赶快离开虞国到别的国家去吧。

我们注意一下，在宫之奇和百里奚之间，孟子有没有倾向谁？有没有肯定前者，否定或者批评后者？没有。我们想想为什么？百里奚没有进谏，“之秦年已七十矣，”跑到秦国时已经七十岁了，已过了知天命之年，已看透了人间的穷达祸福，已做到波澜不惊、宠辱皆忘。“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曾”是竟、竟然。“干”是求、干求的意思。难道他竟然不知道，靠替人养牛以求得秦穆公的重用，这是一件被人瞧不起的事情？这样做能算是明智吗？“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他知道国君不可以进谏，就不向他进谏，你能说他不明智吗？“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知道虞国国君早晚要亡国，干脆先离之而去，不能说他不明智。显然孟子是肯定百里奚的，孟子肯定他的不进谏，肯定他的明哲保身。

孟子接着说：“时举于秦，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时举于秦”，即举于秦时。“有行”，有为的意思。当百里奚在秦国得到重用时，他知道秦穆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于是就去辅佐他，你能说他不明智吗？百里奚本是虞国的大臣，当虞国面临亡国的危险时，他没有选择与之共存亡，而主动离开，投奔了另外一个国家——秦国。这样的做法，孟子并没有从道德上进行谴责和批判，相反，孟子认为百里奚是明智的。“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辅佐秦国，使国君扬名于天下，流芳后世，不贤明能够做到这一点吗？“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而”表示转折，却的意思。自卖其身，成就他的国君，乡下洁身自好的人都不会去做，难道你认为一个贤者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吗？显然是不会的。

孟子不同意“自鬻”说，似乎也没有取“赎买”说，而是提出“之秦”说，认为百里奚是主动离开虞国并投奔秦国的。孟子的说法有无根据？我们只能说，孟子不仅仅只是在讲百里奚以何种方式投奔了秦国，还包含了夫子自道，同时也是在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立场。

9.9章仍是讨论出仕之道，孟子反对“自鬻”说，不赞同士人委曲求全、自辱其身以获得出仕的机会，与前面两章的主旨是一致的。不过本章有一点值得关注，百里奚在虞国面临亡国危险时，没有积极进谏，而是明哲保身；在国家将要灭亡时，又先逃离虞国，投奔秦国。孟子对他的做法予以肯定，认为其是明智的。这又该如何理解呢？与儒家强调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否矛盾呢？

其实并不矛盾，儒家主张积极出仕，得君行道，但现实中的君有贤与不贤之分。当坏人当道时，一个智者就应该全身而退。所以孔子讲，“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邦无道，免于刑戮。”（《公冶长》）甚至称赞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同上）国家有道时，宁武子很有智慧；国家无道时，他显得很愚笨，不发表评论，闭口不说了。宁武子的智慧，别人学得到，他的愚笨也就是明哲保身是别人学不到的。在当时邦无道就是君无道，所以孔孟都不主张对君主愚忠，他们是民本论者，而不是君本论者。至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主要是针对民众而言，是维护民众的利益，坚守人间的道义，而不是为国君甚至国家无谓地献出生命。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民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君和社稷则不必。

《万章上》9.7至9.9三章，主要讨论士人的进退出处之道，一方面主张积极出仕，另一方面又反对“不由其道而往”，反对用不正当的方式获得官位，因而在出仕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紧张和矛盾。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孔、孟等早期儒者选择了得君行道的方式，得君行道一方面将道置于君之上，用道来规范权力、引导权力，有其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又将道依附君和权力，道最终能否实行还是取决于君，取决于君的意志。故当昏君当道、邦无道时，对于坚守出仕原则的儒者来说，留下的只能是无奈，只能退而求其次，承认明哲保身的合理性。

但是我们应知道，儒家从孔孟开始，除了得君行道的道路外，还存在另一条觉民行道的道路。就是孟子所讲的“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孔子、孟子的前期走的都是得君行道之路，这条道路被证明是走不通的。但在他们周游列国、得君行道的同时，也在传道、授业、解惑，在做觉民行道的工作。特别是到晚年，他们来著书立说，从事教育，反而通过觉民行道为儒家开出了一线生机。在这条道路上，我认为他们是成功的。

今天我们讨论儒学，自然面临重新选择的问题。儒学有强烈的政治关怀，从孔孟开始便将出仕作为一个重要话题。《孟子》中更是有大量讨论出仕的内容，如何出仕？又该在何时隐退？始终是孟子所焦虑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孔孟在积极出仕、得君行道的同时，还走了一条觉民行道的道路，如果只看到前者，忽略了后者，显然是不全面的。特别是在今天，儒家的关注不应只在官场，更应该在社会，只有走觉民行道之路，才有可能为儒学开出一片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