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凯廓尔对德鲁克人生观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主体性真理论”。克尔凯廓尔将真理分为“客观真理”和“主体真理”两类，这两类真理都各适合自己的领域，各具自己的意义。“客观真理”见于自然科学、历史、数学等学科的研究中。至于其他学科领域，只要它的首要目标是尽可能精确地认识和理解某个客体，在其中也可见到客观真理。正如“客观真理”这个概念的字面所表明的那样，它的重点是在被认知的对象上，而主体对认知活动的干涉，须尽量降到最低。

克尔凯廓尔认为：“当真理问题以过程方式提出时，反思(reflection)就客观地指向真理，真理被当成与认知者相联系的客观对象。反思的重点不在于认知者与真理的关系，而在于这一问题：即与认知者相联系的是否是真理。只有与认知者相联系的是真理，主观才可算处于真理之中。”608

德鲁克在他的研究中多次言明他并不想否定“客观真理论”对于自然科学领域的适用性，他在他的著述中像克尔凯廓尔声称的一样，一直强调尊重“科学边界的神圣安全”。609但是，将客观真理论延伸到生存问题时，真正的问题就出现了。德鲁克认为黑格尔的“存在系统”(existential system)是不能成立的。德鲁克认为，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的客观方法涉及克尔凯廓尔所说的“渐进过程”(gradual process)，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断地收集更多的材料，越来越接近客观对象的真实与确切的描述。但这仅仅是接近而已。在《巨变时代的管理》一书中，通过梳理管理领域一些已经发生的事件，德鲁克开始质疑或甚至号召挑战和摒弃过去40年中一直行之有效的和因此自然而然被世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假设、规律和惯例。

克尔凯廓尔对德鲁克研究方法的影响表现在以客体为真理的中心转变到以主体为真理的中心，这种转变是管理学研究中的一种革命性转变。德鲁克完全接受了克尔凯廓尔主观方法与客观方法的观点，“当真理以主观的方式提出时，反思(reflection)就主观地指向个体关系的本质；只要这种关系形式处于真理之中，个人也就处于真理之中，哪怕与个体相联系，凑巧并不为真。”610在德鲁克看来，这不仅是对客观确定性的超越，也是对它的背离。而更高的真理是蕴藏在主观方法之中，这需要人们从实践去找寻和认识。这是因为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崇拜的是方法，崇拜的仅仅是数学建模的方法，而不是对组织及其管理实际问题的解决。主体性真理不是简单地由于反对客观真理才出现，然后又超越客观真理。主体性真理实际上是反对客观确定性的。真理的悖论性在于它能够唤起人必有的内在激情。

如果说客观真理包含有“渐进过程”，即与真理越来越靠近的过程，在主体性真理中，由于客观确定性缺失，就需要克尔凯廓尔在其他语境中所说的“跳跃”(leap)，但这里指的是“据有过程”(appropriation process)：“充满激情的内向性构成了据有过程，被这种过程牢牢把握的客观不确定性就是真理，这的存在的个体所能够得到的最高真理。”611这说明，组织及其管理存在先于本质。因此，管理学首先应当描绘人的这种存在本题，然后展示人走向未来、自己设计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过程、方向和目的。管理学需要强调意向性、意识和体验实践的重要意义。德鲁克(Druker,1998)强调：“必须更多地注意现实挑战中那些不可量化(non-quantifiable)的领域，特别是商业之外的不可量化的领域。同时还要有更多的量化分析技巧，以了解已知数字的局限，并学会如何使用数字。”612

克尔凯廓尔对德鲁克研究风格的影响表现在对真理的陈述方式上，强调“主体性真理的描述重点落在陈述的方式上”，而非陈述的内容上。这种陈述的方式需要说明管理学的本质在于：①在于管理学家对人的存在及其本质创造性的体悟和表述；②在于管理学家以非本质性、非抽象陈述展现个体存在及其本质；③在于管理学家以非自由题材显示自由；④在于管理学家以非理性景况表达人对未来的希望和追求；⑤管理学家的陈述方式应体现“体悟”的含义。有反思、体验、感悟、领悟、领会等意义，是对人自身的存在、虚无和自由及其情绪的体悟。

主流管理学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都以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外部世界的对立为前提，因而是二元论的。德鲁克要消除这种二元论，建立一种一元的实践管理学。这就需要从组织及其管理事物本身出发，要寻求一个出发点。德鲁克的著述强调了“我思”是一切真理都不能离开的，因此是本体论的出发点。但是这“我思”和笛卡尔的我思是不同的，因为后者已有了主客体的明确区分，是自觉到主体存在的“先于反思的我思”(cogito préréflexif)，作为出发点的我思应该是主客体都没有明确区分，尚未意识到主体的“反思前的我思”。德鲁克要超越这两分法和对立，作全新的证明尝试，即不是从笛卡尔方法的“反思的我思，而是从感知者反思前的存在获得的‘本体论证明’”来解释人的本体问题。

在我们看来，德鲁克其实对这个灵性世界充满了渴望，这种渴望激发了他对社会、组织及其管理产生与其他管理学家不一样的观察。德鲁克认为，人类不一定能够在社会中寻找到真正的意义，而应相信在超越社会的范畴中找到意义。就算从单纯的人本主义来看，道德也应该赋予人类生命的意义，甚至勇敢地面对死亡也是一种道德典范。德鲁克追问到：“难道人类生存的唯一结果，一定是悲剧与绝望吗？”或许在德鲁克描绘的新社会里，人们将找到更有意义的东西——不是在工作中，而是在人们的信念中。德鲁克(Drucker,1959)呼吁，在后现代社会，应使人回归到精神价值上来。这里，德鲁克向我们展现了他强烈的宗教情怀：“必须重申人不单单是一种生物和心理存在，而且是一种精神存在；他是一种造物主所创造的生灵，以造物主为其存在的目的，并且受造物主的支配。”613

在德鲁克的早期著作中就明显反映这种想法。德鲁克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提出：工业社会需要一种取代传统社区和传统社会主要特征和功能的新器官(organ)。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德鲁克期盼着建立这样一个理想国的境界，一个人类“还能够忍受的社会”。德鲁克“更愿意以一个充裕、能让人忍受且自由的社会取而代之”，“我们可以借着付出一点儿代价来维系自由。”614德鲁克永远是个现实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他宁愿把期望降低一点儿：与其期待一个完美的社会，不如建立一个“还能够忍受”的社会。对于这个“还能够忍受”的社会中的企业组织，德鲁克是这样定义的：“借用现代心理学的比喻，企业组织就像一首曲调；想要奏出动听的曲调，不能只看个别成员的表现，还要看整体关系是否和谐。” 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