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管理学回归实践，德鲁克(Drucker,1990)给管理学家忠告是：“你希望后人记住你什么？”这句话是德鲁克的经典问句之一。这句话将引导管理学家回归管理实践这个主战场，在这个血与火的战场中实现凤凰涅槃，自我更新，并督促管理学家把自己视为一个有作为的人。事实上，孔子的“告诸往而知来者”有点类似这句话。德鲁克一直牢记熊彼特告诉他父亲阿道夫·德鲁克(Adolph Drucker)的话：“长久来看，我的著作和思想都算不了什么。理论不值一哂，唯一重要的是触动人。我曾经让人省悟吗？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悟性会持久，而理论不会。甚至这种省悟也会退化成几个微小的细节，情况就是如此。几个微小的细节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意义，这才值得一提。”“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的生活有所不同，那么他的一生也只能算是表现平平而已。”353这就给德鲁克确立了衡量一个管理学家成就的标准：管理学家必须用他的理论使组织及其管理世界与过去有所不同，他的管理理论能够为组织及其管理带来改变，即管理理论必须回归实践。德鲁克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人一生生存意义的严肃课题，需要穷其毕生之力去追寻答案。“我经常询问自己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引导我不断做自我更新——因为这样会强迫我把自己看成另外一个人，也就是我能‘变成’的那个人。” 3541997年德鲁克在与日本企业家中内切对话时再次强调说：“我一直未曾忘记这段谈话。我学到了三件事：第一，人必须要问身后希望别人记得你什么？第二，人应该随着年龄而有所改变，不仅是个人的成熟程度要有所改变，同时也要随着世界的改变而改变。第三，能让别人的生命变得有所不同，是一件值得后人记忆的事情。”355

德鲁克敏锐地感觉到，主流范式管理学家在缺乏一种对管理实践和管理学的整体背景全面了解的前提下建构的管理学是荒谬可笑的。只有让管理理论回归实践，才会在新的管理实践形式外衣包裹下产生一种新的经验体系，他隐含的命题是管理实践能够证明一个管理理论产生的经历，也能否定它的存在。

在德鲁克看来，主流范式管理学的论证和证明只能是展示和观赏，展示变成了纯数学语言的挑逗和数学公式的建模表演，以营造出一种虚幻的体验意识和空间感受，但却破坏了管理学的情感、艺术与人性。德鲁克非常欣赏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一句名言：“学者是在图书馆内了解思想而不是在实际环境中。书本向研究者展现了他无法直接接触的环境，因此书本就创造了一种错误的参与感，这是一种分享了他人生活却无需知晓其甘苦的幻觉。”356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学家的符号世界源于现实世界，但符号世界并不能等同于现实世界。但作为符号世界的造物主，管理学家在意识中常常将符号世界幻想为现实世界，常常沉溺在抽象的符号世界而浑然不觉。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他们在二者之间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断裂和紧张，为了掩饰这种手足无措和紧张，只能展示一种纯数学语言的数学公式的建模表演，但这些管理学家所创造和传播的价值文化符号与管理实践的日常生活仅仅存在着一种象征或隐喻的关系。

德鲁克不但能够通过经验阐释揭穿管理学主流范式研究方法的欺骗术，更将这种欺骗术与现代性问题结合在一起。因此，这样一种“实践标准”仿佛是一把具有多棱角的利剑，同时将主流范式的管理学家、现代性的建构主义者、现代犬儒主义者、管理实践中的盲视者、后现代的解构主义者、冷嘲热讽者和心存侥幸的看客一一刺伤。对于实践空间的扩大而言，对于让管理学根植于实践的沃土而言，对于让管理学回归实践而言，对于唤起管理实践者新感受力而言，对于刺激管理学家行动自由而言，对于管理理论必须具备实践性和理性精神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更加有效了。在这一过程之中，德鲁克自始至终乃至终生都保持了一位管理学家敏锐的感受力和观察力，更保持了一位公众知识分子357的理性分析精神、学术良知和穿透谎言世界的力量。

在我们看来，让管理学回归实践的目的即在于“发现”或者“建构”管理学理论的历史原点，“恢复”管理学理论与组织及其管理现实发生“碰撞”“融会”或者“断裂”的关键时刻，即回到管理实践的现实处境之中来理解管理学理论。追寻组织及其管理思想与理论发生、转型的历史时刻，透视一种有影响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之间的关系，深入解读各种管理学命题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困境，这正是管理学现代性历程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传道和咨询，德鲁克改变了无数企业的实践。单是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他就引发过两次革命：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通用电气公司第四任董事长拉尔夫·科迪纳(Ralph Cordiner)358推行的分权。通用电气公司1956年在坐落于哈得逊河谷(Hudson Valley)的纽约州奥思宁(Ossining, New York)一块52英亩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学院——美国第一个公司管理培训中心，这个有“美国企业界的哈佛”美誉的学院叫作克罗顿维尔(Crotonville)，又称克劳顿村，这原本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通用电气公司令它享誉全球。科迪纳感到，管理多角化公司必须比小阿尔弗雷德·斯隆的通用汽车模式有更多的简政放权和更多的自主性，但是如果经理们不能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放权就是一句空话。在克劳顿维尔公司管理培训中心起主要作用的是德鲁克。他被科迪纳请来以讲座而不是课程形式担任不定期的导师，而不是老师；另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韦尔奇开展的“数一数二”。

然而，作为“大师中的大师”德鲁克，却从来都不是学术界的主流。他从企业实践中分析和观察的经验研究方法，由于缺乏模型和数据论证，被认为不够严谨，以至于美国商学院教授们尽管无法遮挡他的光辉，可仍然在说：“德鲁克是经典的，但是过时了。”西蒙·伦敦(London,2005)评论到：“然而，即便与学术界之间的嫌隙从未困扰过德鲁克(实际上，这对他的困扰超出了他所表现出的程度)，但在客观中立的观察家看来，这种分歧的确令人费解。双方都宣称自己是在努力加深我们对组织的理解，并提供有益的观点，以改善组织的管理方式。但是，这位执拗任性的管理学通才的研究方法，与日臻完善的学术专业化截然相反。究竟谁是谁非？” 359

在我们看来，让管理理论回归实践，德鲁克的“经验主义”路径与主流实验主义范式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路径是不同的。这背后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即管理的假设与预测，既关系到管理实践的偶然性，也关系到管理实践的确定性。德鲁克所叙述案例的偶然性，在他看来是说过去的管理实践具有无限的可能；主流实验主义范式却认为某个管理案例只是一个单一的事实，只有通过大量的实验才能验证它的确定性。要实验就必须进行“假设”，与“假设”相关的是“预测”。德鲁克和主流范式的管理学家都想知道管理实践初始条件一旦改变后的后果，德鲁克的方法是将经验上升为原则，回归实践，最终验证经验；而主流范式管理学家的方法是进行理性归纳，以便使管理学能够对未来的管理实际进行预测，以实现管理理论的“普适性”。

我要强调的是，感受力、观察力和批判精神这两种素质是无法分离的，就像让管理学根植于实践的沃土和让管理学回归实践不可分离一样。合而为一，管理学理论感染力倍增；使之分离，功力全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