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明责胜垂范

《诗》曰:“不躬不亲,庶民不信。”傅说之以“无衣紫“,缓之以郑简、宋襄,责之以尊厚耕战。夫不明分,不责诚,而以躬亲位下,且为“下走睡卧“,与去“掩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称犹盂;邹君不知,故先自脩。明主之道,如叔向赋猎,与昭侯之奚听也。(出自《外储说左上》)

《诗经》的诗句“不躬不亲,庶民不信”反映的是儒家思想,即要君主以身垂范教化民众。韩非子不认同这个观点,他承认垂范的效用,但否认君主把治理好国家依托在这上面,能作为治理国家之大本的,只有明职责诚的法治。

故事1:齐桓公好服紫

齐桓公喜欢穿紫衣服,全国的人就都穿紫衣服。在那时,五匹素布还抵不上一匹紫布。桓公为此事担忧,对管仲说:“我喜欢穿紫衣服,紫衣服特别贵,全国百姓喜欢穿紫衣服,日甚一日,不能停止,我对此怎么办?”管仲说:“君王想要制止这种状况,为何不尝试着自己不去穿紫衣服呢?您就对近侍说:‘我特别厌恶紫衣服的气味。’如果在这个时候近侍中恰巧有穿紫衣服进见的人,您一定要说:‘稍微退后一点,我厌恶紫衣服的气味。”’桓公说:“好吧。”在这一天,君主的侍从官没有一个人穿紫衣服;第二天,国都中没有一个人穿紫衣服;第三天,齐国境内没有一个人穿紫衣服。

另一种说法:齐王喜欢穿紫衣服,齐国人都喜欢穿紫衣服。齐国五匹素布抵不上一匹紫布。齐王担心紫布太贵。太傅规劝齐王说:“《诗》上说:‘君主不以身作则,民众就不会相信。’现在大王要想使民众不穿紫衣服,就请先自己脱下紫衣服去上朝。群臣中有穿紫衣服进见的人,就说:‘再离我远些,我厌恶那种气味。”’这一天,侍从官再没有一个穿紫衣服的;这个月,国都中再没有一个穿紫衣服的;这一年,齐国境内再没有一个穿紫衣服的。

【解】:

用这个故事阐释诗经“不躬不亲,庶民不信”的涵义,而韩非子本身是不认可这个做法的。

故事2:子产治国

郑简公对于产说:“郑国小;又夹在楚国和晋国的中间。现在内城外城不完整,兵器铠甲不齐备,不能用来应付意外事变。”子产说:“我对外关闭得已足够严了,在内防卫得已足够牢了,虽然国家不大,也还不认为会有什么危险。请您不必为这件事担忧。”因此直到郑简公去世,国家一直没有祸患。

另一种说法:子产担任郑相,郑简公对子产说:“喝起酒来都没法尽兴。放祭品的器具不够大,钟鼓竿瑟不够响,我的事务不能专一,国家不安定,百姓不太平,耕战之士不能和睦相处,过些也算你的过失了。你有你的职事,我也有我的职事,咱们各自管好自己的职事吧。”子产下朝后,经过五年的政事经营,国内没有盗贼,路不拾遗,桃树枣树的果实遮蔽街道,也没人伸手去摘,锥子刀子丢在路上,三天内就“有人送回,这种情形,其后三年不曾改变,民众没有挨饿的。

【解】:

韩非子赞同郑简公和子产的治国理念,君臣各明其职、各尽其责,治之本也。

故事3:宋襄公战楚国

宋襄公和楚人在涿谷上打仗,宋人已经摆好了阵势,楚人还没有完全过河。宋右司马官购强快步上前进言道:“敌众我寡,请在楚人半渡,尚未摆好阵势时出击,一定能把他们打垮。”宋襄公说:“我听君子说过,‘不要再伤害已经受了伤的人,不要捉拿年事已高的人,不要在别人危险时再推一把,不要在别人困迫时再加一码,不要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军。’现在楚军没有完全过河就去攻打,是有伤义理的。还是等到楚人全部过了河,摆好阵势,然后再击鼓让战士们进攻吧。”右司马说:“君王不爱惜宋国民众,不保全国家根本,只不过为的仁义虚名罢了。”襄公说:“不快回到队伍里去,将按军法处置!”右司马回到队伍时,楚人已经排好行列、摆好阵势了、襄公这才击鼓进攻。宋人大败,宋襄公伤及大腿,三天后就死了。

韩非子评:这就是追求亲自实行仁义带来的祸害。一定要依靠君主亲自去干,然后民众才听从,这就是要君主自己种田吃饭,自己排在队伍里打仗,然后民众才肯从事耕战。这样一来,君主不是太危险了吗?而臣子不是太安全了吗?

故事4:齐景公弃车

齐景公在渤海边游玩,释使从国都跑来谒见说:“晏婴病得很重,快要死了,恐怕您赶不上见他了。”景公立刻起身,又有驿使到达。景公说:“赶快驾上烦且拉的车,叫马车官韩柩驾车。”才跑了几百步,景公认为韩枢赶得不快,夺过缰绳,代他驾车,又跑了几百步路,景公认为马不往前奔,就干脆丢下车子,自己向前奔跑。凭烦且这样的好马和车马官韩柩这样高超的驾驭本领,而齐景公竟会认为不如自已下车跑得快。

【解】:韩非子通过齐景公的故事,批评君主不明职分、缺乏理性。

故事5:魏昭王亲政

魏昭王想亲自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就对孟尝君说:“我想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孟尝君说:“大王想参与管理国家的事务,那么为什么不试着学习法令呢?”昭王才读过十几条法令就躺下打瞌睡了。昭王说:“我不能阅读这些法令。”

韩非子评:君主不亲自掌握权势,却想做臣子应当做的事情,那么打磕睡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孔子曰:“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 (出自《外储说左上》)

孔子说:“做君主的人好像盂,民众好像水。盂是方的,水就成方的;盂是圆的,水就成圆的。”韩非子不认可孔子这个看法,所以下面举了几个例子反驳。

故事6:邹君断缨 

邹国国君爱用长长的帽带,近侍也都跟着用上了长长的帽带,帽带价格很高。邹君为此担忧,问近侍,近侍说:“您喜欢佩带,百姓也都跟着佩带,因此责了起来。”邹君于是先把自己的帽带割断,然后到外面出巡,邹国民众全都不再用长帽带了。

韩非子评:君主不能下令定出民众佩带标准来加以禁止,却割断自己的帽带出巡,以示为民先导,这是先行侮辱自己,再去指导民众的做法。

故事7:叔向赋猎  

 叔向分配猎获物时,功劳多的分得多,功劳少的分得少。

【解】: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法治也!

故事8:申子求官

韩昭侯对申不害说:“法度非常不容易推行。”申不害说:“所谓法,就是验明功劳而给予赏赐,依据才能而授予官职。现在君主设立了法度,却又听从近侍的请求,这是法度难以推行的原因。”昭侯说:“我从今以后知道如何推行法度了,知道听取什么意见了。”一天,申不害请求委任他的堂兄做官。昭侯说:“这不是我从你那儿学来的做法。要是听从你的请求,不就破坏你的治国原则了吗?我没法采纳你的请求:”申不害诚惶诚恐地请求给予处罚。

【解】:韩非子认同韩昭侯依法办事的做法。

4.​ 抑制潜规则

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富。苦民以富贵人,起势以藉人臣,非天下长利也。故曰:徭役少则民安,民安则下无重权,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今夫水之胜火亦明矣,然而釜鬵间之,水煎沸竭尽其上,而火得炽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胜者矣。今夫治之禁奸又明于此,然法守之臣为釜鬵之行,则法独明于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奸者矣。上古之传言,《春秋》所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以诛,常于卑赋,是以其民绝望,无所告诉。大臣比周,蔽上为一,阴相善而阳相恶,以示无私,相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无道得闻,有主名而无实,臣专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权势,则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权势。(出自《备内》)

智哉韩非子!韩非子讲了个道理,国家的徭役如果重了,作为执行者的官僚阶层在执行中就会获得很大的权势,官员利用权力寻租,贫富差距就会加大。因为这个过程中实际的权力在官僚阶层,所以君主的威望也就没了,这对国家是不利的,对君主是危险的。从《春秋》记载的历史看,大奸大逆之徒,多是尊贵的大臣。国家法令主要是针对地位卑贱的百姓的,百姓受压迫,绝望而又无处申诉,而官僚们却自会形成官官相护、沆瀣一气的利益共同体。如此君主也就变得有名无实了,处于危险之中。

【评】:

官僚阶层可以在执法过程中,利用合法的伤害权或赦免权形成额外的权势,这些权势会被用来谋私,并且这种权力会越滚越大,还会相互勾结串联,成为一种巨大的、君主也不能驾驭的力量。这种情况不但百姓苦,而且君主也会处于很危险的位置。所以,治吏其实禁奸的基本载体,要意识到这个问题,以法为纲采取系统化的防范措施。

治民必要先治吏,吏不得治,则如以狼牧羊。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的衰亡都是从官僚阶层的溃烂开始的,每次变法的失败,核心原因也都在变法者不能有效掌控处于执行层的官僚阶层。韩非子能意识到这个道理,可谓洞见精微!

5.​ 坚持法本主义

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乱之情,讘唊注:喋喋不休。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智虑不足以避阱井之陷,又妄非有术之士。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与有术之士,有谈说之名,而实相去千万也。此夫名同而实有异者也。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蚁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远矣。而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群臣相关,父子相保,而无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顾以为暴。愚者固欲治而恶其所以治,皆恶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这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出自《奸劫弑臣》)

简单讲,韩非子批判的是在治理国政方面纸上谈兵、迂腐不实的人,这些人说起来口若悬河、仁义道德,就是没有实行的真本领。而圣人治国的思想则是绝不搞玄学、虚学,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法为纲,以赏罚为柄,因事而设策,因病而用药,以建立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老有所养、幼有所育、边境安定、父子相护养、君臣相信任、民众战死和被俘的风险的秩序为目的。愚蠢的人不懂这个道理,反而认为法治、严刑是残暴。其实愚蠢的人也是希望国家能治理好的,但是他们又厌恶能够把国家治理好的办法,仅仅跟着民之所恶与民之所喜走,这样现实就与他们的心愿相反了。

世之学者说人主,不曰:"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时!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

无棰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舜不能以为治。今世主皆轻释重罚严诛,行爱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几也。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讬于犀车良马之上,则可以陆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则可以水绝江河之难;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适当世明主之意,则有直任布衣之士,立为卿相之处;处位治国,则有尊主广地之实:此之谓足贵之臣。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广,兵以强。故有忠臣者,外无敌国之患,内无乱臣之忧,长安于天下,而名垂后世,所谓忠臣也。若夫豫让为智伯臣也,上不能说人主使之明法术度数之理以避祸难之患,下不能领御其众以安其国;及襄子之杀智伯也,豫让乃自黔劓,败其形容,以为智伯报襄子之仇。是虽有残刑杀身以为人主之名,而实无益于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出自《奸劫弑臣》)

韩非子表达了这么几点意思:

第1,​ 批判了企图依靠外化的仁义教化治理国家的思想。认为这是沽名钓誉,于实无补。

第2,​ 强调了用严刑峻法来禁奸。这是韩非子人性论的必然结论,人性的自觉性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不可恃的,没有将功罚罪的闭环措施,人一定会想着惰性的、为奸的方向走,没有公正的信赏必罚,人就会取巧为奸、抄近道去博取利益。

第3,​ 强调了以法治国的必要性。法治是国家的基础,无规矩不成方圆,再能干的施政者也要依靠法术才能确保国家整体;哪些建立王霸之业的人一定是能充分发挥法术效用的人,比如伊尹、管仲、商鞅。

第4,​ 衡量忠臣的标准是看他给国家利益带来的实质性贡献,像豫让、伯夷叔齐个人在历史上博得了仁义忠贤的好名声,但其实他们对他们的国家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务虚不务实。

【评】:

从先秦诸子百家学说角度看,追求的都是社会的秩序化、民众生活的安定化,他们之间的差异最突出集中在达成这一共同理想的手段和途径上。以仁义教化先改变人,再改变事,当然也是一条路径。但是仁义教化的成果转换率是有限的,要面对现实利益的种种利诱和胁迫,即当二者向左时,只有少数的人能够不惜代价坚守仁义道德,多数人的道德坚持会被颠覆。比如“南京彭宇案”对见义勇为这一良好美德的伤害,比如以前东莞工厂为数不少的女工会逐步转向洗脚、按摩,直至卖淫这种转换路径,都是现实利益颠覆个人道德坚守的榜样。当我们从社会学家讲“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时,一定意义上也是指道德坚守被现实利益逐步颠覆。仁义教化手段能产生的仁君义臣的数量和比例,并不足支持主要依靠仁义即可安定一国。相对而言,以法驭人、以法治国这条途径更容易实现大范围的秩序化,因为它直接针对的就是现实利益。

另外一个视角,仁义教化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务虚来务实的途径,即它并不关注具体的事务细节,认为人教化好了,事自然就能好;而法家思想则是通过务实来务实,即就事论事,不会基于对人自觉性的高估来确保做事的结果,而是通过严控在事上可能出现的作奸行恶,确保事情能朝着希望的方向走。

当然,完全否认仁义教化的作用也是不对的仁义教化的效用虽然不能单独安定一国,但毕竟能对人、对人群做出一些改变,这些改变减少社会管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