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总是特殊的、具体的，并且无时无刻不与它周遭的情境交织渗透，因此身体总是处境中的身体。从身体出发，就是从活生生的、具体的、有差异的身体出发，这就与从无人格的、无面相的、无差异的“思”从发截然不同，从而能够带给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重大改变。如果把以笛卡为代表的认识方式称之为“思知”的话，我们可以把女性主义者推动的认知方式称作“体知”(embodiment knowledge)。显然，前者追求一种超具体时空的绝对之知，把差异吸纳入最高的“一”之中；后者则把知置于具体的情境网络之中，最终形成的是一个差异的整体而非同质的一，最终要的，在“体知”之中，“知”和“行”不是如在“思知”中被冷静地断为两截，而是知行内在地不断交织在一起并构成人的存在的过程。

当代女性主义者对女性身体的关注、对女性行为的关注为我们理解“体知”提供了最好的路径，或者甚至也可以说，女性主义者提出了“体知”的方法——当然这需要我们的解释。这个“不同的声音”是女性主义者吉莉根(Carol Gilligan)首次在她的《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In a Different Voice：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一书中喊出来的。吉莉根的著作起初主要是为了回应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关于人类道德发展的解释，在她看来，吉莉根的解释是男性解释，是一种强行把女性纳入男性模式的男性思维，即：柯尔伯格关于道德发展水平的阶段划分以及每一阶段的评价指标是偏颇的、男性化的。以柯尔伯格和吉莉根都谈论过的“汉兹困境”为例：

海因茨的妻子患病就要死了，有药可以治好她的病，但药剂师拒绝低价出售药品，海因兹买不起。此种情况之下，海因茨是否应当偷药？

柯尔伯格只测验男孩，当其它研究者以柯尔伯格的级别测验女孩与男孩的道德发展时，他们发现女性的发展程度通常不如男性。以吉莉根的测验对象杰克(Jake)和爱咪(Amy)为例，杰克的回答如下：

杰克：人的生命比金钱更贵重，如果药剂师只赚1000美元，他仍旧可以生活下去，但是如果海因茨不去偷药，他的妻子就会死去。406

杰克把这个困境看作“人类面临的数学问题”，着手建立逻辑等式和运算出答案，因此一个普遍有效的原则（生命比金钱更贵重）是运算的关键，也就是说，“他的答案是由理性推论出来的”，“任何遵循理性的人也都可以得出相同的答案”。407这一评价原则不受具体情境限制而普遍有效，相对于杰克的“果断”，爱咪的回答则摇摆不定：

爱咪：这个嘛，我认为不应当偷。我想可能有除了偷药之外的其它办法，比如说他能借到钱，贷款或其它什么的，但是他的确不应去偷，他的妻子也不应当死。408

按照柯尔伯格的标准，爱咪对困境的反应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一种由于没有逻辑而阻碍发展的印象，一种独立思考方面的无能为力，在情感的支配下无所适从，与同龄的男孩道德发展水平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但在吉莉根看来，情况不是这样的，女孩不明确的态度并不意味着她处理问题的低能，只能说明她处理问题的方式与男孩不同而已。男孩试图超越各种具体的环境从而找到普遍的原则，然后由普遍原则裁定具体的行动，吉莉根称之为“正义”(Justice)思考；女孩则试图在具体的环境中考察各种可能的关系，关注每一个人和更多的背景，从而找到协商解决的办法，吉莉根称之为“关怀”(Care)思考。爱咪后来的叙述让我们看到，她的解决方法是试图使海因兹和药剂师沟通或者和其它更多愿意提供帮助的人沟通，使他们了解情况，进而改变他们的看法。因此，没有形成“正义原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畸形和欠缺，恰恰相反，“关怀思考”也有它自身的优势，“他（杰克）把道德问题从人与人之间关系中抽象出来，按照公平逻辑条客观途径确定由谁来赢得这一争执。但是，这种等级秩序，连同它对输赢的意象，以及它所包含的暴力可能逊色于爱咪把困境建构成一个联系的网络，一张通过交流过程来编织的关系网的做法”。409更深入的思考发现，正义思考与关怀思考背后有着反差巨大假设，这些假设是知识获得和行为判断的前提和特征。以历史上的男性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例，他们思考的男性特征是：

(1) 他们假设，在某些重要且基本的意义上，人是自由的、独立于他人的；

(2) 他们假设，家庭领域本质上是私人的，不受国家家干涉或甚至不能被政治哲学家所讨论。410

知识论领域的女性主义者则提出：

(1)​ 至今仍没有很多人注意到，情感在理论论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2)​ 知识的追求者不该被视为孤立的个人，而应该被看成知识社群的一员；

(3)​ 社会网络(context)对于了解科学运作是非常重要的。411

两者最重要的别在于思考的出发点，正义思考依赖于一个“把人从人与人关系中抽象出来”的理性人，关怀思考则起于一个具体处境中的人，是一个“披挂着血肉”的人。因此，关怀思考实际上是一种身体思考，用杜维明先生的用语，是一种“体知”(embodied knowing)，用吴光明先生的用语，是一种“体思”(body thinking)。通过对“体知”、“体思”和“思知”之间关系的辩白，我们可以回答吉莉根所遭遇的挑战，即：关怀思考和正义思考是截然不同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吉莉根的差异(difference)又有可能被演化成对立(opposition)；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女性又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杜维明对“体知”和西方传统中的“认知”关系的剖解有助于我们化解这一难题，即体知“不仅不违背一般的认知原则，而且希望会有一些突破”：

这里可以分几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主观性很强，不能disinterested（公充），考虑任何问题都有自己价值预设、宗教感情等。……这个层次当然根本不能进入学术界，是非学术界的一个普遍情况。第二个层次是有disinterestedness（公充性），有价值中立的能力，能把感情的预设等减低到最低限度。我把这种能力称之为“隔离的智慧”，即已经了解主观参与的影响，所以想尽可能遵循客观事实，以分析、讨论、辩难的方式作研究，并愿意接受批判。第三个层次是在第二层次的基础上意识到自己对伦理学、美学、宗教学中更深刻的意蕴无法参透，以至需要寻求更有效的途径和进一步的能力，如悟性、美感等。412

当然，这里的解释也有一些问题，如对三个层次的截然划分，我们也可以效仿康德的态度，即这些只是在理智思考中将其拆分了，实际不是这样的，这也同样可用来推证“思知”是“体知”的一个剪影，是“体知”的某一个姿态，剪去了“体知”中流动的东西——这也是西方传统“思知”中其确定性仰仗于“反思”的原因所在。实事上，体知不需要一个后来的思（后思）给其打上一个保证的“补丁”，因此也就消解了反思哲学反不能解决的难题：反思补丁的无穷后退问题413与后反思—原意识之间的变异问题414。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均源于对“思”的内部结构划分，将“思”分成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的思有着目光朝向和时间序列的不同，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被“构造”出来了。如“海德堡学派”所指明的，“自笛卡尔以降，对自身意识的理解和解释大都局限于从反思和自身认识的模式出发进行的，即把自身意识看作是一种关于自己的对象知识”，415“自己去打量自己”就成了当代认识何以可能的康德式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要转换立场，即打量自我的“自身认识”或“自身意识”416一定是有身体的，同时也不是胡塞尔所说的是对摆脱了身体的纯粹“精神自我”的把握，不是“从身体抽象出来”的方式，而是身体（当然是身心一如之身体）之感。“感”一定是当下的、即时的、流动的，但“体感”的这一特征又往往会被人们误为一种直接的、没有深度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或者直白地说，“体知”与“体感”没有反思的深度，类似于动物式的本能反应。如有学者在评论杜维明的“体知”概念时将其与康德的“通常的人类知性”(gemeine Menschenvernunft,相当于英文的common sense)相比，认为“它们均是未经反思的认知或意识”417，这是把“体知”矮化并将其纳入“思知”的框架中的结果。当然，回应这个问题在于，“体感”中的反思（我们暂且还用“反思”这个名称）是不同于“思知”中的反思的，它没有一个可供打量的、纯净的、称定的陆地，它是在航行在茫茫大海上的人生之舟对舟身问题的即时发现、即时调整。则“体感”中的反思也是即时的、流动的，更重要的是，它是双向的，这一双向性在男女的交往中体现得最为鲜明，杜维明也提到“最能体现沟通理性而且最能说明体知精神的也许要算男女交媾这一创生生命的普遍现象了”418，因为感之双方都不是以一种对象化、工具化、外在化的方式对待对方，因为在每一个小的细节上都能感触对方的细微变化并作出反应，因此也就不会造成剥削、征服、控制等等突出男性中心的暴力行为。

正如更多的人不是生活在一个纯粹理论的层面上一样，人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是“声色并茂”的全身心的介入，而非理性静观下的“思知”。就像吴光明所说，西方人用“脑”思考不同，中国人的“思”则是从“心”，连着“肝”带着“肠”从而是与整个的身体不分的。“体知”、“体思”的提法既强调了“知”的切身性，又表明身体的感受和体验也具有反思的深度，同时也有其族类的普遍性和公共性，只是与意识的抽象普遍性有别。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女性主义者对父性统治的批判、对女性身体的关注、对女性行为方式独特性的探讨为我们引出了“体知与体感”的方法论，这与西方认知科学中具身化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新进展一致。在非一非异、阴阳交感的男女一体的身体中，我们才可能体会到“体知”与“体感”丰富而立体的含义，即：它不仅是一种获得知识的“知”和“感”，也是一种“去生活”的存在的样态；它不仅在存在论上有其坚实的基础，而且在行为方式上有其现实发生的力量；它不仅是我们日用平常而不知的亲己之“知”、“感”，也是“深造之以道”的、具有双向反思的深度之觉；它不仅是艺术和宗教的招牌菜品，也包含了客观性认知这一“隔离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