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吏的考课上，隋唐时期有了一套较完善的制度体系，此时不但有专门主管考课的考功司，而且有了较详细的分类考课标准和较严密的考课程序。

《旧唐书·职官二》较详细地记载了唐代考课的全套制度：

“凡应考之官家，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各于所由司准额校定，然后送省。内外文武官，量远近以程之有差，附朝集使送簿至省。每年别敕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其一人校京官考，一人校外官考。又定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其一人监京官考，一人监外官考。郎中判京官考，员外判外官考。其检覆同者，皆以功过上使。京官则集应考之人对读注定，外官对朝集使注定。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其一曰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其二曰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其三曰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其四曰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其五曰音律克谐，不失节奏，为乐官之最。其六曰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其七曰都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其八曰兵士调习，戎装充备，为督领之最。其九曰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其十曰雠校精审，明为刊定，为校正之最。其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纳明敏，为宣纳之最。其十二曰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其十三曰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将帅之最。其十四曰礼义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其十五曰详录典正，辞理兼举，为文史之最。其十六曰访察精审，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其十七曰明于勘覆，稽失无隐，为勾检之最。其十八曰职事修理，供承强济，为监掌之最。其十九曰功课皆充，丁匠无怨，为役使之最。其二十曰耕耨以时，收获成课，为屯官之最。其二十一曰谨于盖藏，明于出纳，为仓库之最。其二十二曰推步盈虚，究理精密，为历官之最。其二十三曰占候医卜，效验居多，为方术之最。其二十四曰讥察有方，行旅无壅，为关津之最。其二十五曰市廛不扰，奸滥不作，为市司之最。其二十六曰牧养肥硕，蕃息孳多，为牧官之最。其二十七曰边境肃清，城隍修理，为镇防之最。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无最而有四善，为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无最而有三善，为上下。一最以上，而有一善，或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一最以上，或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若于善最之外，别可加尚，及罪虽成殿，情状可矜，虽不成殿，而情状可责者，省校之日，皆听考官临时量定。内外官从见任改为别官者，其年考从日申校，百司量其闲剧，诸州据其上下。”

二十七最偏重于朝官，对于地方官，则另有附加标准。贞观元年就有诏令曰：“刺史县令已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婚媾，准户口减少，以附殿失。”430地方官吏进考与降等的办法为：“诸州县官人，抚育有方，户口增益者，各准见户为十分论，每加一分，刺史、县令各进考一等。其州户口不满五千，县户不满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户法为分。若抚养乖方，户口减损者，各准增户法，亦每减一分降一等。其劝课农田能使丰殖者，亦准见地为十分论，每加二分，各进考一等。其有不加劝课以致减损者，每损一分，降考一等。若数处有功，并应进考者，并听累加。”431安史之乱后，针对新的地方情势，对方镇按其不同职务分别规定了考课要求。“（节度使）岁以八月考其治否，销兵为上考，足食为中考，边功为下考。观察使以丰稔为上考，省刑为中考，办税为下考。团练使以安民为上考，惩奸为中考，得情为下考。防御使以无虞为上考，清苦为中考，政成为下考。经略使以计度为上考，集事为中考，脩*（读音xiū）造为下考。”432

对于哪些官吏具备参加考课的资格，唐代有明确的考格。天宝时规定，当年任职厘事应在二百天以上，到任不足二百天（不包括调任者），或请假超过百天等，则不得参加当年考课。元和年间，又对各类不同官员规定了不同的考满期限，从五年到十三月不等。从唐初起，考课每年一次。十月，将中央百司和地方衙署的考簿送至尚书省。考功司勾稽审核，改正纰误，再经校考监考覆察，然后对读（京官对本人读，外官对朝集使读）注定，如有异议则复审。最后将结论上奏皇帝。考功郎中所判，为四品以下的京官，考功员外郎所判，为都督刺史以下地方官。中唐以后，诸州刺史由所属观察使考课上报。所以，宰相、三品以上京官，两省侍郎、尚书左右丞、谏官、御史与翰林学士等供奉官，太常少卿、国子司业等清望文翰官，以及节度使和观察使、都督、刺史，则由考功每岁进名，皇帝钦定考等。

唐代官吏考课的作用有三：一是俸禄增减，二是进阶迁资，三是职务黜陟。俸禄增减之法为：“凡考，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守本禄；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进阶迁资之法为：“中平以下，四考皆中中者，进一阶；一中上考，复进一阶；一上下考，进二阶。计当进而参有下考者，以一中上覆一中下，以一上下覆二中下。上中以上，虽有下考从上第。有下下考者，解任。”433职务黜陟之法即铨选之法，四年考满，其累积等次及簿状评语，是铨选注官的重要依据。

唐初考课较严，极少有得上考者。贞观六年，监察御史马周曾上疏道：

“今流内九品以上，有九等考第，自比年不过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谓所设九等，正考当今之官，必不施之于异代也。纵使朝廷实无好人，犹应于见在之内，比校其尤善者，以为上第。岂容皇朝士人遂无堪上下之考。朝廷独知贬一恶人可以惩恶，不知褒一善人足以劝善。”434

这一段话既反映了当时考课之严，又表露了希望考课放宽的趋势。到安史之乱后，考课便流于形式，基本成为以官品定考等的虚应故事。从至德年间开始，常参官及诸州刺史，一概以中上考褒扬。太常寺太祝裴充对这种情形极为不满，对太常卿道：“本设考课，为奖勤劳，则书岂系于官秩？若一一以官高下为优劣，则卿合书上上考，少卿合上中考，丞合中上考，主簿合中考，协律合下考，某等合吃杖矣。”435此后，有些试图整顿考课的官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基本无效。穆宗时，李渤任考功员外郎，对宰相萧俛、段文昌、崔植以及翰林学士杜元颖等人的无所作为、尸位素餐行径不满，打破惯例，议其考第为中下，并专上奏章，言其赏罚不明，不谏游幸之过。对谏诤穆宗游幸骊山的御史大夫李绛、散骑常侍张惟素、李益，则议其考第为上下。杜元颖则反讥李渤“卖直沽名，动多狂躁”。结果，“状入，留中不下”，李渤被贬为虔州刺史，而另委冯宿重定考等436。这类现象，说明中晚唐时期考课制度及其作用的衰减。

关于唐代考课制度的衰变，论者多从政治角度评价，把考课流于形式作为朝纲不振、政治腐败的因素，或认为考课虚设导致朝纲不振，或认为朝纲不振引起了考课虚设。论者自有道理，但却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实际上，考课流于形式，是一个迄今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难题。从人事管理的角度看，考课制度要发挥作用，则必须与奖惩黜陟相配套，没有奖惩与黜陟，则考课没有任何意义。但一旦和奖惩黜陟挂钩，由于奖惩黜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官吏的自身利益，官吏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势必要想方设法使考课的结果能促进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起码能使自身利益不受损。而绝大多数官吏的这种努力，必然又会导致考课结果的平均化趋向。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对考课制度的破坏或抵制（这同政治是否腐败有关），固然是保证自身利益的手段之一，但更多的是对考课制度的合法利用和有利于自己的解释操作（这同政治腐败无关）。不要说唐代就出现了考课“悉为中上”的惯例，就是今天已经高度法治化的美国，公务员的考核也几乎全是合格。没有制度规范时，人们总希望以制度规范来解决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而有了制度规范，制度本身却总会向合法不合理的形式化趋向流变，甚至背离制定制度的初衷。这正是古人所谓的“有治人无治法”、“法令滋章，巧饰弥多”的本意。

另外，唐代的考课制度，贯彻着以德为本的思想。所谓“四善二十七最”，品德操行性质的“善”居四，而才干政绩性质的“最”居一。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即使在实际操作中，亦以品行为上，绩效为下。高宗总章年间，吏部尚书卢承庆校考。“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承庆为之考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无一言而退。承庆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437注拟考等以雅量气度为据，而置其职守责任于不顾，反映了实施考课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