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让读者了解非暴力抵抗斗争中对内对外运用到的各种手段，所以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印度舆论》，我们在南非出版的一份周报，今天仍在发行。在南非首创印度人自己的出版社一举，归功于一位古吉拉特绅士，马丹吉特·维阿瓦哈瑞克先生（Shri Madanjit Vyavaharik）。他艰难办社几年，而后又想办份报纸。于是他询问当时尚在世的曼苏克拉尔·纳扎尔先生（Shri Masuklal Nazar）和我的意见。报刊发行地在德班。曼苏克拉尔·纳扎尔先生自告奋勇，免费当主编。打一开始我们就是在赔钱办这份周报。最后我们决定买个农场，把所有的工人都安置到那儿，他们必须自行组成某种自治社团，靠集体的力量以农场为基地办刊物。为此，我们选中了德班市外十三英里处风景秀丽的一座小山上的一家农场。离农场最近的火车站大约三英里，叫作“凤凰站”。当时我们这份周报叫作《印度舆论》，至今未更名。我们原本同时以英文、（P.220）古吉拉特文、印地文和泰米尔文出版，但后来取消了印地文和泰米尔文这两个版块，因为工作量实在太大了，而且我们既找不到愿意来农场定居的印地语和泰米尔语撰稿人，也审核不过来这两种语言的稿件。到非暴力抵抗斗争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周报就只有古吉拉特文版和英文版了。定居在农场的有古吉拉特人、印度北部人、泰米尔人，也有英国人。曼苏克拉尔·纳扎尔先生不幸英年早逝后，他的主编一职就由一位英国友人赫伯特·基钦（Herbert Kitchin）补缺。再往后，亨利·波拉克先生128也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主编，到波拉克先生和我们都坐牢的时候，当时还在世的约瑟夫神父（Rev. Joseph）也代理过主编工作。有了这份周报，我们才能向整个侨团发布每周新闻。英语版面让不懂古吉拉特语的侨民了解运动动态，也为身在英国、印度或南非的英国人提供每周新闻。虽然我个人认为，没有报纸，单靠精神力量也可以进行斗争，不过经验也说明，如果没有《印度舆论》，我们对当地侨民的教育工作可能做得不会那么好，也无法如此轻松且成功地让世界各地的印度人及时了解我们的运动；（P.221）所以说，《印度舆论》确实是我们斗争中最管用、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正如侨团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印度舆论》也随着斗争不断改头换面。刚开始我们还开设了广告业务，在出版社排版印刷。后来我发现，我们要抽调一些优秀的人手来干这些活儿。做广告业务，就总要面对该接哪些单的难题。可能你本想拒绝刊登一则讨厌的广告，但最后却因为这样那样的缘故不得不登，比方说要登广告的人在侨团里有头有脸，拒绝了他就会得罪人。我们不得不专门派几个好手拉广告，催收尾款，还得按客户要求在广告里吹得天花乱坠。除了这些问题，我们也一直认为，办这份周报是要为侨民服务，而非牟利，但我们也不能压着大家接受我们的服务，只有他们需要我们才提供帮助。而最现成、最能证明侨团需要这项服务的方式就是侨民订阅我们的周报，让周报自给自足。权衡利弊之后，我们最终觉得，（P.222）与其打着服务大众的名义劝说几个生意人在我们周报登广告，还是应该接触广大侨民，向他们说明每个人都有义务保住一份我们自己的刊物。基于这些考虑，我们不再刊登广告。结果令人很满意，原来广告部的工作人员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提高周报的质量。侨民很快意识到自己也是《印度舆论》的主人，也有责任保住周报。工作人员再无后顾之忧。只要侨团还需要这份周报，工作人员关心的就是如何尽力把报办好。现在他们不但不再觉得要人订阅难以启齿，反而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周报的精神面貌和内容特点焕然一新，成了一股不可估量的力量。原来订阅人数大概是1200到1500人，现在这个数字与日俱增。虽然订阅率还有待提升，但到了运动鼎盛时期，订阅人数也已达到了3500。南非全境有能力阅读《印度舆论》的人，充其量也就两万，（P.223）所以三千多份的发行量已经很让人满意了。侨民们真是将这份周报视为己物，以至于如果哪天报纸未能按期送达约翰内斯堡，我立马就会收到一大堆的投诉。这份周报一般是在每周日上午送到约翰内斯堡。我知道有很多人收到报纸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古吉拉特语版的内容从头读到尾。一群人里会有一个人大声朗读，其他人围着听他读。因为不是所有想看报的人都订得起，所以有的人会聚在一起看报。

我们不但不再登广告，也不再在出版社排版印刷，原因都差不多。排版人员就可以用空出来的时间印书。但我们出书也不是为了赚钱，为的都是推动运动的发展。我们的书销量都很好。就这样，周报和出版社都为斗争做出了贡献，随着非暴力抵抗的理念逐渐在侨民心中扎根，周报和出版社的道德水准也明显有了相应的提升，更为符合非暴力抵抗精神。（P.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