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与吏两种身份的平衡与蜕变，是理解中国传统国家管理的钥匙之一。

管理人员的出身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是十分重要的，但似乎还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在历史上，关于出身的争论极为常见。经验也告诉我们，出身对一个人的价值倾向、需求偏好、行为习惯等等有着多方面的影响。那种所谓“英雄不问出身”的辩白，不过是发迹了的流氓掩饰自己来路不正的辞藻。出身的烙印是很难消磨掉的，君不见，下层出身的刘邦，哪怕是当了皇帝，言行还是处处流露出无赖习气。而汉武帝之所以重用公孙弘，就是因为公孙弘的出身低微便于控制。历代君主，对于手下的出身实际上是很重视的。这一点，或许能给当代的管理学提供一些参照。

从秦汉以来，古代的官吏主要出身于两种人，一是儒生，二是文吏。用现代语言来说，前者是经过正规培养的知识分子干部，后者是在基层滚爬摸打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干部。这两种人具有群体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对古代的国家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可不察。

儒起源于孔子。说起来，儒家虽然在后来显赫了，但孔子本人在世时并不怎么风光。学者李零解释孔子，直接称其为“丧家狗”，而且这话并非别人“恶毒攻击”，确实出于夫子自嘲。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当孔子听到郑人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时，欣然笑道：“然哉！然哉！”从贬义上讲，这是指孔子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却屡屡落魄而不得志；从褒义上讲，是指孔子以重建盛世为理想，却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春秋战国不大讲道德，“礼崩乐坏”，有枪便是草头王，奉行典型的丛林法则，致使以道德修炼见长的孔子处处碰壁。儒家的“仁者爱人”遭遇到了“强者通吃”，“克己复礼”遭遇到了“纵横捭阖”。到了孟子，情况也没有多大好转。尽管孟子以雄辩著称，到处推销仁义礼智，能把诸侯国君说得哑口无言，但却没有一个有实力的诸侯把他的主张当真。

也许，正是周游列国四处撞墙的经历，使孔子和孟子格外看重道德修养，强调以内心世界的自修抗衡外部世界的纷扰，并形成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线。后来儒家几经变化，而重道德讲修养一直未变。可惜的是，虽然早期儒家的“格致诚正”功夫已经非凡了得，但是效力往往限于“修身”，到了“齐家”那儿就有点可疑，好些著名儒者的家事，不见得就兴旺发达，至于“治国”和“平天下”的理想，则不过仅仅是理想而已。

吏是从“史”发展而来。吏、史、事，三字本为一源。所谓史，就是官府中的下层办事人员。商周都有大量的史，他们最主要的活动是写作和处理文书，也兼执行政务。在春秋时期，文书是写在竹简木牍上的，相关的处理技艺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质。比如，要学会如何烤干竹简的水分，打磨制作能写字的木牍，掌握简牍的编册方法，尤其要擅长抄写文字，如有错误则要用专门的刀具刮掉改写，还要懂得检索方式，在具体政务中适用相关文书种类。所以，后来人们干脆直接称这些人是“刀笔吏”，雅致一点就叫“文吏”。

文吏的发迹要比儒生早多了。当诸侯大员对上门苦苦推销仁政的儒者爱理不理时，文吏已经登堂入室变成了诸侯的管家和仆人，是诸侯推行政务须臾不能离开的左臂右膀。春秋战国的衙门，实际上是刀笔吏的乐园。这些人不在乎道德修养，但却要熟悉公文，掌握衙门惯例，善于处理事务。到秦始皇统一后，朝廷变成了刀笔吏的天下。“王道”伴随着焚书坑儒而销声匿迹，“霸道”则随着“以法为教”和“以吏为师”而横扫政坛。

概括起来，从起源上看，儒重视信念和修身，吏重视操作和程序。二者的培养方式和行为准则是有很大区别的。

但是，秦的二世而亡对汉代统治者的教训太大。“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儆戒，使汉代帝王不得不看重儒家的作用。西汉初年，草莽出身的刘邦从内心看不起儒者，但为了统治需要，不得不用儒者给干部队伍“掺沙子”。到了武帝，董仲舒改造了儒学，赢得了政权支持的独尊地位，儒生在官府中的比例迅速上升。不过，由于儒生在公文处理和行政效率方面并不见长，所以，文吏仍然可以和儒生对峙天下。这一状况虽然中间略有微调，但整个两汉基本上是儒吏并用。汉宣帝的话最有代表性。当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建议以儒生治国替代刀笔吏时，宣帝斥责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从西汉到东汉，在这种“霸王道杂之”的人事政策支配下，皇帝是儒吏二者都要用，下面是儒吏都要争上风。于是，儒抨击吏，吏诋毁儒，二者的矛盾开始在官场上显性化。不过，在这种互不相让中，为了排挤对方，儒开始吏化，吏也开始儒化。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一书，对这种现象描写得相当深入。

到了唐代，伴随着科举制的诞生，朝廷终于把用人的重点放在儒一方，宰相和六部长官，科举出身者占了相当比重。而基层办事人员，则还是刀笔吏性质的“令史”。领导职务主要是儒，非领导职务则全部是吏，儒和吏的地位已经有了明显变化。吏只有埋头做事的份，已经不能同儒再较量短长，官场之中儒生已经占了上风，但是，儒生事务不熟、办事不力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尤其是儒生本身，在地位和权势占上风的同时，修养和为人却在悄悄走下坡路。在科举的熏陶下，当官的儒生少了一些早期儒者敢于同皇帝叫板的浩然之气，多了一些轻薄浮躁的文人之习。所以，这时对儒的批评依然存在，不过批评者不再是吏，而是在野的大儒和朝中的高官。

宋元两朝走向了两个极端。宋代科举非常完善，在中国古代的所有王朝中，宋代的干部“知识化”大概是最彻底的。而且，宋代的知识分子较普遍地形成了值得称道的士大夫气质，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都反映了这种精神。宋儒政治上的得势，使他们面对皇帝也说“天下唯道理最大”，只要有道理，“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一言”。所以，当今的文人，如果谈到最愿意生活在中国古代哪个朝代时，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宋朝。但是，这种官吏队伍的儒化，却导致出治国能力的不足。儒者的信念、操守可圈可点，而理财、治军则短处立显。所以，宋朝是一个很讲正气的朝代，也是一个很窝囊的朝代。讲正气可以讲得义正辞严、冠冕堂皇，也可以讲出朋党意气，你死我活。

宋以后的元朝就完全相反，蒙古统治者根本看不起儒。蒙古人马背上得了天下，迷信武力，崇尚粗俗。相传他们把社会分为十等，儒居第九，尚在倡伎之下，仅比乞丐强一点。在用人上，元代重视吏员，尤为重视怯薛（皇帝亲兵）出身的战将。这些人只会使刀弄棒，挽弓射雕，多数大字不识，以大老粗为荣，驱驰战阵习惯了，根本没有读书人那种对心性的约束。在他们看来，打出来的天下就该自己享受，政权很快腐化。“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草木子·克谨》）所以，后来有人从官员出身的单一性上批评这两个朝代：“宋亡于儒，元亡于吏”。

历史总是在试错中前进，明清时期，纠正了宋元的偏失。明代用人号称“三途并用”，即科举、学校、吏员，由此很快就形成了官和吏的明显分野。整个明清时期，长官以儒为主，而办事人员全是吏。不过，这时的儒和吏，同早期的儒和吏比较，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大体上，这时的官场格局，是以官统吏，以吏制官，二者的牵制达到了非常细巧精致的程度，使王朝的稳定性大大增加，但汉唐时期的进取精神却不复存在。

儒与吏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一直延续下来。即便是当今的干部队伍，还能隐隐约约看到儒吏之争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