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的庄子」并不是一种新说，如果我们放在庄子诠释史的脉络下考虑，这种「人文庄子」的诠释声音始终不断，魏晋、晚明是其中的两个高峰，我们现在对庄子所作的解释可视为第三期的人文庄子说。如果庄子道家说是庄子学的主流的话，那么，庄子人文说当是庄子学最主要的支流，如果我们把此种诠释途径视为连绵一千八百年的庄学修正运动也未尝不可。

庄子人文说的第一波高峰在魏晋时期，郭象《庄子注》为此说代表作。魏晋是文人个性解放的时代，但也是名教规范最严的年代，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成了此时期主要的思想课题，此期的庄子人文说即是放在「自然―名教」的论题下展开的次类型论述。如果不就社会的影响，而是单就理论的圆融而论，「自然名教一致说」显然更符合先秦儒家及某部分的道家思想的论点，就当时的论述考察，它的理论内涵也较深刻。然而，郭象的庄子注观点与当日门阀体制的意识型态太接近，他的「适性说」几乎等于要求所有人安居于其阶级位置的命定说。郭象这类型的玄学家虽然善谈名理，但在德行操守上并没有太多值得赞美之处。他们对工夫论的问题通常也没有善解，郭象会通孔庄的诚意令人怀疑，其理论效果也要打折扣。当代儒者熊十力、钱穆所以常以名士为戒，良有以也。

郭象《庄子注》所提「自然名教一致说」虽然可视为第一期人文精神庄子修正运动的代表作，但此种理论只有在境界的形式上有些沟通的效果，实质上的效用相当有限，而且恐怕名声还不太佳。庄子和儒家的密切关系只有放在理学的脉络下，才可以清楚的对照出来。第二阶段的庄子人文精神修正运动几乎伴随理学的诞生而起，但此运动在宋元时期若现若隐，面貌不清。直到17世纪的明末清初，庄子人文精神修正运动才达到第二次的高峰。推动此波运动的人物乃是理学家或理学化的高僧，方以智与王夫之为此波运动的代表人物。此波运动可以说与理学并兴，当理学从汉唐儒学的格局中走出，正式接受佛老心性―形上命题的挑战后，庄子始终是理学家隐藏的一支友军。理学家所以和庄子结盟是有理路可寻的，因为两者同样重视气化的能动性与真实性，在缘起性空的对照背景下，中国儒道在形上学方面的差异被淡化了，其共同性则加强了。然而，直到明末，方以智、王夫之等人因为要克服以王学后学及禅学为代表的唯心哲学的偏差，有意援庄入儒，才赫然发现两者原本为一家，至少是血缘相近的同族。

关于理学的演变与庄子的接受史，其细节非本文所能详论，但笔者想指出一个极有意思的平行现象，此即明末庄学流行，同一时期，同样接受庄子的一些大儒者几乎同时反对三教中的心学体系，而且共同强调一种建立在《易经》基础上的一种体用论的哲学。其中，像王夫之这般卫道意识极强的哲人，他可以说是最典型的儒家文化传统主义者，但他注解《庄子》，其热情与精到似乎犹胜过他的《周易内外传》。庄子从老子入，而最后却抛弃了内省的大母神模式；同样的，王夫之、方以智同从王学或禅学出发，后来纷纷叛离了「心学」的立场。明末的庄子和明末的理学可以说惺惺相惜，命运相同，这样的平行现象恐怕不是偶然的，笔者认为庄、儒的结缘是本质性的。在明末的思想转型之关键期中，《庄子》比起儒家其它的经典，它提供了更多的理论资源。对长期卡在意识哲学领域的明末儒者而言，「重新发现庄子运动」所带来的讯息太强烈了。庄儒的结盟与其说是庄子需要儒家，不如说是儒家需要庄子，更不如说是两者相互需要。庄子的人文精神修正运动至此由量变而质变，庄子思想的本质已经需要重新定位了。可惜，方、王之后，儒家潮流没有顺着他们的轨道发展下去。

17世纪中叶的庄学修正运动著作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它不但是庄子学的思想高峰，即使放在整体理学史的视野下考虑，它的意义也是一样的重大。方以智、王夫之之后，庄子诠释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到可以与之比埒的著作。方、王注庄新义时出，鞭辟入里，直欲掀千古公案。然而两人的著作都不容易读，其精金粹玉般的理论很容易被注释体的艰涩文字掩盖过去，《药地炮庄》的文字更类似需要读者苦参的禅门公案。然而，经过时光之流反复冲刷，终究会刷去表层的迷障，显现出他们的光彩的。我们看到方、王一方面消极地为庄子破坏伦常礼乐辩护，一方面两人更积极地从精神的发展着眼，指出天均之学一种动态的全体大用之学。双管齐下，建构起沟通庄儒的平台。透过了他们的眼睛，我们发现了一位会持作用的保存伦理价值的哲人；一位会在世界的本源上体现生生不息的力量，而且居间发现了原生的理则的哲人；一位对作为生活世界最需要的技艺有极深刻体认、对中国美学精神有最深远影响的哲人；有了这种不同的新视野，我们无论如何不宜再用解构的标签强加在他的身上，反而当将他视为人文精神最根源的展现者。

我们现在该处在庄子人文精神修正运动的第三波了，至今为止，笔者不认为在开发庄子思想上，整体而论，近代学者有超越方以智与王夫之的成就太多之处。因为大部分的人的理解都没有站在这两位巨人的肩膀上，他们看到的庄学风光自然没有方、王两人的全面与深入。然而，就个别的领域而论，如在美学、文学批评、甚至部分的比较哲学领域，这个时代的诠释也有后出转精之处，到底现代性的一些学科如人类学、神话学、语言学等等，可以提供我们以往学者没有注意到的盲点。截长补短，我们未尝不可在第二波修正运动的基础上，将庄子更精准地带返到一种创发性的、原初秩序的、心与物化的源头上去，这是个尚未结构化的场所，却是人文精神展现的源头，也是庄儒共享的场域。我们需要洗刷眼镜，仔细分辨这个源头的性质，误释或忽视都会带来难以衡量的灾难。笔者不认为人文的源头即等于人文的全景，576但此源头至少是原汁原味，还没受到体制的异化宰制。庄子是最早也最完整揭开这幕风景的哲人――不管我们要不要称呼他为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