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通过现象学悬搁，而让世界现象得以显现，但“回到生活世界”决不是现象学的终点站。因为在具体的生活世界中，有着种种的生活旨趣、意义积淀、逻辑运作，因此，即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即便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成果毫无兴趣、毫无了解，但先予的东西已是受到传统、文化、科学浸染的东西了。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对世界的体验就由观念化诠释着的了。因此，仅仅靠悬搁并不能使我们完全摆脱自然态度的影响，必须对种种自然态度下造成的意义积淀加以重重剥脱与解构，以真正回到“源始的生活世界”(the original life-world)。这是一个不断“回溯”的过程，在这个回溯过程中，在我们当下体验的世界中早已先存的意义积淀被剥脱，从而直逼其源头——先验主体性。因此，胡塞尔明确将现象学还原(回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先予的世界及其意义积淀回溯至源始的生活世界。第二个阶段是由生活世界回溯至它得以诞生的主观运作即源始的先验主体性的构成生活。

　　因此。对生活世界的把握必须联系到现象学的方法。生活世界的历史性与文化性特征是就生活世界的先予性而言的，这通过现象学悬搁便可由自然态度的对象极取向转向其相应的显现方式，由原本潜在的非专题视界而转向其专题的描述，而得突现出来。至于生活世界的前对象的知觉经验则是由先予的世界回溯至源始的体验而得以开显出来的。而由源始的生活世界回溯至先验主体性及其结构则是先验还原的最终结果。

　　只有还原至先验主体性上，诸生活世界的相对性才能找到一个通约的根基。因为，一切意义的积淀最终必溯回至先验主体性的明证体验的范围里，意义即产生于此源始的领域(the primordial sphere)。

　　当然这里有很多问题，是否有这样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否可以如实描述(毕竟任何描述都带有一个描述的理论框架，那么对没有任何理论框架的源始领域的描述又何以可能呢?)，现象学界持不同的看法。持相对主义立场的Carr以及Waldenfel都否认在诸相对的生活世界下面有一通约的根基，而Softer与Mohanty则对相对主义的指责予以坚决的反驳。481

　　实际上，这里牵涉到一个“文化感通”(Cultural Empathy)的问题，这个问题胡塞尔本人在《笛卡尔沉思》“第五沉思”中一笔带过，未得到深入的探讨。“文化感通”是否只是“个人感通”的一个放大，还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文化感通何以可能，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