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身体的不同定位出发，黄俊杰把2002年以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传统哲学中身体问题的研究，划分为三个“新视野”（如前所述），其主要笔墨集中在日本、西方汉学家及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上。而如果考虑到大陆在相关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从对身体观研究的内在逻辑理路来分析的话，可以说，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传统哲学身体观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个向度：即“作为表达主体的身体”、“作为展现场所的身体”和“作为哲学本体的身体”。

　　1．作为表达主体的身体

　　作为表达主体的身体，主要是针对西方意识哲学将意识作为主体、将身体作为客体的压制身体的思想而言。当然，现象学在把身体作为主体的问题上，作了相当努力。132汉学家吴光明的“身体思维”与国内学者陈立胜关注的“身体思维范式”，则挖掘了中国哲学中身体作为主体的内涵。

　　正如黄俊杰所言，吴光明的《On Chinese Body Thinking：A Cultural Hermeneutics》这部书为近年来有关中国思维传统中“身体”作为思维方式揭开了一个崭新的视野。在西方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理所当然地把“思维活动”当作抽象的、理论的活动。意识，被当作思维活动的主体，身体，则是这种思维活动的对象。在这样的观点下，“身体思维”无异于天方夜谭。吴光明指出，身体思维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思维通过身体这个工具进行思考活动，此为bodily thinking；二是身体本身在进行思维活动，是为body thinking. 相异于西方的抽象性思维，中国思想是一种具体性的“身体思维”。中山大学陈立胜也指出，在中西方哲学中，身体成为一种思维范式，其是一种“体现的逻辑”，“体现”是瓦解精神和肉体二元性的术语，因而成为一种“范式”。133

　　无论是身体思维还是身体范式，其都把身体当作一种作为表达主体的身体，这对于我们重新认知中国传统哲学，发现中国哲学的身体所蕴含的丰富意义，无疑具有重要而积极的启蒙作用。近年来风靡中国文学界的“身体写作”，如果从哲学的视角看，其所认知与追求的身体，可归于“作为表达主体的身体”一类。身体写作本意是女性通过书写身体，从主体的角度抒发自己的生命体验，以摆脱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限制和操控，创造属于自己的领域。可是由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商业化操纵和消费主义倾向的影响，身体写作发生了变异。身体写作虽然遭受的批评比较多，但冷眼观之，这其实代表了一种将身体作为主体进行身体表达的呼声，正如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所言，“妇女的身体带有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一旦让她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她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

　　2．作为展现场所的身体

　　黄俊杰在其新作《东亚儒家思想传统中的四种“身体”：类型与议题》134一文中，指出东亚儒家思想传统中有四种身体：作为政治权力展现场所的身体、作为社会规范展现场所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展现场所的身体及作为隐喻的身体。作为政治权力展现场所的身体，包含两个意义，一是统治者的身体等同于国家，二是身体的各器官等同于政治系统中各官职。作者列举了汉儒董仲舒和朝鲜儒者李退溪的思想作例证。作为社会规范展现场所的身体，即杨儒宾所谓的“礼义身体观”，孔子和朱子是其代表。这种身体观由于被社会价值规范所彻底渗透，因而身体成为社会价值规范最具体的展现场所。作为精神修养场所的身体，这种身体是一种精神化的身体，孟子和荀子是其代表。第四种是作为隐喻的身体，作者认为，隐喻思维的发达是东亚思维传统一大特色，尤其是中国传统思想更是如此。

　　陈立胜在《王阳明思想中的“身体隐喻”》一文中，指出王阳明的身体概念，总是在实指与隐喻之间游走，并从血缘性的身体、知痛痒的身体、肢体活动分工的身体、应急处境下的身体、生机日完的身体、病体、舒适之身体等七个方面分析了王阳明对身体隐喻的使用。并指出，“如果我们将身体的隐喻加以进一步引申的话，那么，大身体的通畅便是一体的仁，因为‘仁’，所以周流不息，生动活泼，所以能乐；反面则是大身体的麻痹，再引申则是麻木不仁，便是不乐。儒家的责任便是让宇宙的生机保持畅顺，让麻木的肢体重新畅通。仁者乐，一体之仁者尤能乐。阳明思想所启迪出的生命智慧简易、亲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阳明的能近取譬的运思风格由此略窥一斑。”135

　　黄所指出的四种身体及陈所分析的王阳明之作为“隐喻”的身体，可以说，都是一种作为展现场所的身体。这些分析，为我们展示了相异于中国传统思想中身体作为“身体主体”的另一面。也就是说，作为展现场所的身体，实际上就是西方哲学中作为“客体”、“对象”的身体。只不过不同的地方在于，西方哲学中的身体，长期受到灵魂的奴役，受到心的驱使。而在东亚思想传统尤其是中国思想传统中，身体没有明晰地作为心的客体，而是作为政治权力、社会规范、精神修养和隐喻指向被表现了出来。这对我们深入认识中国传统哲学中身体所代表的意义。打开了另外一个通道。

　　3．作为哲学本体的身体

　　张再林从西方现象学视域出发，以一种独到的哲学眼光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身体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如果要对其进行一个哲学定位的话，可以说，张再林所体悟到的中国哲学思想中的身体，是一种作为哲学本体的身体，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也是一种有着性别区分蕴含对话思维的身体。张再林近年来公开发表的关于中国哲学身体观的5篇文章，全方位论述了身体在中国哲学思想中“作为哲学本体的身体”之可能性与表现。

　　在《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一文中，张再林对身体的界定与杨儒宾对中国传统思想中身体“形一气一心”三位一体的界定不同，也与安乐哲从身心“两极相关”、从“身”、“形”、“体”三维来理解中国哲学中的身体所表现出的致思路径相异，而是认为，在中国哲学中，身体体现了我与非我、灵魂与肉体、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混然中处”的原始统一。136“身体”不仅是“七尺之躯”，而是作为“无我之我”而“形色天性”地与无限宇宙整体联系在一起。这样，身体不仅仅局限在形而下的“形—气—心”层面，而是作为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非实体化的“潜在的身体”，也即“可能活动的身体”，因而通过“下学上达”的途径，展现出形而上的无限超越性：中国哲学不仅以身体构建世界图式，从身体推出社会伦理，由身体企求精神超越，而且该哲学的历史亦是循着身体运行的模式而非意识运行的模式展开的。故此，中国古代哲学作为一种以身体为其根本的哲学，是一种身体本体论的哲学。不是“意识”而是“身体”始终被置于中国哲人关注的中心，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安身方可立命”应被视为中国哲学的堪称纲领性的结论。

　　顺此理路，张再林通过其关于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三大批判”（《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身体性》《中国古代伦理学的身体性》《中国古代宗教观的身体性》），进一步从宇宙论、伦理学、宗教观三个方面深入剖析了身体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本体性地位。

　　在宇宙论上，张再林指出，发端于《易经》的原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论，既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也与那些业已“对根的遗忘”的晚出的中国哲学（如“理学”“心学”）相异，其实质上是一种旗帜鲜明的根于身体的宇宙论理论。这种宇宙论的身体性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以一种借用显体的方式把整个宇宙视作是人身体的化身，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通过一种身体的发生学把男女交感视作是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而且还表现在其对作为宇宙之道的“时”的概念的一种不无独特的机体主义的理解上。137这一立论，摆脱了那种对宇宙进行机械性、形式化理解的窠臼，对向来以“天人合一”思想理解宇宙的中国哲学作了一个崭新而富有成效的解释。

　　在伦理学上，张再林指出，滥觞于周礼的原初意义上的中国古代伦理学，既与西方传统的唯识主义的伦理学不同，又与那些晚出的业已理学化和心学化的中国伦理学相异，其乃为一种根于身体、从身体推衍出社会人伦的伦理学理论。这种伦理学的身体性不仅表现为其通过一种反求诸身的现象学还原的方式把身体视为社会伦理的基础，不仅表现为其通过一种身体发生学的追溯把对话主义的“夫妇伦理”视为人类伦理的原型，而且还表现在其通过以行训身而对一种躬行主义的伦理的高度推崇。138张再林对中国古代伦理学中的身体性的揭示，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人类伦理学来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其既是对中国古代伦理学真实内涵的一种真正的正本清源，也代表对远离生命之根的、日益独白化的和业已流于唯心主义的现代主义的伦理理念的最早的纠偏和批判。

　　在宗教观上，张再林指出，与西方传统宗教具有外在超越性不同，普世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宗教则具有内在超越性。但这种超越的内在性并非之于心灵的内在，而是之于身体的内在。这不仅表现为中国古代宗教性发端于身体的神圣性以及该身体所内蕴的神人对话机制；表现为中国古代“感生崇拜”的宗教将“神人交感”还原为彻底身体性的“男女交感”，实现了远古原始神话向古代文明宗教的转变；而且还表现为中国古代宗教基于对作为感生过程的“时”的神圣性的发现，为每一个人指示出了步入人生的内在超越的现实可行的途径。139张再林对中国古代宗教观的身体性的发现，可以为诸多的人类及中国的文化现象提供有力的解释。

　　在三大批判之后，张再林又推出《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从身体的角度作了重新解读。与杨儒宾对中国儒家身体观所做的“二源三派”的致思取向不同，张再林指出，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不仅从身体出发以其突出的此在性、性感性和历时性的特点而与西方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其哲学的整个历史亦循着一种迥异于西方哲学史的理路而展开。如果说西方哲学史是一我思之于我思对象不断逼近的线性论的历史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史则体现为一根身的道体—辟—阖的循环论的历史。就其大的脉络而言，先秦哲学标志着身体的挺立，宋明哲学则意味着身体的退隐和与之相偕的心识的觉醒，而明清哲学则代表着向身体的回归的运动。140张再林的研究表明，正如西方的意识哲学的启蒙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现代文明那样，在后现代日行日近的今天，对中国古老的“身体之书”的重新解读，也必将使中华文明再次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张再林以其广阔的西方哲学的视域，深厚的中国哲学的功底，以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直面现代人在以身为殉的价值取向、以一驭万的独白思维状态及无家可归的生活情境下所带来的危机，浸润于中西哲学身体思想之中，却又不执其一端，而是以一种对话的姿态兼顾中西哲学身体思想并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哲学。其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身体作为哲学本体的身体，既可以避免将身体作为表达主体所带来的“身体”独白论之嫌，也没有重蹈西方哲学将身体作为对象、作为客体或者中国哲学中某些层面将身体作为某种展现场所、作为某种工具从而将身体“异化”的覆辙。其将身体作为一种有性别差异的身体，并由此出发将儒家理解为一种崇阳的更多体现男性话语的哲学，而把道家理解为一种尚阴的更多体现女性话语的哲学，这一发现，使我们从更为本源的身体语言对中国哲学“儒道互补”这一千古之谜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破解，同时为消解男权话语的独白，维系男性女性两种话语在中国文化中保持动态平衡发出了强烈的时代呼声。张再林教授的目标，是最终为人类步出现代性危机找寻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整个人类境遇至为深沉的忧患意识。当然，张先生未将传统儒道释及各家思想中的身体进行专门和深入的区别研究，这也是需要借鉴方家，以求交相辉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