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在使用自己的权力时，应该首先想一想，你的举措，是能够让部下感到公平的希望，还是让部下感到不公平的威胁？

刘邦得天下后，面临着分封功臣的难题。在多年的楚汉相争中，功臣太多，如何“摆平”这些战场上厮杀出来的牛人，成为这位新天子的当务之急。汉高六年，当刘邦先把张良、萧何、曹参等大功臣分封后，众多的中小功臣如何分封就成了麻烦，“日夜争功不决”。于是，刘邦就把这件事搁置起来。但是，这种搁置有可能造成更大的危机。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刘邦在洛阳皇宫的阁道出行时，看到他的将军们三五相聚，议论纷纷，就问谋士张良，将军们在议论什么？张良一句话挑明了危机，说：“此谋反耳。”刘邦大吃一惊，说：天下已定，为何谋反？张良说：你的天下就是这些人打下来的，现今你分封的全是亲信，诛灭的全是仇人。他们盘算，整个天下也不够分封，因而封谁不封谁就成了大事。这些战场上打出来的人难免有过去得罪过你的，他们不但担心不能受封，而且担心秋后算账，所以相聚谋反。刘邦十分担忧，就向张良讨教对策。张良就问他：皇上平生所憎恨，且群臣所共知的人，谁最突出？刘邦说：莫过于雍齿这个家伙，我没起事时就同他有仇，后来多次窘辱我。早就想杀了他，但他确实功劳多而不忍下手。张良就建议刘邦先封雍齿，以稳定众人。于是，刘邦把其他人都搁置一边，先封雍齿为什邡侯。同时催促丞相和御史定功行封。众将领一看，果然放下了心：“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一场危机，被消弭得无影无踪。

按理说，刘邦就是把雍齿杀了，也有十足的理由。且不说刘邦还是平民时两人就有过节，就是当雍齿在刘邦手下为将时，也有不可赦之罪。当初刘邦带兵出征，留下雍齿守卫老家丰地。结果雍齿投降了魏王，使刘邦连老家都丢了。但是，杀雍齿容易，要保证所有将领都忠心耿耿却不容易。刘邦借用雍齿的受封，保证了刚刚诞生的王朝安宁。因此，这件事向来被史家所称道。西汉末年，刘向把君主分为九类，其中有一类叫“等君”。《史记索隐》称：“等者平也，谓定等威，均禄赏，若高祖封功臣，侯雍齿也。”即以此为例。东汉末年袁绍要清除异己，曹操也不以为然，说：“高祖赦雍齿之仇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再到后来，人们甚至把刘邦封雍齿同春秋时齐桓公用管仲相提并论，有了“雍齿先封，射钩见相”之说（管仲曾经作为齐桓公的敌对方用箭射中桓公的带钩，但齐桓公即位后仍然重用管仲）。这一做法，很值得当今的领导人借鉴。

部下对领导人的追随，领导人赢得部下的信任，公平是必不可缺的因素。何谓公平，见仁见智。但是，不管对公平的理解有多大的歧义，部下感受不到的公平就不是公平。刘邦对待雍齿，即使杀了他，也能义正辞严地讲出十条八条理由，宣布雍齿是咎由自取。不过部下从中不能感受到公平反而会感受到威胁。而当刘邦接受张良的建议分封雍齿，对刘邦自己而言，把雍齿过去的恶行劣迹一笔抹过，似乎有点不大公平，甚至对那些比雍齿强的人来说也不见得公平，但刘邦的其他部下却能从中得到公平的信息。这对于领导者来说，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领导人在使用自己的权力时，应该首先想一想，你的举措，是能够让部下感到公平的希望，还是让部下感到不公平的威胁？

另外，刘邦的这种做法，带有一定的权术色彩。对于权术，管理学界有褒有贬。一般来说，玩弄权术并不可取。但是，在特殊情况下，而且加上一定的限制条件，权术也有现实意义。用权肯定有术，问题是什么性质的“术”？管理有道，常道为经，变道为权。这个权不是权力，而是权变。即使是固执迂腐的老夫子，在一定条件下也不得不用权。在传统儒家的思想中，“男女授受不亲”是经，“嫂溺则授之以手”是权。如果碍于礼制而见死不救，孟子也会骂他是禽兽。所以，尽管刘邦封雍齿也是权术，但这种权术是用来彰明公平大义的，而且是用来应变的。由此出发，这个例子对于领导人在用权中如何用术也有一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