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中国佛教独有的宗派，因主张修习禅定而得名，又因它以洞彻心性本源为宗旨，所以也称为佛心宗。传说创始人为菩提达摩。作为独立的佛教宗派，禅宗的正式产生当在唐朝中叶时，慧能（638－713）被推尊为禅宗六祖，其实是禅宗的创建人。

慧能，唐高宗时僧人，出生于广东新兴县。3岁丧父，家境贫困，稍长，卖柴养母。24岁，听人诵《金刚般若经》有感，于是投入湖北黄梅东山寺弘忍门下做行者（没有剃发出家，而在寺院服杂役的人）。据《坛经》载，弘忍令弟子们作偈，大弟子神秀（约606－706）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意思是要时刻注意身心修养，像菩提树、明镜台那样保持清净明亮，不被世俗杂念（尘埃）所污染。慧能听人念了这首偈语以后，认为其说“未见本性”。为什么呢？根据神秀所作偈的内容看，他对佛教思想的基本精神确实有理解不透之处，甚至容易导致曲解佛教教义。因为：第一，神秀提到身是树、心是台问题，体现了他主张的“真妄二心的一体同源、互不相生”315看法。他的这种看法，将真妄二心统一起来，对于大乘佛教“无我”说所否定的我（身、心为表征）、“无常”说所否定的常（树、台是表征）二者，都给予了肯定；真妄二心一体说，流于无善无恶或有善有恶或善恶混的看法上去，有唯识宗所谓阿赖耶识的品性。历史证明，这样的说法，不能圆满建立起真正的佛性本体。第二，神秀要求人们时常拂拭“我的身心”，毋使受染而与菩提树、明镜台对立，暗示出我的身心与菩提、明镜事实上对立，而我要努力排除污染，克服对立。但佛教大乘系基本教义是世间出世间不二；神秀偈没有反映出这一基本思想。第三，菩提树、明镜台乃天然智慧、纯净物的象征，是不可能受到任何迷惑或污染的。神秀诗以身心比喻之，又说其有“染尘埃”的可能性。这就潜在地否定了佛性智慧、纯净的绝对性，视明为无明、净为染污，进而坚决否定了中国佛教大乘系一心要构建的佛性本体。

在这种情况下，慧能不得不另作一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慧能偈不提身心、树台，肯定菩提“无树”、明镜“非台”，则破除了我执、法执的迷惑。“本来无一物”的说法，符合大乘空宗“一切皆空”的宗旨；体用不二，世出世不二。智慧、纯净本性如此，非尘埃所能染污，所以也不必时常拂拭；世俗的人受到污染的根本原因，不在外界，而在内心，在于对本来就智慧、纯净的佛性或本心的无明，所以成佛的关键在于向内用力，克服自身认识的“无明”。这些思想，深合佛祖创教以来的宗旨，也特别契合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史发展趋势。这个趋势就是，增加人文理性成分，增添本体论因素。慧能的偈获得了弘忍的赏识，弘忍认为慧能已经“知悟本性”，便秘传衣钵给他。慧能后来在南方发展，北方则是神秀的地盘，禅宗遂分为南北两派。“安史之乱”时，慧能的弟子神会（689－760）为朝廷设坛度僧，收香水钱资助军费，唐肃宗以为有功，召入宫中供养。神会获得朝廷支持，南宗大盛，北宗从此衰落不振。

禅宗南、北二派都传入朝鲜，但南宗禅在朝鲜也逐渐地占据主导地位。

禅宗的代表性著作，是慧能的传教记录《坛经》。这部书为什么以“坛”为名呢？所谓“坛”，是佛教道场（忏悔、坐禅等行道的场所）的主要部分，指专门用来陈设佛像、经书，庄严供养的地方。唐代佛教人士的受戒、忏悔、礼拜、发愿、传授禅法等，也在坛内进行316。换言之，“坛”就是弥漫了佛教真理的地方，所以又称为法（指不变的真如）坛或“坛”场。就“经”而言，一般来说，只有释迦牟尼本人的传教记录才能称“经”，《坛经》公开以慧能署名，被后来中国佛教人士推崇为经典，在佛教史上绝无仅有。这表明，慧能及其思想在中国佛教中享有特殊地位。

关于人的本心和佛性、真如的关系，在中国佛教中，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众生凭借自己的努力而修养成佛也就一直找不到可靠的理论根据。按照佛教“四谛”说，众生苦恼的终极原因是“心”的无明，没有认识到真理（真如、佛性），众生的“心”和真如、佛性没有统一起来。因此，寻找这种统一的方法，特别是寻找这种统一能够实现的理论根据，是佛教各派的思维重心所在。在中国佛教思想比较成熟的各宗派中，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三论宗的学说，对现实世界和其他学说的革命性、批判性多于建设性。天台宗的“一念”或“一心”，本有善有恶，明显不能是真如、佛性，如此，它便不能完全有效地充当止、观修养方法的根据，保障止、观修养向着成佛的方向顺利进行。唯识宗的阿赖耶识在“种姓”说制约下，也不能等于真如、佛性，于是有“真如依”与“染净依”的矛盾说法，阿赖耶识也不能为人们修行时由迷转悟、由染转净奠定普遍必然的坚实基础。华严宗讲“法界缘起”，并终究将“法界”（真如、佛性）归结为人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已经比较明确地暗示了心与佛性相即不离、圆融无碍的关系，但两者的统一性，并没有通过命题形式直接表现出来。

禅宗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即心即佛”说和“顿悟”说。“即心即佛”说，断定“本性是佛，离性别无佛”317，人的本心就是本性，而本性就是佛性、真如，本心流露，无不解脱，这就为众生通过心性修养成佛提供了深沉的可能性。他们认为，人心本性清净，原本具备菩提、般若之知，只是因为一向没有自我觉悟，于是迷妄颠倒。如果能够得到自身佛性善知识启发，修习念念不着法相的般若行，一旦妄念俱灭，真智发露，自会内外明澈，认识自己的本心，这就是“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的顿悟。从此以后，就不会再受到现实世界的污染，达到自在解脱的境界。这时，虽然可以不废修行，但既然已经自觉到自己本性中具备万德，无欠无余，那么，即使再有修习，对于自性本体也不增加一分，只是随事体验，丰富和充实本心自性的德用而已。

“禅”，原是佛教修行方法“止观”（修行和觉悟）的意思。禅宗思想的宗旨，就在高昂佛教修行者的主体性（本心、佛性）。禅宗人教人，强调“自度”，所谓“见自性清净，自修自作法身，自行佛行，自成佛道”，说的都是凭借自己、依靠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的意思。在他们看来，净土就在心中，一旦心净土净，当前无异西方，反对到外面去求什么净土。所以，禅宗的特征也被概括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318。“教外别传”指在言语、经书等有形传授之外，别有“心印”，禅宗人强调这种非言语、非经书的心传方式。到了后世，禅家接引学者，往往不明白指点，而纯任机锋领会。比如，有僧人问洞山（807－869）：“如何是佛？”他回答说：“麻三斤。”这一所答非所问的回答，不是要问者在语言文字上用心，甚至连问者流于语言文字的问题都被挡了回去，以使问者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重新反观自我本心。听者如真能对问题的源头等处有觉悟，便找到了成佛的本原。

禅宗修行，不局限于静坐，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知行合一。直截了当把握到成佛的根源以后，在现实生活中，行住坐卧，道法流通，形成一种随缘任运的生活态度，“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平常心是道”，自然将“禅”的意味体现出来。319

禅宗“即心即佛”说，用形而上学的思辨方式，对长久困扰佛教各派的根本问题——现实的人凭借什么和如何成佛——作了直截了当的揭示与解决，是中国佛教对佛教思想做出的特别贡献，也是中国佛教思想发展水到渠成的结论。后来中国佛教思想再难有新的开拓，不是没有道理的。“顿悟”说则只是对南北朝时期竺道生“顿悟”说的继承与发挥而已。

禅宗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对中国思想文化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比如，在哲学思想上，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如周敦颐、朱熹、程颐、程颢、陆九渊、王守仁等理学大家们，无不从禅宗思想中汲取理论营养。禅宗思想也是近代著名思想家如谭嗣同、章太炎等的学术思想渊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