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认为，质量管理是美国人发明的，但完美运用、臻于化境的却是日本人，他们的导师当之无愧属于约瑟夫·朱兰博士和威廉·爱德华兹·戴明博士，将他们两人称成“全面质量管理之父”一点也不为过。

戴明给日本人讲授的质量管理，与美国企业当时使用的质量管理方法有所不同。戴明事后回忆：“我告诉他们，日本工业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日本人可以闯入世界市场，并且让制造商在5年内为保护制度叫好。我是1950年在日本唯一相信这些的人。”戴明要求日本企业不仅要在科学的层面改进生产程序、设立质量控制的关键点，还特别强调，质量管理98%的挑战在于发掘公司上下的知识诀窍(knowledge know-how)。戴明推崇团队精神、跨部门合作、严格的培训，以及同供应商的紧密合作，将“产品质量管理”提升到“供应链质量管理”的高度，认为这是提升产品质量最重要的工作。

戴明博士告诉日本企业家一句颇富哲理的名言：“质量无须惊人之举。”戴明的这句平实语言的见解让日本企业家深思：如果能够有系统地、持久地将全面质量管理观念付诸行动，几乎可以肯定在全面质量管理上就能够取得突破，取得骄人的成就，必定会赢得企业界的重视和消费者的尊重。后来，这句名言成为日本企业文化之魂。

在20世纪50年代，戴明与朱兰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创立质量研究会并举办质量管理讲座。在1950—1970年，他们为日本科学家和工程师联合会组织的14700名工程师和上百名其他学员教授了质量统计方法，其课程内容和实践方法在日本企业中到处流传。

戴明本人与德鲁克一样，是日本文化，特别是日本戏剧的狂热爱好者。戴明之所以能够在日本讲授质量管理大获成功，主要在于他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与理解。正是基于对日本文化的了解，他才能够有针对性地传授日本人真正需要的东西，既让日本人能够理解，又能够与日本文化的长处相结合。比如，戴明向日本企业推荐的“质量管理小组”(Quality Control Circle, QCC)，就是特别适合日本传统文化的思维和方法。

日裔美国管理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学教授威廉•大内(William Ouchi)在自己的名著《Z理论》(Theory Z)中，解析了“美国的商业机构如何应对日本的挑战”。威廉•大内特别谈到了为什么“质量管理小组”或“质量控制圈”(QCC)在日本能够成功的原因。首先，日本科学家和工程师联合会(JUSE)是全日本“质量管理小组”(QCC)的主办者和发起者，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其次，“质量管理小组”(QCC)特别适合日本文化传统。截至1979年12月，全日本注册和不注册的QCC估计有100万个。大内(Ouchi,1981)在书中专门提到：“质量控制小组或QCC是日本管理艺术最令人感兴趣的启示之一，也是在精神上接近Z理论的启示之一。”124

日本人接受戴明的观点，他的关于团队与责任共享的观点，深深地触动了日本文化的神经。戴明强调团队而非个人成绩的观点使日本人能够分享创意与责任，并促使日本企业“命运共同体”和终身雇佣制(the system of all life employment)的发展。这是一种西方人认为难以预期，更难以理解的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戴明在构建“日本式管理模式”中功不可没。比如，人们津津乐道的“丰田模式”，其基本要点：一是以人为本；二是挑战自我；三是持续改善(continual improvement, 日文kaizen)125；四是“质量管理小组”(QCC)。其中，持续改善和“质量管理小组”就是戴明根据日本管理概念做出的贡献。

直到今天，日本质量管理的最高荣誉《戴明品质奖》仍然是以戴明的名字命名的，作为质量管理的先驱者，戴明学说对国际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始终产生着非同寻常的重要影响。戴明认为，“质量是一种以最经济的手段，制造出市场上最有用的产品。一旦改进了产品质量，生产率就会自动提高。”

在20世纪50年代，德鲁克与戴明都是美国纽约大学的教授，德鲁克教授管理学，戴明教授统计方法与质量管理。在当时的纽约大学校园里，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德鲁克总是彬彬有礼地向同在纽约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第二代传人路德维格·冯·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126敬礼，冯·米塞斯的回礼是常常问询德鲁克的父亲阿道夫·德鲁克(Adolph Drucker)的身体是否健康，两人基本上不做更多的交流。127反观德鲁克与戴明，两人总是谈笑风生，似乎有永远谈不完的话题。德鲁克亲切地称戴明“爱德”128，戴明回应称德鲁克“彼得”。他们谈论最多的是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特性，以及美国人类文化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研究日本民族性的专著《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他们两人都是日本文化的狂热爱好者。他们的共同观点是：管理是有国界的，管理必须和一个国家的文化相结合，这是任何管理理论在日本实践中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

1960年，戴明从纽约大学退休之后，举家迁往华盛顿定居，这两个好朋友的往来才逐渐减少，用德鲁克的话说：“仅仅偶尔有书信往来”。1971年，德鲁克当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杂志上的论文《我们能从日本式管理中学到什么》(What we can learn from Japanese management)，获得麦肯锡管理研究基金会(McKinsey Foundation for Management Research)颁发的麦肯锡奖(McKinsey Award)129。戴明曾写信祝贺德鲁克，称德鲁克是美国管理学家中第一个发现“新兴的日本式管理模式将为世界带来新的挑战”的人。德鲁克在回信中对自己受邀将要在加利福尼亚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mona)兼任了“日本艺术课程”教授感到非常自豪。1979年，德鲁克向戴明赠送了有关日本绘画艺术的研究著作《毛笔之歌：日本绘画》(Song of the Brush: Japanese Painting from the Sanso Collection)，称自己在日本绘画艺术中发现了日本式管理模式的许多共同点，并对自己在70岁时被荣聘为东京大学研究日本艺术文化的教授引以为傲，称这是日本人送给自己70岁生日的“最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