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衰亡的原因，似乎已成为一难以解开的历史之结。

　　墨学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其可引为自豪的辉煌时期。孟子曾称“杨宋、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章句上》），韩非子称“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亦称“孔墨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然而，这种鼎盛仅维持了百余年时间。近人孙诒让指出；“墨氏之学亡于秦季；故墨子遗事，在西汉时已莫得其详”。诚如孙氏所说，自秦以后，一度轰轰烈烈的墨学犹如过眼烟云，奇迹般地消失了。不独司马迁《史记》中没有墨子的列传，在谈及墨子时仅用二十四字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而且由秦以下殆至有清的近两千年历史中治墨者廖若晨星，墨学似乎已被历史遗忘而根本无人提及。这又是为什么呢?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谈到墨学由极盛而骤衰的原因时，把其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由于儒家的反对。

　　第二，由于墨家学说遭政客之猜忌。

　　第三，由于墨家后进的诡辩太微妙了。

　　除由于第三点实际谈的是“别墨”而非“真墨”，故人们无须对其认真对待外，就其第一、二点来说，胡氏的观点显然也不能成立。“由于儒家的反对”，然而墨家又何尝不“非儒”。“由于遭政客之猜忌”，然而儒家又何尝不“遭政客之猜忌”。其实儒家学说岂止是“遭政客之猜忌”，其书被焚、人被炕而所遭致的水深火热的悲惨处境更是比墨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然而同样面对政治上的不公正的待遇，墨家则从此一蹶不振，而儒家却像不死鸟一样地在秦火的余烬中重获新生，而最终取得了中国文化政治的支配和统治地位。这一事实。不正说明了一种学说，一种理论，它的历史命运不是取决于外界的种种条件，而是最终取决于它自身所固有的生命力吗?

　　因此，寻本追源，墨家学说衰亡实出自其自身理论的原因。而要说明这一原因，就必须将墨家学说与它一度与之分庭抗礼而后又被其战而胜之的儒家学说作一对比。在儒墨比较学方面，唐人韩愈曾提出过著名的“儒墨同一”论：

　　儒讥墨，以尚同、兼爱、尚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尚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乎?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不尚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不明魁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韩昌黎集·墨子序》）。

　　这显然是过甚其辞。与之不同，更多的人则是看到儒墨之间势不两容的对立。近人夏曾佑则称“孔子亲亲，墨子尚贤；孔子差等，墨子兼爱；孔子繁礼，墨子节用；孔子重丧，墨子节葬；孔子统天，墨子天志；孔子远鬼，墨子明鬼；孔子正乐，墨子非乐；孔子知命，墨子非命；孔子尊仁，墨子贵义；殆无一不与孔子相反”。这种只讲异而不讲同显然也失之偏执了。实际上，儒墨之间的区别对立不容否认，但并不能据此就完全无视二者之间的同一。这种同一性表现在，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两极分化的历史现实，二者“同是尧舜，同非桀纣”都尊王抑霸，都要求政治平等而反对建立在赤赤裸裸的掠夺和剥削基础上的贵族阶级政治。同时，为实现这一宗旨，儒家与墨家却采取了两条迥然不同的途径。要而言之，如果说前者通过“以仁释礼”而试图将一切社会政治形式重新内在化地纳入人本身的机制的话，那么，后者则通过“以利释仁”而将一切社会政治形式外在化为超我的利益共同体。然而一种社会政治形式，无论如何高自标恃其不是“别利”而是“兼利”而“代表人类的共同利益”，如果它不从“自为”的“人”的本身出发而是完全从“为他”的“利”出发，如果这种“利”不是体用不二地纳入人本身的机制的话，它都是一种“有用无体”的社会政治形式，它都会由于没有其內在的人类学的根据而失去其自身发展的生命和动力。于是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貌似“唯心”的儒家学说反而更具现实性地为历史所认可，而看来“唯物”的墨家学说却流于乌托邦的空想而最终被历史所唾弃而绝迹。

　　因此归根结底，墨家学说的衰亡与以“法”为中心的法家学说的衰亡一样，它们都是由于其学说的反人本的性质。15然而须要强调指出的是，正如墨家学说的产生是一定社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反映一样，只要这一社会阶级基础存在，就始终为墨家学说在历史上重新抬头提供了可能，就并不意味着墨家学说真正的寿终正寝。在中国这样一个小生产如同汪洋的社会里，一旦激烈的阶级对抗导致旧的政治传统土崩瓦解而小生产阶级一枝独秀地取得绝对的政治统治地位，并企图以自己特定的“阶级意识”支配取代“类的意识”时，墨家思想就会好风凭借力地在政治生活中再显峥嵘。

　　中国近代太平天国运动的出现就是这一点的最好例证。作为对“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和“相侵、相夺、相斗，相杀而沦胥以亡”的社会现实的激烈批判，太平天国运动的政治领导人在政治上提出：

　　遐想唐、虞、三代之世，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选上德。尧、舜病博施，何分此土彼土；禹、稷忧饥溺，何分此民彼民；汤武伐暴除残，何分此国彼国；孔孟殆车烦马，何分此邦彼邦。盖实夫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併之念!是故也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而今可望哉!（《原道醒世训·》）。

　　这种“大同社会”不正是墨家“兼爱”理想的重申吗?同时，正如墨家的“爱”紧终落实到“利”一样，与这一“大同”理想相平行，太平天国运动在经济上提出：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賑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事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苧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盖天下皆天父上主皂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灭朝田亩制度》）。

　　这种“共有共享”不正是墨家的“兼利”主张的体现吗?而不无绝对地坚持“兼爱”、“兼利”必然导致对“亲亲”这一人道原则的背弃和否定。在这方面，太平天国运动比墨家走的更远，其不仅全面推行单一的绝对的“国有制”而彻底废除私有形式。而且甚至把社会变军营，将男女老少分馆居住而断然取消家庭。然而，一种乖背人性的政治制度要真正能得以推行，就只能求助于人为的强权政治。因此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我们看到，一方面鼓吹广泛的“博爱”，另一方面却对专一的权力不无向往和敬畏；一方面鼓吹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另一方面却使森严的等级制度与之并行不悖。而处在这一等级制度顶巅的是“自比太阳”的“天王”，天王不仅集大权于一身，不仅政教合一地作为“天弟”已几近与人格神等。而且对下实行军事化的垂直领导使自己成为法的绝对。《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太平天国的司法行政程序写道：

　　或各家有争讼，两造赴两司马，两司马听曲直。不息，则两司马挈两造赴卒长，卒长听其曲直。不息，则卒长尚其事于旅帅、师帅、典执法及军帅，军帅会同典执法判断之。既成狱辞，军帅又必尚其事于监军，监军次详总制、待卫、指挥、检点及丞相，丞相禀军师，军师奏天王，天王降旨，命军师、丞相、检点及典执法等详核其事，无出入，然后军师、丞相、检点及典执法直启天王主断。天王乃降旨主断，或生，或死，或予，或夺，军师遵旨处决。

　　这种“定天下于一尊”不正是墨家“尚同”思想的写照吗?因此，凡此种种表明，太平天国运动其政治思想虽不直接源自墨子，但是实际上其精神实质却与墨家思想是息息相通、一脉相承的。它毋宁可看作是古老的墨家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复活，是墨家思想在现实政治中的对应和实行。而这一自诩为“铁统江山”的“人间天国”最终胎死腹中，其寿命之短、败亡之迅，尽管有种种历史的偶然因素可资开脱说明，但不也正是可以从这一“墨式”思想的固有的局限性中为其找到最根本的原因吗?

　　耐人寻思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在血雨腥风中降下了帷幕，然而墨家思想并没有因此就销声匿迹。相反，民国伊始，伴随着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被打翻在地和西学的大举入侵，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治墨开始被人们奉为时髦，墨学又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发出耀眼的回光返照。治墨者与当时风行一时的外来的实用主义、唯科学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为伍合流，为墨子披上“平等博爱”的华丽的现代时装，冠以“伟大的平民思想家”的美称。更有甚者，为拔高墨学，一些人竟凡家珍必“舶来”地推出墨子为异域之印度人、阿拉伯人或犹太人的无徵之论。而在墨学复兴运动中，对墨学鼓吹最力的则推梁启超，其不仅取墨义自号“任公”，而且不无激进地在《新民丛报》危言“唯墨可救中国”以耸众听：

　　今举中国皆杨也，有儒其言而杨其行者，有杨其言而杨其行者，甚有墨其言而杨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知杨不知墨而杨其行于无意识之间者。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惟学墨：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

　　尽管梁启超的观点以多变著称，其后来又从扬墨走向抑墨而对墨学诸多思想予以破斥，16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似乎被梁氏一语言中了，嗣后中国政治生活的运行更多地不是被“杨学”而是被“墨学”所影响和规定。即使在本世纪下半叶的现代中国，墨学思想的潜在影响亦是不容忽视和否认的。从“一夜建成共产主义”的“共产风”到难以割舍的“大锅饭”积习；从对“行政命令”的迷信到“凡是论”的盛极风靡；从对革命“苦行”的一味极端提倡到“文革”“破四旧”中对一切“文”的形式的彻底革命和抛弃……，在这些“极左”的思潮和口号中，人们不是可以似曾相识地看到墨学的影子，目睹到早已绝迹的历史沉渣又一次泛起吗?

　　因对，对墨家学说的批判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对于今人来说，它不啻为一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思想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