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西蒙极其诚恳也极其明确地肯定巴纳德的组织理论对他关于组织问题解剖的借鉴意义,此后的讨论必然经常会涉及西蒙与巴纳德组织理论的对照,因此,有必要在进入下一章之前,对两位大师的理论体系作一个总体上的比较和说明。
1. 总体组织观的区别
巴纳德对组织的经典定义是:“正式组织是有意识地协调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的活动或力量的一种系统。在存在合作的任何一种具体情境中,都包含着几种不同的系统,有些是物质系统,有些是生物系统,还有一些是心理系统等,把所有这些系统组合为具体的合作整体的共同要素,就是上述定义中所说的组织。78”
从这一定义出发,巴纳德对组织的描述如此:
1 组织是整体的合作系统,是对其中物质的、生物的、心理的多种系统的整体性协调;
2 这种协调始终围绕共同的目标、协作的意愿和信息的沟通三个要素展开;
3 这个协作系统的功能可以概括为效果和效率两个方面,其中,效果主要是对组织所追求的目标是否达到而言,而效率则是针对组织满足成员个人动机而言;
4 经理人员就是有意识地创建并维持这个系统的人员,也就是做出正确的决策。
在《管理行为》这本书中,西蒙多次从不同角度论述组织,但其核心观点通过这样一句话来表达:“在本书中,组织指的是一群人彼此沟通和彼此关系的模式,包括制定和实施决策的过程。这种模式向个体成员提供大量决策信息,许多决策前提、标的和态度;他还预测其他成员目前的举动以及他们对某个成员言行的反应,并向该成员提供一系列稳定的易于理解的预期值。社会学家将这一模式称为角色体系,我们关心的是‘组织’这种角色体系的形式。79”这种表述当然体现了西蒙构建理论时的典型特征:喜欢用变量以及变量之间关系的表达方式来描述组织。他把组织看作影响个体决策行为和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变量,或者说是一个变量组合。这个变量组合“弥漫”在决策者周围,对决策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而管理就是恰当设置和有效发挥该变量组合影响作用的活动。
所以,西蒙的组织观包括以下要点:
1 组织本质上是人类决策活动(注意,这里的决策是广义上的选择,也包括“适者生存”的进化和学习)的产物,是人类应对自身有限理性而创建的分工合作模式,还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社会事实;
2 但对具体的个体而言,这种模式影响其决策的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当然也影响其理性的构建;
3 组织对个体的影响途径或力量可以概括为权威的角色和沟通两个方面;
4 影响的结果主要通过个体决策的效率以及忠诚与组织认同两个方面来体现;
5 因此,管理活动就是在组织中做出决策并让决策影响他人决策的过程。
对比而言,巴纳德致力于帮助人们看见组织中协作体系的整体面貌,其目的是揭示组织之所以能够发生协作的力量,管理者显然是让各种要素协作起来的神经中枢;而西蒙致力于让人们理解组织中的互动影响模式,其目的是让人们理解组织中的每个个体获得决策理性的过程。如果一定要用一种类比的方式来理解,巴纳德描绘了的组织更像一个人,在大脑(管理者)的统一指挥下,不仅通过眼、手、脚等的协调完成了特定的任务(效果),还通过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等的内在协调,让身体的各个器官保持健康(效率);西蒙眼里的组织更像一个用互联网手段连接起来的系统平台,每台电脑(成员个体)都能完成各自的信息处理功能(决策),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又受到系统(组织)中不断运行的信息来源的影响,管理者就是创建和维护网络环境的角色。在西蒙看来,组织中每个人都是决策者,每个人的决策都会影响他人。
简言之,两个人的组织观都是系统的,但巴纳德围绕组织目标考察协作体系的构建,而西蒙沿着决策活动的展开来剖析组织与个体之间的互动影响,连组织目标都可以理解为互动影响的产物。
2. 关键理论术语和概念内涵的不同
那么,这样的一种总体看法的不同带来哪些理论术语和概念内涵的不同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组织目标。两个人都认为最终组织目标是企业家或者组织的控制群体确定或者赋予的,但西蒙更重视组织目标是各参与者理性与诱因均衡的结果,是从全部诱因中挑选出来的一种诱因组合。同时西蒙将顾客视为缔结组织目标的一个重要主体,而巴纳德只是强调在制定目标时对顾客利益的重视。
(2)权威与沟通。巴纳德对权威问题的论述已经相当完备,他从权威接受的视角来对权威进行分析和定义,全面超越了古典组织理论,这一点对西蒙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在巴纳德的组织三大要素(共同的目标、协作的意愿、信息的沟通)中并没有将权威包含在内,而是用信息的沟通来涵盖,他认为“权力是正式组织中沟通(命令)的一种特征80”,即命令发布和命令被接受无非是一个信息交流过程,因此,信息交流和沟通应该占据组织理论更为核心的位置。而西蒙不仅将权威的角色从信息沟通中剥离出来,而且着重强调权威在影响决策行为和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在西蒙的理论体系中,如果把信息沟通比作是通过导体的电流,权威则是布置好的电路和电压,它界定了电流的范围,制约了电流的方向,两者共同塑造着组织的决策体系,对组织中所有个体决策发挥影响作用。权威规定了信息的网络链接方式和传播方向,沟通则负责对具体内容的传送与搬运;还有一点,西蒙并没有将权威限定在正式组织内。
特别要注意的是,西蒙认为,权威无非是存在于人们心理和信念中的堤坝,是由特定的人文环境和社会活动塑造出来的社会事实(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展开讨论),但这种社会事实的确影响着信息沟通的结构和特征。权威的生成及其影响作用的发挥的确离不开信息沟通,但就决策过程和决策行为而言,信息沟通仅仅意味着对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的搬运(位移),而权威的存在意味着对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的某种整合(浑成)。对一个特定的决策者而言,尽管两种力量都存在于决策者大脑之外,但仅凭沟通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完成这样的整合,因此,不能认为权威与沟通是同一个性质的问题。郭威先生认为,巴纳德注重权威得以实现的动态过程及其客观方面,而西蒙注重权威的主观方面及其内在规定性81。换句话说,巴纳德把权威的作用附加在信息沟通之中,而西蒙则更愿意强调权威影响决策特殊性。这一辨析非常值得肯定。
(3)效果与效率。巴纳德用效果和效率两个概念来对组织协作体系进行概括性评价82,其中,“效果”是指组织达到某个预期追求的目标,比如生产出鞋子、汽车或者其他服务,而“效率”是针对组织满足成员个人动机而言的,“是它能够提供足够数量的有效诱因以维持系统均衡的能力”83。显然,这里的效率反映的组织诱因与个人目标之间的关系。打个比方,如果企业的目标是本月实现销售收入1000万元,而销售部门负责人的个人目标是按照企业的业务政策可以获得业务提成10万元。到月末总结兑现时,企业的销售目标实现了,这说明组织活动达到的预期的“效果”,但如果企业高层认为组织“效果”的达成主要是外部环境中的偶然因素所导致,不能兑现10万元的业务提成,这对销售部门负责人就可能是没有“效率”的。所以,巴纳德所说的“效率”是对组织激励个人努力状况的评价。对应起来看,“效果”这一概念的含义已经体现则西蒙所说的“组织目标”中。但西蒙将要讨论的“效率准则”中的“效率”,指的是某个决策方案中的投入产出关系之间的比较,比如,5个人完成一辆汽车的组装就比8个人效率要高。乍一看起来,两个人对“效率”的理解形同参商,但站在组织的角度分析,组织用来满足个人需求的实际支付,就是组织为激励个人的投入,所以,在这个具体的方面,两个人对“效率”的理解又是基本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西蒙把“效率”作为评价的任何决策的原则之一,具有普遍性。同时在理论的衔接上,西蒙的“效率”一词的含义与工具理性严格对应,体现了其理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