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最后一天，胡塞尔与他的学生汉斯·拉纳(HansReiner)以及来自大洋彼岸的求学者凯恩斯一起谈论现象学的事情。拉纳谈起了原始人与文明人的“不同世界”的话题，胡塞尔回应到，“不同世界”这个字眼挺“危险”，因为严格讲来，谈论两个或更多现实世界的说法是荒谬的。众生拥有一个同一形式的本体论结构的同一世界。然后，他话锋一转，开始指责海德格尔，他说，海德格尔在谈论“自然的世界图景” (the natural world-picture)时，既不提阿芬那留斯(Richard Avenarius)又不提胡塞尔，就好象这个话题是常识而不是由他们两人提出的一样。胡塞尔承认，他本人在此问题上是受到了阿芬那留斯的影响。445　　

学术界对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在“生活世界”问题上究竟谁影响了谁一直存有争论，此处存而不论446。至于阿芬那留斯究竟如何影响了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我们也暂且将之搁置于一边。我想在此结合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来考察一下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的历史背景，我要指出的是，尼采对“真实世界”的解构至少为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提出准备好了“视域”。447

　　“真实世界”在尼采那里有其独特的所指，它是与所谓的“假象世界”“现象世界”“表面世界”相对立的形而上的世界。依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真实世界”如何终于变成了寓言》一节的交待，真实世界有三种表现形态：其一是“理念的最古老形式”，亦即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它是自在自为的，先于、独立于世间事物而存在，是万有永恒之原型，现实世界只是此真实世界之分有，因而是不完善的、相对的、暂时的。其二是“基督徒的方式”，亦即宗教家的“神性世界”，如同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一样，神性世界是与世俗世界相对立。其三是“康德的方式”，亦即“自由的世界”“物自体的世界”，它是与现象世界相对立的。　　

　　真实世界的三种表现形态有一共同的特点，即是在现实感性世界之外另立一彼岸世界，前者乃变动不居的、相对的、暂时的、有限的，而后者乃恒常不变的、绝对的、永恒的、无限的；前者乃无自性的、有欠缺的、低级的，后者乃实体性的、完满的、高级的；因而前者必须以后者为根据、为目的，只有后者才是真善美的所在，无论在知识论意义上还是在价值论意义上，后者都高于前者。从总体上，前者是虚幻不实的生成(Becoming)，无本真而言，只有后者才是真实的存在(Being)，故名之曰“真实世界”，而对此“存在”之探讨即是形而上学，故真实世界又可称为形而上学的世界。

　　真实世界的三种表现形态实际上也标志着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尼采认为，在古希腊时期——中世纪——近代的逐步过渡中，真实世界受到了某种限制。在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真实世界那里，“真实世界是智者、虔信者、有德者可以到达的——他生活在其中，他就是它”；而在中世纪，“真实的世界是现在不可达到，但许诺给智者、虔信者、有德者”，理念由此变得更精巧、更难懂、更不可捉摸了；到了以康德为代表的近代，“真实的世界不可达到、不可证明、不可许诺，但被看作一个安慰、一个义务、一个命令”，理念变得“苍白”“北方味儿”，已被雾霭和怀疑论笼罩着了。　　

由此可见，真实世界的思想乃西方哲学的一大思想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主宰了西方2000年来的形而上学及价值取向。它是西方哲学的一个大本营性的堡垒，任何颠覆或攻克它的尝试都面临着缺乏武器的困境，因为所有批判性的武器，所有价值观念都是由它所派生的，都是以它为依托的，于是批判性的尝试或者不着边际，或者被它所吸纳成自我批判而进一步加固了自己的防御基础。对此尼采有清醒的认识，为了摧毁这座堡垒，他既锻造了“最艰硬的锤子”448，又制造了威力无比的“炸药”449，他的口号是“重估一切价值”，这样建基在“真实世界”上的价值被拆卸一空，而一直蔽而不显的真实世界建基其上的价值系统也被亮了个底朝天，真实世界因其根基的崩溃而倾覆，“最久远的错误终结了”。

　　尼采的解构策略主要有二：一是揭示真实世界背后隐匿的心理机制；二是揭示真实世界得以建立的思维机制。

　　先看其一。

　　把这个世界当成是“表面世界”“此岸世界”，那个世界当成是“真实世界”“彼岸世界”，乃完全出自于“心理学的失误’、“心理学的混淆”。这种“失误”与“混淆”首先出自于“遁世的诱惑”。这个表面的世界是已知的，因而也是无聊的、乏味的，而“另一个世界”则是未知的，因而也是有趣的；这个表面世界是偶然的，无序的，而“另一个世界”肯定与此不同，它是有着“最高等的必然性的”；这个表面世界乃是不真实的、骗人的、不正当的、无足轻重的，而另一个世界肯定是诚实不欺的、充满正义的。于是，我们便“带着我们的好奇心——仿佛更有趣味的一部分位于别的地方”“以我们的顺从——仿佛不顺从不行，仿佛这个世界没有最高等的必然性”“以我们的同情和敬意——似乎这个世界不值得同情和尊敬”，逃出了“这个”世界。450　　

　　当然，遁世的冲动乃是出自“厌世”的心理。这个“表面的世界”变幻不定、充满矛盾、虚妄不实，这里没有自性、没有永恒，“变幻和幸福是互相排斥的”，现象世界是无本真、无幸福可言的，“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个错误”，我们这个世界不该存在，只有摆脱这个“生成”(Becoming)的世界而去与“存在”(Being)的世界合一，才能通向幸福之路。因此，厌弃“生成”、怀疑“变化”、蔑视现世的结果便是对“存在”的信仰、对真实世界的信仰。这种厌世的心理完全出自于那些非生产性的、受动的、对生活感到厌倦的种类，他们不想在这个世界中发现真实的意义，他们也不想创造一个应当存在的世界，“他们设定这样的世界已经有了”，“他们虚构一个符合我们愿望的世界”。而比这种种类还要贫乏一等的人则是“虚无主义者，他们彻底否定了这个世界的意义，尼采的结论是：“凡不能把自己的意志植入事物的人，凡无意志和力量的人，也绝不会让事物具有意义，因为他不相信事物中有什么意义。”451

　　厌世必然招致“遁世”也同时招致“谤世”。对“另一个世界”的幻想乃是出自于“对一个制造痛苦世界的仇恨”，谴责、诽谤、诬蔑这个“世界”，乃是出自一种本能，出自颓废者的怨恨心理：“‘上帝’的概念包含着一切有害的、有毒的、诽谤性的东西，它把生命的一切不共戴天的仇敌纳入一个可怕的统一体!‘彼岸’的概念，‘真实世界’的概念，是发明来诋毁这唯一存在的世界的……”452真实世界的思想乃是用一种“彼岸更好的生活”向生命“复仇”，是对我们所在世界的“巨大置疑和贬值”，是迄今为止我们对生命的“最危险的谋杀”。

　　再看其二。

　　真实世界得以建立也有赖于某种思维机制的运作。　　

　　首先是理性对感性的“扼杀”。原初印象的世界乃是感性的世界，它显示出生成、流逝、变化，感官从不说谎。然而，为了“传达”，为了“交流”，事物必须变得可以精确地加以表述，为此就必须“按照一定范畴编排现象”，概念、类、形式、目的、法则等等的都是“为我们准备一个使我们的生存成为可能的世界”，理性通过图式化的概念之网，试图捕捉住生成不已，变动不居的感性世界，“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都是东拼西凑的、简化的、模式化的、解释过的”453，感官从不说谎、从不欺骗我们，“只是在我们对它们的证据进行加工时，才在其中塞进了谎言，例如统一的谎言，物性、实体、持续的谎言……‘理性’是我们篡改感官证据的根源。”454

　　然而，哲学家们“混淆始末”，将虚构出来的存在世界说成是真实的世界，而将流动不居的感官世界说成是假象世界。殊不知任何理性的模式化理解，都只是分类和命名，都只是删繁就简，而根本未触及到事物本身。至于事物究竟是什么，“这只能由它们旁边的判断主体来确定”，455一切所谓的理性认识都是根据判断主体所制定的“某个标准”进行度量的过程，没有一个标准，也就不会有什么认识，自然规律说穿了也只是一堆“拟人关系”。“我们只能认识我们亲手造就的世界。”456　　

　　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真实世界”，不存在什么自在真理，一切都是“隐喻”。语言所命名的只是事物与人的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就必须进行双重的隐喻化。首先是来自“事物自身神秘的X”所产生的神经刺激转变成“视觉形象”，这是第一重隐喻，而“视觉形象”又在声音中被“摹写”，这是第二重隐喻，“每一次转变都是从一个世界毫无保留地跃置身于一个全新和不同的世界中”。457原来一切理性的范畴、概念、命题都早已是隐喻化了的，都是一些与原始实体相去十万八千里的隐喻，所谓真理也不过是“一群活动的隐喻、转喻和拟人法，也就是一大堆已经被诗意地和修辞地强化、转移和修饰的人类关系。它们在长时间使用后，对一个民族来说俨然已经成为固定的、信条化的和有约束力的。真理是我们已经忘掉其为幻想的幻想，是用旧了的耗尽了的感觉力量的隐喻……”458只有忘掉这一“原始隐喻世界”，人才能若无其事、不慌不忙地生活，并进而将原本是隐喻的隐喻当成“真实世界”本身。这个“真实世界”从此高跃于“原初印象世界”之上，因为它比当下知觉世界来得更稳定、更井然有秩、更人性化，因而也就成了一个“发号施令和必须服从的世界”。人们再很难认识到昆虫或鸟的知觉世界与人的知觉世界完全不同，而关于这些知觉世界中哪一个更正确的问题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人们再很难认识到，如果我们能与蚊虫“沟通”，我们就会看到，“它也带着同样的庄严飞过空中”，也同样觉得自己是“宇宙的飞行着的中心”；人们再很难认识到“在植物眼里，整个世界就是一株植物”。459　　

　　总之，在“真实世界”的建构的背后，既有遁世的心理学的诱惑，也有理性化、拟人化的思维的虚构，真实世界实无真实可言。“真实世界”既不是“另一个”，也不是“彼岸”，它的根子就在于一直受它贬抑的“假象世界”“表面世界”“现象世界”。究极而言，这一切最终都出自于权力意志的透视与投射，由于权力意志的透视与投射，而造成种种不同之外观，概言之有二，一是“理性的白昼”，此乃逻辑化、模式化了的科学世界，藉此我们占有、控制生生不已的大化世界以求得生存；一是艺术与道德的“光环”，此乃拟人化、目的化了的审美世界，藉此我们在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浩翰无垠的生成中求得安全感、目的感、有意义感。“这是权力意志的世界——此外一切皆无!”460因此．＋＋由“真实世界”追溯至“原初印象世界”，由“存在”追溯到“生成”，解构其背后隐匿的心理与思维的投射机制，重估其底下蕴藏的价值类型，便成了尼采真实世界谱系学的一大任务。

　　尼采对真实世界的解构昭示了后来哲学的发展。

　　尼采对真实世界的心理学解构直接预示了弗洛伊德主义的出现。有了尼采的指引，弗洛伊德完全有理由对道德世界、宗教世界、科学与艺术世界采取自然主义的立场，这一切所谓文化世界的根子并不在于其自身，它的背后乃是本能世界，尼采对“真实世界”背后的怨恨心理、厌世本能的解构在弗洛伊德那里转化成对道德、“超我”背后攻击本能反向作用的解构，尼采对真实世界得以产生的遁世诱惑的揭示在弗洛伊德那里转化成对隐匿在科学、艺术活动底下的力比多的升华机制的分析……　　

　　尼采对真实世界的理性化的解构则预示了胡塞尔“生活世界”观的出现。胡塞尔现象学认为，科学建构的世界乃是基于对自然的数学化、理念化的处理，通过理念化方法将真实的前科学的直观世界套进了观念范畴之网络中，从而克服其主观性、相对性以获得客观性、普遍性之品格。因此，究其老底，科学世界无非是“套在当下直观与经验世界即生活世界身上的观念之衣”，因为“科学的每一成果都在这一当下经验及其相应世界中拥有其意义之根基并都指溯到它”，然而，“通过这一观念之衣，我们却将实际上是方法的东西当成了真实的存在(true Being)” 461，并进而依照这件套在生活世界身上的观念之衣来解释我们的经验世界。科学主义的这种“混淆始末”把戏在尼采《偶像的黄昏》一书之《哲学中的“理性”》一节中早已被戳穿过：哲学家的一个特性就是“混淆始末”，“他们把最后到来的东西设置为‘最高的概念’……最后的、最稀薄的、最空洞的东西设定为最初的东西……”462 ；尼采大力呼吁的“历史感”也不期而然地得到了胡塞尔的响应：由科学世界向原始的生活世界的回溯，不是简单地接受当下给出的经验世界，而是要对种种观念化建构的世界加以“解构”“拆卸”“剥脱”，“追溯早已贮藏于其中的历史性而直至其源头”，正是这一历史性中，所谓自在存在的可以加客观确定的世界的意义才在原始经验与直观的基础上得以自然增殖；至于尼采对“生成”世界与“存在”世界的颠倒也同样在胡塞尔所倡导的“知识型”(epistēmē)与“信念型”(doxa)的颠倒中见到踪影：科学与逻辑学的知识乃是精确的、客观的“知识型”，而生活世界之前谓词的经验(prepredicative experience)乃是非精确的，尚未得到物理数学化地观念化处理的“信念型”“意见型”，然而这一信念型、意见型之领域其地位绝不低于“知识型”“认识型”之领域，恰恰相反，“被动的信念(passive doxa)之领域、对存在的被动信仰之领域，不仅为每一个具体的认识活动，每一种认识取向以及所有实存者的判断提供了信念之根基，它也为每一个具体的价值判断、为加诸存在者之上的所有实践活动提供了信念之根基，因而，它是我们所谓的‘经验’以及该术语具体意义上的‘拥有经验’的一切事物的根基”。463就此而言，“意见型”“信念性”要比“知识型”“认识型”具有更原始的自我明证性，这又使我们再一次想到尼采：“凡是远离我们意识的因而变得晦暗的东西，可能恰恰是十分明晰的东西。”464我们当然也有理由将胡塞尔的意义“解构”(detruction)与尼采的价值重估相提并论：在胡塞尔那里，意义的解构意味着从被奠基的经验向前谓词的经验的回溯，意味着使所有符号化失去作用，在尼采那里，价值重估意味着由种种缠绕在“真实世界”身上的价值观念回溯至“生成世界”的源头上。更令人回味的是，尼采意义的“谱系学”也不时出现在胡塞尔后期的文献中，他的《经验与判断》的副标题即是《逻辑的谱系学研究》。令人不解的是，在胡塞尔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几乎见不到尼采的名字，他十分肯定地断言，生活世界一直被遗忘了，“没有人意识到这类根本问题”。这不免给人以轻率之感，唯一的解释是，尼采被胡塞尔遗忘了。　　

　　尼采对真实世界的理性化解构的现代效应也充分体现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一书的基本本体论中。海德格尔著名的“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其滥殇当溯至尼采“生成”与“存在”的区分。而在海德格尔以“于世之中的存在”(Being-inthe-world)打破传统主一客对立的认识论模式中。也多少可以窥出几分尼采的影子来：在世界之中存在，不是两件现成物事的空间关系比如手表在手表盒之中，Dasein之在世中之“在”乃是居住、逗留、生产、探查、询问、规划、利用、放弃、消费、谈论……乃是“烦”于世中。世界之为世界恰恰是在Dasein烦于世中的筹划活动中得以呈现出来，世界中的物事亦在此筹划活动中被领会为诸如桌子、椅子、桥梁等等用具，在人们进行专题化的认知活动之前，就已有此前认识的筹划领会发生了。Dasein只要存在就得有所筹划与领会，就有“真理”发生，Dasein乃是“存在”的澄明。Dasein的这种烦于世中的筹划活动在性质上与尼采权力意志的透视活动亦无本质的不同，在海德格尔那里，世界乃是在Dasein筹划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因缘总体，在尼采那里世界则是权力意志透视所造成的外观，前者是由领会、语言勾连起来的“为了……”结构整体，后者则是依价值加以整理、简化的外观世界……

　　另外，尼采对生成世界与存在世界的颠倒，也开了现代哲学由实体化思维方式向功能化思维方式(过程思维方式)转变的先河。在尼采之前，哲学家们总要习惯地发问人是什么、物是什么、世界是什么诸如此类的什么问题，然后便忙于用各种各样的范畴去界定这种种的“什么，这些范畴也就成了“什么”的本质。而在尼采之后，传统的发问方式被取代了，人们不再热衷于问人是什么、物是什么、世界是什么之类的“什么”问题了，代之而来的问法是人如何是、物如何是、世界如何是之类的“如何”问题。本质的“什么”被解构为过程、关系的“如何”，人是什么取决于如何生存，物是什么取决于物如何呈现在人的生活世界中。于是，“什么”没有什么本质了，或者说“什么”的本质就在于它们如何中，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其他种类的反本质主义都是沿着这条线路走下来的。

　　有了哲学，就有了建构“真实世界”的冲动；有了尼采，任何真实世界的建构都必须经受住尼采的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