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展德鲁克主义的管理学

伴随着德鲁克的逝世,自立门户的管理学经验主义学派已不复存在了。但我坚信,仍然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德鲁克精神和德鲁克传统,这一精神和传统将会继续为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德鲁克所开启的道路将会一直走下去,内涵丰富的德鲁克管理思想和方法论,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有待我们这些后来者在构建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学中加以充分的利用;由德鲁克思想发展出来的德鲁克主义将成为构建管理学知识体系的一股重要力量,其思想方法和理论洞见仍将在知识经济时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德鲁克主义的活力,在于它的历史语境性和灵活性,在于它的革命性和批判精神,而非机械地照搬德鲁克的经典著作。真正的德鲁克主义者总是根据变化了的世界,按照德鲁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提出新的理论洞见,从而发展德鲁克主义,不断地对德鲁克的经典文本做出富有启发性的阐释。

我认为,德鲁克在中国和西方世界出现以及产生的影响,最重要的动因在于管理学之外。这种动因就是我们称之为德鲁克主义的“社会拯救理念”(social salvation idea)。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感到德鲁克应该具有超乎其他同时代的管理学家,甚至超过管理思想史上几乎所有管理学家的影响与地位。那些将管理学作为促进社会变革事业之助力的新型知识分子们,在进入管理学领域时自然而然地以德鲁克主义为最高的管理学理想,他们的研究方向正循此方向而行。德鲁克主义至少对今天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人,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德鲁克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影响,更应该看成是德鲁克主义对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影响。不仅在管理学领域如此,这一影响还超出了管理学,波及整个社会科学界。

事实上,德鲁克的管理学理念和研究方法,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管理学、特别是对现代管理学的发展乃至后现代管理学的建构,发生了普遍而持久的影响。德鲁克的管理学理念和研究方法是建基于理性自觉之上的。德鲁克经过思考确立了自己的管理学理念,选择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德鲁克的管理学赞美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勇敢精神,崇尚效率、人性、适度的行为原则,效率与人性是德鲁克管理学的思想精髓,德鲁克力图在组织及其管理领域创造和维持一种效率与人性的关系。这对于今天对于追求强烈刺激和极端体验的后现代管理学来说,德鲁克管理学理念和思想精神不失是一种校正和平衡的力量。

理解和解释像德鲁克这样的思想家或德鲁克思想现象,实际上是在理解和解释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自身,是在借助于这一理解和解释在想象中建构我们自己的管理学认同和批评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有关德鲁克管理思想研究这样的课题一直承担着批判古典管理学、建构现代管理学或进行现代管理学启蒙的任务,而德鲁克研究者们也是自觉自愿地通过理解和解释德鲁克来表达他们对现代管理学的认同。从20世纪90年代起,德鲁克研究者们在探索和解读后现代管理学的同时,更加注意自己研究工作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批判,寻找新的理解和解释框架的努力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终止。

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研究,一方面要以德鲁克的著述和其他学者对德鲁克的评价为依据,勾画特定的组织及其管理现象出现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理清德鲁克的思想脉络,重构德鲁克的思想逻辑,并以历史的眼光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价。

对于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研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认知范式,学术研究的深入在于深刻地了解我们所运用的认知范式或解释框架的有效性,进而对德鲁克管理思想加以突破。我高兴地看到,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管理学界,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并将一直会成为德鲁克研究的主流趋势。

在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研究中,有关研究方法的发掘和评价,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对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研究(含比较研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对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与德鲁克管理学不同知识体系的同一性假设(identity hypothesis)。美国著名管理学教授哈罗德·孔茨关于“管理理论的丛林”的划分,实质上是运用知识考古学方法对管理学家群落的划分,传统的德鲁克管理思想研究就属于这种研究方法。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它仅仅提供给我们的是共时性(synchronicity)、横向的、静态的分析,其方法是突出知识共同体成员在知识与思想上的共性。侧重于以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以及主流范式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来把握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理论结构。

问题在于,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研究几乎大面积的都是这种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在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参照下的德鲁克研究变成了以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为参照标准的研究。以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中的某种学说或某种方法为思想标准和知识标准,前提性地对德鲁克管理学作了选择、引申、阐释等“结构性整容”,而后纵横捭阖,大加铺扬,写成“德鲁克管理学”或“德鲁克管理思想”。这样阐释出来的意义“总是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的意义”。我们很容易看到:(1)这样的研究于德鲁克管理学的知识题域只增加了例证,而不增加新知;(2)它掩盖或抹杀了德鲁克管理学与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之间两种思想体系的结构性差异;(3)它独断性地假定了作为历史形态的某些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的“理论”(theory)和“学”(-logy)的知识样式为超历史、超文化传统的普遍性知识样式。

我认为,管理学家群落的划分不能替代知识谱系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和“知识谱系学”(The genealogy of knowledge)68方法,运用于对德鲁克管理思想研究的原则、方法以及历史分期的探索。知识谱系学方法强调深入德鲁克的内部,梳理德鲁克不同时期所接受的不同思想来源以及这些思想在他一生中的重组和变化。知识谱系学研究的是德鲁克话语系列(discourse series)的形成过程,德鲁克各种话语的特殊规范以及话语出现、发展、变化的条件。因此,知识谱系学方法是共时性与历时性(synchronicity and diachronicity)相结合的动态分析法。知识谱系学方法侧重于以德鲁克管理思想形成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规律为基础,把握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理论结构和变化规律。知识谱系学方法应该被看成是一种把德鲁克管理思想从“知识考古学”压制中解放出来的努力,知识谱系学让德鲁克管理思想能够对抗理论的、统一的、形式的和科学的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的话语威胁。

德鲁克思想形态的发生、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激发,常常是在一个孕育性的历史时刻完成的。对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寻绎和重建,必须借助于对德鲁克思想进行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深度分析的文章,以此闪现能够“暴露”不易为人们察觉的、历史潜流中的智慧。那种综述性的德鲁克研究,往往可以浮现德鲁克主义的理论在学术传统中的内部成长。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德鲁克著作风格独特,许多学院派的管理学者很难理解和接受。虽然喜欢德鲁克的人不少,但有关德鲁克理论的研究文献却不多见,更遑论高水平的德鲁克研究。这使我明白了国内外有关德鲁克研究还是一个空白,要研究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必须付出超常的努力与代价。我感到,即使是西方学者,要评价德鲁克也相当不容易,更何况是一个中国的学者。

我认为,优秀的德鲁克研究者应当具有对德鲁克管理思想执着追求的热情,那是一种超越了自我和对处境关注的一种更广大的学术情怀,也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的一种精神救赎,是一种脱离了小我的自由境界,是学术创造的一种乌托邦。一个真正的德鲁克主义者和德鲁克研究者,应当是这个时代的守望者,会在自己的话语行为和实践行为中去窥见德鲁克思想的真理光辉,以此闪现并“揭示”不易为人们察觉的德鲁克著述中的智慧。

可以这样说,优秀的德鲁克研究者就像一个深海的潜水员,这样的研究者潜入德鲁克著述的海洋中,为的是从几百万排列整齐的印刷体文字中,发现德鲁克未曾言明的意图,以及德鲁克的哲学思路、德鲁克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隐蔽关系、德鲁克处理问题时依据的学理、德鲁克表述观点时使用的逻辑、德鲁克的文字技巧和德鲁克对实践案例材料的掌握程度等。阅读德鲁克的著述犹如潜水,潜水员的体悟力,决定了他能潜到何种深度,探掘多少奇珍异宝。

优秀的德鲁克研究者应当在气质上是冷静的,思维上是客观的,脸谱是谦和的,眼光是犀利和独到的,语言是节奏感强、风趣、诙谐和幽默的,善于从庄重中发现风趣,从平滑处发现皱褶,从庄严里发现讽刺,从华丽中发现冷峻尖锐,从严谨中发现滑稽可笑,从平淡中发现锋芒与深刻,从磅礴中发现细腻与深沉,从情理中发现出人意料,从讥讽中发现自嘲的苦涩,从平铺直叙中发现智慧的光芒,从调皮诙谐幽默的语言中发现隐藏在背后的深刻思考。

这样的研究者应当是博闻强识、涉猎甚广的学者。对历史上发生的有关组织及其管理案例和德鲁克的各种理论,尤能穷其源流,考其脉络,并以独特之眼光,加以辨析与评判。这样的研究者可以帮助我们求根溯源,使我们能挖掘出德鲁克管理思想更为深刻的精神资源,以求探得德鲁克的心路历程。

当然,这样的研究者需要反复钻研德鲁克的著述,分析德鲁克每一个概念产生的背景,透过德鲁克的每一句话探索德鲁克的性格、人品和情趣,理解德鲁克的思想感情,自然也不会放过字里行间中德鲁克思想火花的闪现。如果能够在文体上随手拈来,涉笔成趣,行文恣肆,用笔酣畅,反复驳难,舒卷从容,委婉跌宕,淋漓尽致,于清峻中寓朴茂,于简约中见恣放,于雄辩中显俏皮,于风平浪静中现动感和韵律,令人百读不厌,回味无穷;论点异常致密、严谨,论证过程层峦叠嶂,起伏跌宕,峰回路转,变幻生色,既能大中有小,又能小中见大;既能够引人深思,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又能够提纲挈领、把复杂事情简化之,有如望远镜之两端,既能辨其细微,又能总揽全局,那就更妙了。如果德鲁克研究者还带一点适度的德鲁克式的冷幽默69——那种淡淡的、在不经意间自然流露的幽默,让人发愣、不解、深思、顿悟、最后忍俊不禁发出酣畅大笑的幽默,让人回味无穷、拍案叫绝的幽默,那就更令人喜爱了。

这样的研究者其实是一个好潜水员,他可以用多义的时、空殊相构成的概念图式促使我们进行概念整合,帮助我们在阅读中一再体会到德鲁克管理思想意蕴的复杂与深邃。这样的概念整合会让我们在阅读中不断地从一个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向另一概念域跨越,从而谨于率尔操觚,不会对德鲁克管理思想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在历史境遇面前,我并没有随意编制德鲁克思想的自由和权力。而是希望我的研究,能够凸现解读德鲁克管理思想或德鲁克主义的看不见手的过程,以反映我们重建现代管理学知识谱系的过程。我希望借此呈现德鲁克的神韵与风采,捕捉并传达一代管理学宗师难以想象的那种神髓、韵味与感觉。对于所谓德鲁克管理思想的追寻,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中考察管理学知识与每一个知识的接受,这正是我们试图建立的一种德鲁克主义意义上的管理学。按照德鲁克的说法,组织及其管理的实践进程影响管理思想的进程,而实践进程在本质上渗透到了观察问题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