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应”，是指反应(reaction)、影响(influence)、权变(contingency)等。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Book of Changes)的英文名字就可以直译为“变化之魂”。因此，《易经》中处处强调的都是变化、权变。《易经》通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变化，揭示出“权宜、权变”的智慧与价值观。

《易经》自古就有“变经”的说法，但变与不变却又是联系在一起的。《系辞》中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说明了《易经》中一个重要的辩证法则：“通变致久”。事物有变就有常，有常就有变。《易经》就在这种“变动不居”中显示了“恒常通久”的不变法则，又在这种“恒常通久”中表现了“唯变所适”的可变规律。

要把握《易经》的“恒常通久”和“唯变所适”的思想或规律，必须做到：

（1）“道变”，即洞察大势，“道”就是不可违背的规律。企业家要对当前天下大势明察秋毫，无论治国还是经商，都折射出了“道”的智慧。

（2）“虑变”，即心里要有个大主意。企业家要计谋深远，明察全局，善于拿大主意。

（3）“观变”，即先做旁观者，不主动攻击别人，但一旦有油水，决不放过。

（4）“知变”，即不为一时得失所动。企业家的重要素质就是能明辨大局，调整策略，适应新情况，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这就需要企业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察人、察势，保持事业的正确方向。

（5）“识变”，即沉着灵活寻找转机。企业家如果要做到机变，首先要具备的素质是机动灵活，心明眼亮，不能呆板迟钝。临到机会时，聚精会神，才能出巧思妙算。

（6）“察变”，即本变知变才是真豪杰。古往今来，能成大事的人无不善变。

（7）“远变”，即发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在中国人的传统智慧中，往往把“应”称为经权观，强调处理事物要“执经达权”。这里的“经”可以看成是一种基本的规则，“权”则是一种随机应变的技巧。

经权观是儒家学说中的重要内容。《公羊传》明确提出很有思辨色彩的经、权范畴，并初步论述了二者关系：“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经”原义为织物的纵线，引申为常道、规范，即至当不移的道理、正常情况下的准则，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原则性。这里的“经”可以看成是一种基本的规则。“权”原义为秤捶，引申为权宜、权变，与“经”相对，指要善于衡量是非轻重，以因事制宜，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灵活性，这里所说的“权”则是一种随机应变的技巧。二者相结合，就是所谓“执经达权”。这里的“执”指“坚持、遵循”，“达”指“通达事理”。

经权观强调，决策者一方面要把握永恒不变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要因应瞬息万变的内外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中国人日常语言中的“彼一时，此一时也”4，强调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穷则变，变则通，通则明，明则久”5，强调主动变革、“通权达变”，以适应环境的需要；“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强调一切以条件为转移；“嫂溺，援之以手，权也”6，“舜不告而娶”7，强调在特殊情况下则可破例不避嫌疑。

儒家强调“应”“权”要与“时”“中”结合的思想。北宋张载提出了“顺变化、达时中”的积极主张。宋代大儒程颐不仅给“时中”下了多个定义，而且认为“权”即时中（“权”，权衡、因时制宜也），“欲知中庸，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

作为一种权变思想，中国企业家战略思维的执经达权实施起来有四条基本原则：适其时，取其中，得其宜，合其道。

一是“适其时”，是指要适应时间、地点、具体的条件，而不要生搬硬套，做事如果只坚守原则，不知通权达变，必招致失败。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三国里有一个失街亭的例子，就是只坚持了《孙子兵法》所强调的作战基本原则，拘囿书本教条，没有依据当时街亭之战的各种具体情况做出变通。

二是“取其中”，是指儒家“中庸”思想的原则。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是客观存在的道理，在管理中强调执经达权而取其中，就是既要坚持中正之道又要打破常规。

管理者如果懂得了这个道理，他也就懂得了“执中有权”的管理思想。

三是“得其宜”，宜是指恰当、合理的意思。儒家的合理就是符合“义”与“仁”之道，即为合理。但在孔子管理哲学里，“义”与“仁”也有权变，而不是教条的。

《庄子·盗跖》里“尾生抱柱”的故事，是说相传古代有一个叫尾生的人，他与自己的情人相约于某日某时在一座桥下见面。可到了那一天，河水暴涨，姑娘没有如约前来，而尾生信守诺言，抱住桥柱坚持、等待，结果被不断上涨的河水淹没而亡。

四是“合其道”，在儒家哲学用语中，“道”具有原则、规律、事理、学说、道德、价值观等多种含义。也就是说，道是天地间的至理，是一种意识形态，是顺其自然，顺势而为，尊重自然的一种规律。但不管对发生的问题如何处理，即使合其道，仍要知权变。

执经达权的管理思想就是要让人懂得管理是实践的活动，是不断地面临新问题。因此，我们在管理中，一方面要把握永恒不变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要懂得适时适宜地变通。所谓管理，就是要“管得合理”。适其时，取其中，得其宜，合其道，执经而达权，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管理方法论的精髓。

可以这样说，中国企业家战略思维的“执经达权”归纳起来有两个要点：一是强调事物的矛盾运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或程度，就注定要发生变化；二是强调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代同步发展，也即适变，通变，也就是“与时俱进”。

中国企业家战略思维的经权观要求“通权达变”，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来调整已有的手段和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这种经权观与西方管理学中的“权变理论”所强调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处置，随机应变有所不同，中国人的经权观关注的是战略层面的“执经达权”，更注重长远、变化和强调顺应时代潮流，是一种唯物论；而西方管理学中的“权变”，注重的是灵活处置，随机应变，是一种辩证法。因此，中国企业家战略思维注重的是将中国人唯物论的经权观与西方管理学中辩证法的“权变”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经权论。

《易经》是中国人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解决不确定性的典范——既然中国企业家不逃避，不拒绝不确定性，中国企业家就得学会如何处理这漫无边际、毫无头绪的不确定性，学会如何与之打交道，学会如何生存。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人生智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企业家的这种全方位关系思维说明，我们应当从系统各要素之间多层次、多方位的复杂联系中去把握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协调性，要重视企业家们的经验中存在着意志因果关系。

罗珉，现任西南财经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专著有：《涉外企业管理》《资本运作——模式、案例与分析》《现代管理学》《资本运作案例精选》《资本运作——理论模式与实践操作》《管理理论的新发展》《管理学范式理论研究》《组织管理学》《现代管理学(第二版)》《后现代管理理论探析》《管理学范式理论的发展》《组织新论：网络经济条件下的组织管理新范式》《管理学前沿理论研究》等。

其中，《资本运作——模式、案例与分析》获2001年度四川省优秀图书奖；

《管理学范式理论研究》获2003-2004年度刘诗白经济学奖和2004年度四川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

《后现代管理理论探析》获2004-2005年度刘诗白经济学奖一等奖和2004-2005年度四川省优秀图书奖。

参编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现代企业制度论》一书获中共中央宣传部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