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师梁漱溟先生在讲述中国文化的弱点以及如何弥补这些弱点时，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相比存在4个方面的问题：1、缺少公德意识；2、缺少纪律性；3、缺少组织能力；4、讲人情而轻法制。这4个方面的缺陷恰恰是当代工业化社会所必须的，是中国不能够组织起来快速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关键障碍。梁先生进一步讲，中国文化存在上述四个方面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缺少组织化生活体验，而欧洲人经过近千年贯穿中世纪的绵延不断的战争，组织化生存的意识已经深入骨髓，组织素质极为强大，所以进入工业社会更为容易。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先生在其著作《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一再提到组织化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以前社会的最明显的特点，组织化生存能力是现代人必须拥有的最基本的素质和能力。德鲁克先生的观点从另外一个角度佐证了梁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缺陷认识的深刻性。

梁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弱点的分析还远不止于此，更让人兴奋的是梁先生对如何弥补中国传统文化弱点的看法。梁先生讲，弥补这种文化缺陷的方式不是要通过“文化”说教，而是要通过“武化”教育（军事训练和类军事训练），要通过“武化”的方式进行“文化”教育，更为通俗地讲是通过“武化”的方式让人获得组织化生活体验，从而训练人的公德意识、组织能力、纪律性和法制观念。

看到此，多年来被文化落地问题困扰的我有一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觉。近十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为企业总结理念，编写案例，起草制度，举办培训，一直力图通过“文化”的方式让企业文化有所改变，让企业文化能够落地，虽然有时候有一些成效，但做的过程中总有一种“拳头打在棉花上”的感觉。再看看中国企业中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文化建设，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宣传、宣贯、宣教、宣讲形式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但很少有企业能够在文化建设中取得显而易见的成效。大家似乎在文化建设的道路上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歧途。

梁先生用“武化”的方式训练“文化”的观点似乎点到了问题的关键，沿着这个思路思考下去，文化建设的另一条路径似乎更加明朗。

先看看中国企业的文化建设实践。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可圈可点的虽然不多，但也有一些与众不同，比如说华为、海尔、万科、联想等。对于这些企业进行文化建设的具体方法我不是特别清楚，但这些企业都有着一个统一的特征，即这些企业的创始人都是军人出身，也就是说，这些企业的企业家本人在创立企业之前都同样接受了来自军队的“武化”式的文化训练。同时，可以肯定地说，军队中的“武化”式的文化训练被这些企业家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了自己所建立的企业中，并成为这些企业日常管理的一种风格，这些可以从华为任正非诸如“让听得见炮火的人做决策”等军事化的管理语言以及万科王石的“企业要规范化运营”的口头禅中获得印证。

再在世界范围内看一看。美国的企业家当中，出身最多的不是哈佛商学院，而是西点军校。西点军校并不是专门讲商学、讲管理的，但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凭什么能够在企业管理上超越哈佛商学院？用梁先生的观点似乎可以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即西点军校以“武化”训练的方式给了他的学生最可贵的组织化生活体验，并在这种体验中训练和强化了学生的公德意识、纪律性、组织能力和法制观念，而这正是企业文化建设中最核心的文化素质，然后这些学生转业后又把这种西点军校的“武化”训练方式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自己建立的企业中。

再来看看被誉为上世纪后期全球经济奇迹的亚洲四小龙，除了香港以外，新加坡、台湾、韩国无不是全民兵役制的地区或国家。同为亚洲人，同受儒家文化几千年的熏陶，同样缺少组织纪律性，为什么这些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走的更为顺利？虽然有着地缘、政治等方面的解释，但有一点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全民兵役制，以及全民兵役制所带来的武化训练对于文化的改造和提升对于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长期被忽视，但却是实实在在一直起作用的因素。

依据此说进一步联想，建国初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快速工业化，和中国人民经历的长达半个世纪的三次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有很重要的关系。那时候的中国人在近半个世纪的战争中很多人获得了组织纪律性，再加上建国后的朝鲜战争、台海对抗等原因，群众性的练兵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持续的不间断的武化训练为中国同步进行着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具有组织纪律性的人力资源队伍，为经济的工业化提供了强大的文化动力。最近，电视里经常播出我国三线建设时期的电影和电视，我经常为那个时期人的国家意识、集体意识、组织纪律意识感到诧异。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国家干部为了国家利益自愿放弃城市、自愿放弃家庭而扎根深山大漠几十年，这种情况在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可理喻的，而在那时却是普遍的价值选择。建国初期国人的精神风貌与晚清时期国人的精神风貌几乎有了革命性的改变，短短半个世纪，是什么促成了这种改变？寻遍万千理由，战争磨练与军事训练是最能够让人信服的理由。

战争磨练和军事训练的文化改造作用不用再多讲，但问题是现代社会很难再有大规模、长期战争的机会，各个国家也都在纷纷裁军，寄希望于战争与军事改造国民文化似乎是一种荒谬的想法。但是，战争可以没有，军队可以裁减，战争环境和军事训练方式我们却可以在现实中进行模拟，于是在实践中有了企业式的军训，有了体育竞赛。而且，和欧洲中古时期相对单一的军事化组织训练相比，现代社会有了更多的组织纪律化选择，即体育。发源于雅典奥林匹亚山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已经成为现代人类最重要的体育赛事和最喜欢的文化盛事，而体育教育已经成为中国从小学到大学的必须内容。中国人之所以经过了近百年的现代化探索，至今仍然缺少组织纪律性，不是因为军事和体育训练手段的武化训练方式不行，而是，我们没有能够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投入更多的“武化”训练时间。

不但如此，那时候的教育思想也是先进的，德智体美劳，特别是体育被提到与德育、智育同等重要的水平。学校里，体育课程非常正规，企业以及其他类型的组织里，体育活动搞得如火如荼，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推行以来，经济效益被各类企业推到首位，学校看中知识智力教育，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试教育被推倒首位，与经济效益和考试成绩关联不大的企业文体活动和学校体育教育被逐渐冷落，甚至被停止，企业中的工会成为无事可干的部门，学校中的体育教师成为最不受重视的群体。更为可笑的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人们，也开始不约而同地贬低、嘲笑学校和组织中的文体活动，认为那是不关素质提升和文化建设的多余的娱乐活动，而德育教育变成枯燥乏味的教条，文化建设变成极为空洞的文字游戏。于是乎，学校中各种各样的德育教材层出不穷，企业中价值观、理念、企业精神漫天飞，这种势头到现在还在延续，而且仍然是主流。这无疑是一种可悲的倒退，其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很多学校张口闭口素质教育，但发现越来越难以让学生接受，很多企业热衷于企业文化建设，但却发现搞的教条越多，企业越没有文化。

值得庆幸的是，在大家都走向误区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成功的例外。

前一个阶段清华大学搞百年校庆，引起全民的关注。清华大学以理工科教育出名，学校汇聚了一大批世界级的理工方面的泰山北斗，这些几乎每个国人都能够看到。但是，清华大学除了理工科教育突出之外，还有一点也是非常突出的，但并不为人关注，那就是体育教育。游走在美丽的清华园，在到处可见的名人雕塑中，最多的是扬名中外的科学家，其次是国学大师，除此之外，还有一尊雕塑也非常引人注目，这就是在清华大操场旁的马约翰的雕像。和诸位科学大师、国学大师相比，马约翰的知名度显然和他们无法相比，很多人不知道马约翰是干什么的，更多的人甚至连马约翰这个土不土、洋不洋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马约翰何以能够和这些名扬世界的科学大师、国学大师并肩屹立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马约翰是清华大学体育教育的创始人，也是清华大学体育教育传统的开启人，清华大学有一句清华人非常熟悉而外人不一定熟悉的校训，那就是：每天锻炼一小时，为国服务五十年。很多人知道清华人很聪明，但很多人不知道清华人很强壮，大部分人更不知道的是，清华人很有组织纪律性。个人认为，清华人之所以能够在各个领域取得非凡的成就，系统的科学教育固然重要，系统的体育教育以及系统持久的体育教育所养成的组织精神同等重要，这正是马约翰体育教育理论最为让人深思的观点，也是马约翰能够和科学大师、国学大师比肩的资本。用梁先生的理论讲，马约翰通过体育训练给清华大学赋予了一种正确的文化教育，从而使清华大学的教育在全国的高校都走向智育极端的时候始终保持着正确的方向。

列举这么多，无非是想强调这样一个道理，文化的建设目的是想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而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改变难以通过课堂教育、通过“文化”的方式来解决，而必须通过让人们获得足够的组织体验来解决，即通过军事训练和体育训练的“武化”方式来解决。军事训练和体育训练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样讲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军训或者体育运动不需要改变和提升，我只是强调这种方式是必须的，但具体如何在企业内或者学校内开展军事体育训练，我们需要专门的研究，需要探讨更为有效的、更容易让现代人接受的军事和体育训练方式。体育训练也不仅仅指狭义的体育，游戏也是广义的体育训练的一部分，也是文化建设的非常有效的方式，很多企业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经验，这些经验甚至已经被国外研究文化的专家所注意。比如，阿伦•肯尼迪在最新的企业文化著作中，已经开始关注游戏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并专门用一章的篇幅介绍一些企业的具体做法和实际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