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王司马越与王衍联合执政，共掌西晋洛阳政局的同时，为了保证洛阳朝局的安全，还操纵组成了另外一对“王与马”的政治合作，那就是琅邪王司马睿和琅邪王导在徐州的政治组合。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司马睿和王导的结合，绝非偶然，而是司马越和王衍的精心策划与安排。洛阳司马越与王衍的组合、徐州司马睿与王导的组合，都是后来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前奏。不过，在开始的时候，这两对王、马组合还是有区别的，洛阳司马越与王衍的政治组合中，司马越掌握实权；徐州司马睿与王导的组合中，王导则是主角。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司马睿和王导的政治组合中，司马睿当时只是一个“时人未之识”、默默无闻的一般宗室成员。王导就大不一样了，琅邪王氏早就成为海内著姓，根本就不需要借助结交琅邪王司马睿的关系提高家族声望，而司马睿当时除了一个“琅邪王”的封号外，基本上一无所有，所以说，在司马睿与王导的关系上，是司马睿有求于王导。历史的事实也说明，二人确实是这样一种关系，即在南渡长江以前，及渡江之后的所有行动，都是王导居中筹划和安排，司马睿只是一个被操纵的木偶或旗帜。由于这个原因，田余庆先生认为，当时王导和司马睿的关系，就像是当年吕不韦在邯郸发现秦国的子楚一样，王导发现了司马睿“奇货可居”。

永嘉元年（307）九月，琅邪王司马睿在王导等人的簇拥下南渡长江，来到建邺（即建康，今江苏南京），此为当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以司马氏为皇帝的晋室政治重心，从此开始南移。司马睿南渡长江，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忙决断，而是经过了很多人的反复谋划之后才做出的决定。据研究揭示，在南渡江左的决策过程中，王导、王旷（274—310？字世弘，琅邪临沂即今山东临沂人，王羲之的父亲）、王敦、裴妃（司马越的妃子）等人均曾参与其事，最后的决策，则出自东海王司马越和王衍，其中司马越又是最后的拍板者。在这个过程中，琅邪王司马睿始终处于被动听命的地位，没有参与什么谋划，更没有任何决断之权。《晋书》等文献典籍记载，说南渡是司马睿的决定，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为了给东晋的这位“开国之君”涂脂抹粉。

说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司马越为什么要让司马睿、王导等人南渡？其中原因，主要得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当中寻找。东海王司马越、王衍联合执政，共同经营危机四伏的西晋政局，所面临的形势比以前更加严峻。从内部讲，由司马越一手树立起来的晋怀帝司马炽，并不甘心情愿地充当他手中的傀儡，因此，君臣之间明争暗斗，内部的州郡征镇叛服无常，流民的暴动大有一浪高过一浪的趋势。从外部来看，除了匈奴刘渊、羯人石勒已成气候之外，其他少数民族也开始觊觎中原。所以说，内外交困的形势，使得司马越也深切地感觉到，只有洛阳一个战略点远远不够，洛阳随时都有不保的可能。

职此之故，为了确保洛阳一旦失守之后的政治地位，司马越、王衍自是不能不考虑抢占其他战略要地。307年九月，琅邪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的身份，和王导南渡建邺，就是司马越、王衍全盘军事政治战略部署下的一招棋。如果从王衍的私心来说，则是他为了琅邪王氏的门户考虑，因为他曾经说服司马越，分别让王敦、王澄二人出刺青、荆二州，临行前他对这两个弟弟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指洛阳），足以为三窟矣。”“三窟”之说，足证在司马越和王衍的政治军事部署中，王衍存有很大私心，他首先考虑的是家族之安危，而不是国家的前途命运。

琅邪王司马睿与王导南渡江左，如果从政治军事的战略态势来看，既可填补陈敏被消灭之后江左地区的真空，占领江南就能够从战略上保持与江淮、荆楚之间的呼应，与中原互成犄角之势，从而保障徐州老巢的安全。司马睿南渡，除了军事政治战略目的以外，还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司马越、王衍要在中原坚守，必须有充足的物资保证，然而中原地区久罹战火，经济早已弊端不堪，无法保证其维持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江南地区相对来说，所受战火的蹂躏要轻得多，所以，漕运江南的粮食以接济中原，就必然成为司马越与王衍的一个选择。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此之前，陈敏就曾向洛阳执政者提出建议，认为南方的粮食已经积聚几十年之久，如果不把这些粮食漕运到洛阳，不但白白腐烂了不说，中原地区的粮食供应也已经无力支撑。结果，陈敏就被派出到合肥，负责漕运江南粮草。后来陈敏能够打败石冰，控制江南，与他拥有充足的粮食供应是分不开的，因为有了粮草，就有了招募军队的保障。

还有一个问题，即司马睿、王导南渡建邺，是不是为了司马越和王衍等人准备南逃江左打前哨呢？种种迹象表明，并不是这样，司马越和王衍等人始终没有南逃的打算，他们的战略意图，只想死守“正朔所在”的中原，而从未考虑过偏安江左。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例证。此前不久，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周馥（？—约308，汝南安成即今河南汝南人）曾给洛阳朝廷上过一道奏章，建议徙都寿春（今安徽寿县）。综合考虑当时的形势，周馥的建议应该说不是全无道理，因为当时的洛阳时常遭到匈奴胡骑的搔扰，形势日趋朝不保夕。但是，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不仅拒绝了周馥的建议，而且联合司马睿，夹攻周馥，最终造成周馥败亡，被新蔡王司马确（？—310，字嗣安，新蔡武哀王司马腾庶子，310年死于石勒之手）所拘，忧愤而死。由此可见，司马越从来没有放弃洛阳的打算。

他的战略意图是：依托徐州，死守洛阳，而以游军同刘渊、石勒的军队周旋。所以，将司马睿、王导派往江南，只是为了支持“依托徐州、死守洛阳”的战略意图，至于他本人，则并未考虑南渡长江。

另外，还有一个例证，那就是后来东海王司马越病死军中，王衍率军奉灵柩而行，其前进方向只是东方的司马越封国东海，而从来没有向南渡过长江的迹象。这也说明，在司马越和王衍的全部战略安排中，江南只是作为战略的一个倚托点或支持点，而不是作为他们的最后栖身之地。

不过，历史常常表现出“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偶然性。东海王司马越和王衍的战略安排，不可谓不深谋远虑，但还是没有能够保住他们的性命。在胡骑的扫荡之下，洛阳没有守住，司马越抑郁而死，王衍与王公卿士也全部被石勒俘杀，他们倚托徐州、死守中原的战略意图全盘落空了。然而，他们安排司马睿、王导过江，却给他们在江南地区的独立经营提供了便利条件，并且最终在江南形成了一个“王与马，共天下”的新政权模式——东晋门阀政治因此而成立。